杭州G20峰会已经落下帷幕，会议所通过的系列重要成果（《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公报》以及附件《二十国集团创新增长蓝图》、《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 》和《二十国集团深化结构性改革议程》）既正面表明中国在制定和引领国际政治和经济议程方面的决心和能力，又反向表明了国际治理架构本身仍旧处于摸索阶段，相当倚重于大国或如G20主席国等核心力量的决心和努力。
在这一既有的国际格局背景下，我们不用惊讶于西方主导的国际舆论（包括智库）对杭州G20的反映：既有加拿大多伦多大学G20专题研究组的高度评价（“中国比此前任何峰会主办国所做的准备都更为细致、内容要求都更高”），也有漠视者、质疑者、冷嘲热讽者，更不乏借机无限放大峰会东道国种种所谓问题的一叶障目者。
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着眼，我们不妨以平常心对G20的功用且做某种审慎的判断。究其原因，除了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面临的种种政治和经济难题之外，可能更要从西方社会目前缺乏发展共识的角度去进一步挖掘，这也正是霍普金斯学会“世界经济和发展”研究项目资深研究员、G20专家布莱德福特（Colin I.Bradford）在观察杭州G20峰会后表达的观点：“发达国家虽然公众焦虑程度最深，却似乎无意拥有着眼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共同远见。”
比如我们发现，美国虽然与中国同时在G20前夕批准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却也显然对于自己难以“一言堂”主宰的G20意兴阑珊，更多把注意力放在同时举行的众多以国际政治为议题的双边会谈上；欧盟对国际社会讨论难民问题、要求中国约束钢铁过剩产能、跨国企业的税收等关切自身利益的议题投入了主要兴趣；英国忙于向国际社会澄清脱欧后的自我定位，试图减轻各方的疑虑；法国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被反恐议题所占据；俄罗斯正处于与西方阵营的整体性地缘政治冲突中；而对于在中国主场举办的国际性活动，我们更不可能指望日本充当任何建设性的角色。
这一局面与目前这个失序的时代和世界所呼唤的领导力与执行力恰恰构成鲜明对比。然而是否除了作为轮值主席国和峰会主办国的中国之外，G20是否真有各说各话的非正式论坛即“清谈馆”之虞？
我们发现，我们尤其应该在G20的框架和平台中注意德国的角色和分量。这当然不仅仅因为德国是G20下任主席国、德国汉堡是2017年峰会的举办地等实在的技术性原因，也不仅因为德国政府和智库在杭州峰会前、会中和会后都发表了众多涉及峰会的意见，更因为德国可能与中国一样，属于G20成员之内对于G20的核心议题——全球经济治理——及其解决方案仍旧抱有兴趣与希望的为数不多的国家之一。
如果从中国的角度出发，我们不妨做出如下大胆表述：德国很可能拥有发达国家中与中国最为接近的发展观，这首先体现为一种由经济发展推动社会发展和政治发展的工具理性；而德国独特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也在2008年以来席卷美欧主要经济体的诸种金融、经济和社会危机中体现出实质性的抗危机和良性发展能力，这也无疑为中国的经济转型和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的制度性借鉴。
我们发现，德国从德国经验出发为欧洲经济开出的药方着眼于结构性改革和紧缩的财政政策，迥异于南欧国家奉行的刺激性财政政策以及美国和日本的宽松货币政策，而后两种被动的手段在当前的形势下看来无异于拖延危机和饮鸩止渴。“我认为中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把重点放在不同领域的结构性改革上又对又好”——这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杭州峰会议题设置的评价。
反之，中国把基于中国模式的“发展才是硬道理”作为成功的经验提供给国际社会，这才有了此次杭州峰会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的《二十国集团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行动计划》、《二十国集团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倡议》、“全球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联盟倡议”等成果，也前所未有地邀请了多个发展中国家与会。这也是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ISPI）称之为中国担任主席国期间为未来的G20留下的宝贵遗产，即“坚持提供全球公共产品，包括处理全球化进程中“输家”的（一国之内和跨国的）移民、贫困和不平等问题”。
“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均衡”正是德国政府G20官方新闻总结的题眼。不难想象，如果国际社会齐心协力解决非洲等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努力消除贫困”，“确保在此进程中不让任何一个人掉队”，是不是可以为解决这些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动荡、以及由此产生的冲击欧洲的难民潮提供更为本质性的解决方案？源源不断抵达境内的难民潮，是不是可以令德国为首的欧洲国家转换思维，直视难民问题产生的根源，对难民来源国家和地区放下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干涉性外交政策呢？
这一系列中德之间可能存在的交集背后，显然有着相近的经济经验的支撑，毕竟经济和民生才是重中之重的话题：中国和德国都是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获益者，中国和德国的经济表现也都相当依赖对外贸易和对外出口。简单说来，中德两国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与G20成立的初衷完全一致。德国《明镜在线》的经济专栏作家亨里克·穆勒教授（Henrik Müller）在G20期间的评论以“一旦全球化失败，德国也就失败”为题，便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但是，全球化目前无疑正经历着一股低潮、甚至逆潮，西方各国的民粹主义势力和贸易保护主义倾向均有所抬头，中国和德国都因为出口导向型经济、高额的外贸盈余而在国家层面上饱受攻击。
相近的理念，相近的经验，再加上相近的境遇：中国与德国在G20框架内从惺惺相惜到相互接近也就不令人惊讶了。中国在向世界经济和其他相关性问题开出中国药方的同时，显然也兼顾了德国的重点关切：应对难民和移民问题、气候和能源政策、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数字经济等等。
不难想见，在中国抓G20成果落实的同时，很多议题将延续至德国2016年12月1日起承担的主席国任期，成为2017年7月7、8两日汉堡峰会的核心内容。这种中国与德国G20工作重点的延续性，得到了德国负责组织G20智库工作（T20）的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IfW）和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DIE）所确认——前者的研究员罗尔夫·J.朗哈默尔（Rolf J.Langhammer）在2016年3月的智库联盟“全球问题解决委员会”框架内就此提交专题研究报告《中德G20可持续基础设施投资合作》，已经把中德基础设施投资合作提升到双赢、多赢、乃至理想的高度；后者在2016年8月的研究报告《修正欧盟发展共识：公平而可持续的全球公共产品政策新共识》中突出强调欧盟应该在发展政策方面加强与中国的合作。
其他国际智库也纷纷表达了对于中德在G20框架下合作的期待，比如澳大利亚智库Lowy国际政策研究所G20研究中心研究员汉娜·伍尔夫（Hannah Wurf）于2016年5月对中国的主席国任期进行中期盘点时就建议，中国和德国在担任主席国期间必须紧盯发展这一目标；比利时欧洲学院欧盟-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安娜·卡特琳娜·施塔尔博士（Dr.Anna Katharina Stahl）于2016年6月号在德国《外交杂志》撰文认为中德两国应该在G20议程设置和执行方面互相支持，以确保G20机制的成功；加拿大智库国际治理创新研究中心、德国波茨坦高等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R.安德里亚斯·克莱默（R.Andreas Kraemer）在2016年9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提出德国应该在G20框架内继续中国开始的可持续能源议程，将之纳入财政议程。
我们发现，无论议题如何，中德两国在G20框架内密切合作几乎是各方观察者的共识。面对这种期望——也是压力，中德两国看来必须携手对应超越双边的全球性经济和社会发展议题，为恢复世界的信心、构建全球经济治理框架发挥正能量了。
注：
本文获得同济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