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的初选阶段，迄今最引人注目、街谈巷议最多的莫过于“特朗普现象”。作为共和党内的反建制派人士，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利用选民对美国当前形势和政治精英的愤怒，在初选中异军突起，甚至可能赢得共和党候选人的提名。本次初选中另一个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况，是民主党内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对希拉里·克林顿构成了强劲挑战。这位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民主党人虽然无法如愿掀起一场“政治革命”，但却足以迫使希拉里做出重大让步。“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令美国国内外的众多观察者感到困惑不解，对其做出解释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当前美国国内政治和大选选情。本文在充分利用民调数据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特朗普和桑德斯的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选民基础，并对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产生的深层次原因进行了探讨。
特朗普的个人特性与其反共和党建制派立场
特朗普在这次大选中之所以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主要是因为他作为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经验和明确政治观念的人，居然能在共和党众多候选人的激烈角逐中，力压群雄而拔得头筹。
现年70岁的特朗普出生于一个富裕的商人家庭，继承了其父亲的地产公司。在历经四次破产之后，他仍能成为颇有名气的地产商和真人秀主持人。在政治方面，特朗普频繁改变立场。他曾于1987年注册为共和党人，1999年转变为无党派人士，2001年变为民主党人，2009年再次成为共和党人，两年后又退出，2012年再次回归共和党。特朗普曾以改革党的身份短暂参加过2000年总统初选，2015年6月他正式宣布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
特朗普完全没有执政经验，在政商两界都声名不佳，竞选之初几乎没有受到过认真对待。但宣布参加竞选后仅一个月，他的平均民调支持率就超过当时最被看好的小布什总统的弟弟杰布·布什（Jeb Bush）。除了2015年11月初被本·卡森（Ben Carson）短暂超过之外，特朗普的支持率一直大幅度领先于共和党其他参选人。然而直到当年年底，共和党建制派都对特朗普不以为意，认为他最终一定会被“理性的选民”所抛弃。在2016年2月1日艾奥瓦州初选时，特朗普未能如民调所预测的那样夺得第一，令共和党建制派松了一口气，以为他气数已尽。然而随后特朗普却一路领跑，在各州均获得巨大优势，迫使建制派最看好的杰布·布什和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先后退选。虽然特朗普被保守派主要刊物《国家利益》指责为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并且与保守派最重要的媒体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交恶，甚至受到上一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和现任众议院议长、共和党人保罗·瑞安（Paul Ryan）的公开指责，但他的选情始终没有受到明显的负面影响。特朗普屡屡打破美国政治传统，突破政治正确的原则，拉低政治斗争的下限，但选民似乎对这些并不在意。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在当前美国主流政治中属于异类。共和党精英阶层至今基本上仍坚持里根保守主义，即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和传统价值观的意识形态。而与建制派相比，共和党中的茶党分子更加保守和极端，其成员认为建制派的意识形态不够纯洁，对奥巴马政府妥协过多。自从2009年兴起以来，茶党已迫使共和党进一步右转。特朗普及其核心支持者虽然也自称为共和党人，但他们却不属于上述两个群体。
特朗普的意识形态非常混杂，与共和党正统观念大相径庭。他在经济和社会议题上相对温和，并不反对政府资助的医疗保险体系；他虽然支持减税，但宣称不会削减医疗保险和社会保障的支出；他反对堕胎，但同时认为“计划生育”（planned parenthood）项目让数百万女性受益；他支持经济民族主义，反对共和党长期坚持的自由贸易观念，要求废除美国签订的区域贸易协定，保护美国的就业机会不被其他国家夺走；他还攻击华尔街和大银行，说它们剥削了人民却几乎完全不缴税，因而他不愿放松对金融行业的管制。特朗普在宗教方面也顶多是假装虔诚，他曾背错圣经，而且不愿与选民分享他最喜欢的圣经诗篇。在外交政策上，特朗普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这与共和党建制派支持的海外干预政策背道而驰。特朗普最鲜明的主张体现在他对非法移民的态度上，他指责非法移民摧毁了美国，要求墨西哥出钱在美墨边境修筑一道隔离墙，还要求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而共和党建制派则由于担心失去少数族裔选票，在这个问题上持暧昧态度。
虽然特朗普的意识形态算不上十分保守，但他在许多单一议题上态度却非常极端。看似不可思议的是，在特朗普身上，温和的意识形态与极端的政策立场之间并不矛盾。事实上，正是坚持极端立场的特朗普的出现，才让那些政治上被忽略的选民获得了清晰的选择。
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中下层白人。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大致可分为三类：亲商业的保守分子、社会保守分子和亲政府的保守分子。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第三类，也有一部分来自另外两类。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初选出口民调为例，特朗普在这次初选中的总支持率是37%，但他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达到46%，在低收入选民中的支持率达到42%。此外，支持特朗普的选民往往秉持相对温和的意识形态，并将移民、经济和恐怖袭击视为最重要的议题，对美国的经济状况非常担忧，对联邦政府也更加愤怒，而且认为共和党精英背叛了他们，希望能有一个建制派之外的人当选为总统。
综合各方的调查，可以看出特朗普的典型支持者具有以下几种特征：年龄较大的白人男性，未受过大学教育，收入相对较低，排斥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意识形态上不很保守，不反对政府增加支出，政治上遭受忽视，对共和党精英充满抱怨，等等。这个群体其实就是白人蓝领阶层，或者说是所谓的“里根民主党人”。他们是文化上的右派和经济上的左派，依赖新政而疏远华尔街。与特朗普一样，他们的意识形态非常混杂甚至矛盾，但算不上十分保守。这个群体属于共和党选民中被边缘化的和沉默的群体，其人数在不断减少，在政治上也不很活跃，两党精英都对他们缺乏代表性，也很少对他们的要求做出回应。他们并不关心意识形态的正统性，却急切地想要表达自己的愤怒。这个群体还信奉威权主义，希望出现一个强人来保护他们，带他们走出困境。特朗普这一许诺“让美国再次强大起来”的共和党“异端”的出现，恰好给这个群体提供了一种选择。与特朗普不同的是，共和党内排在第二位的参选人泰德·克鲁兹（Ted Cruz）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第二类，也即茶党和虔诚的福音派教徒。
令人深思的是，特朗普现象并不是孤立的，特朗普在民主党中也有对应者桑德斯。作为民主党内的反建制派，桑德斯同样获得了民主党选民相当大的支持。
桑德斯的个人特性与其对希拉里的挑战
桑德斯是来自美国东北部佛蒙特州的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现年75岁。他年轻时曾积极参加和组织民权运动，并多次被捕。1970年代，他试图组织第三党竞选佛蒙特的州长和联邦参议员职位，但未获成功。1980年代他作为独立候选人，成功地当选为佛蒙特州最大城市伯宁顿市的市长，并多次连任。1991年桑德斯当选为联邦众议员，2006年当选为联邦参议员。担任议员期间，他一直以独立派自居，但通常加入民主党党团投票。2015年4月30日，他宣布将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不过直到当年11月他才正式加入民主党。
桑德斯的竞选最初并不被人看好，但其上升势头迅猛。由于他来自东北部偏僻的小州，又一直以独立派议员的身份活动，竞选初期大多数美国人都对他很不熟悉。在盖洛普2015年7月的一项民调中，只有44%的受访者能够对桑德斯做出评价，相比之下，89%的受访者能够对希拉里做出评价。即使在认同民主党的受访者中，也只有49%的人对桑德斯做出了评价。但随着初选的临近和展开，桑德斯在党内的支持率日益上升。2015年8月，桑德斯在民主党选民中的支持率仅为26%，而希拉里高达61%，但到2016年1月中旬时，桑德斯的支持率已经超过希拉里，到2月中旬已高达57%。从最早举行初选的几个州的结果，也可以看出桑德斯迅速上升的趋势。在2015年11月份的艾奥瓦州民调中，桑德斯仍落后希拉里20个百分点，但在2月1日的初选中，他仅以0.3%的普选票负于希拉里，随后在2月9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又以22%的领先优势大胜后者。不少观察者都因此担心希拉里的地位会遭到动摇甚至瓦解，但希拉里的“南部防火墙”战略后来被证明是可靠的，她在南部少数族裔比例较高的各州，都以巨大的优势胜过桑德斯。
然而，桑德斯在白人比例较高的北部各州却足以使希拉里疲于应战。他先后赢得了科罗拉多、明尼苏达、俄克拉荷马、佛蒙特、堪萨斯、内布拉斯加、缅因等州。桑德斯最惊人的胜利发生在2016年2月8日的密歇根州初选中。选举前，绝大多数民调数据都显示希拉里至少领先20个百分点，但最终的结果却是桑德斯以1.6%的普选票优势获胜。在3月15日的初选中，虽然桑德斯在北方几个州均遭失利，但与希拉里的差距都很小。不过，桑德斯获胜的州基本上人口都很少，而希拉里获胜的州往往人口众多。这样，截至3月15目，桑德斯所获得的已做出承诺的代表的票数已经比希拉里落后300多张。虽然桑德斯获得民主党提名已经基本无望，但与他竞选之初的情况和大多数人对他的预期相比，这样的结果已经是一个超乎寻常的胜利。
桑德斯的意识形态和政策偏好都非常独特，他一直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自居，希望将美国建设成瑞典、芬兰那样的北欧福利国家，因此他可以被视为民主党中的左翼。虽然美国主流社会厌恶社会主义，但桑德斯仍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初选。一名候选人以民主社会主义者的身份参加总统竞选，这在美国两大党总统竞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桑德斯还自称是犹太教徒，而且一般不积极参加有组织的宗教活动，他也因此开创了两大党历史上非基督徒首次赢得一州初选的记录。
桑德斯的行动和政策偏好体现了其民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他是支持2011年“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少数政治家之一。在2016年的竞选中，他声称自己的目的是要在美国掀起一场“政治革命”，并提出了一整套激进政策。他希望建立一套覆盖所有人的、由联邦政府单独支付的医疗保险体系，取消公立大学和学院的学费，拆解华尔街的大银行，加强对大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监管，对富人和企业大幅度增税，实施带薪产假，缩短非法移民的归化时间，对污染企业征收碳税，限制区域贸易协定，反对美国介入国际争端和参战，等等。
实际上，桑德斯的矛头主要是指向美国越来越严重的经济不平等。他认为贫富分化主要是华尔街金融势力以及被其收买的腐败政治精英所造成的。希拉里在竞选中以奥巴马的遗产保管人自居，而桑德斯却自诩为继承了奥巴马精神的反叛者。他直言民主党做错了许多事，还批评奥巴马在消除经济不平等方面做得不够。他试图通过积聚草根力量来增强民主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迫使民主党继续左转，从而推动彻底的政治变革。
桑德斯确实拥有大批坚定的草根支持者，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和中下层白人。年龄和种族是区分桑德斯和希拉里各自支持者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根据盖洛普对民主党认同者的调查，低于30岁的群体中有62%的人支持桑德斯，只有35%的人支持希拉里。高于这个年龄的人大多支持希拉里，而且年龄越大支持比例越高。另外，61%的白人是桑德斯的支持者，但只有36%的黑人和37%的拉美裔支持他。
各州的初选民调数据也突显了这两种因素。以CNN的密歇根州民主党初选出口民调为例，桑德斯获得了85%的30岁以下年轻选民的支持和56%的白人选民的支持，但他在45岁以上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37%，在非白人选民中的支持率只有34%。同时还可以发现，中下层白人更倾向于支持桑德斯，在未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中，桑德斯的支持率高达57%。桑德斯支持者的意识形态也较为极端，58%的自认为非常自由化的选民和72%的认为下任总统应当更自由化的选民都支持桑德斯。桑德斯的支持者也更加关注经济不平等问题，60%的将收入不平等视为最重要议题的选民、56%的认为其他国家夺走了美国就业机会的选民，以及58%的对美国经济非常担忧的选民都支持桑德斯。从这些民调数据可以看出，与希拉里相比，桑德斯的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其次是中下层白人，他们的意识形态更加自由化，也更加关注经济不平等。
桑德斯的竞选已经对美国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仅仅作为两大党总统竞选史上首位以民主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之人，桑德斯就创造了历史，使得社会主义这一在美国较为敏感的词在很大程度上“脱敏”了。美国没有社会主义被认为是“美国例外论”的一部分，至今多数美国人仍对社会主义心存怀疑和反感。然而，民主社会主义在美国年轻人中却越来越受欢迎。皮尤公司2011年的调查显示，60%的美国人仍对社会主义持负面评价，但年轻人和非常自由化的民主党人中的多数，已经对社会主义持正面评价。艾奥瓦州初选前夕的民调也显示，43%的可能投民主党票的选民自视为社会主义者。这一数字至少从一个方面解释了桑德斯在艾奥瓦州初选中逼平希拉里的原因。随着年轻人越来越涉足政治，桑德斯开创的新政治联盟未来还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桑德斯的直接影响是迫使希拉里和民主党建制派接受了其部分主张。截至3月15日，桑德斯只得到5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的支持，民主党参议员和州长没有一个表态支持他，这与希拉里得到的民主党建制派的支持相比，完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希拉里的竞选主张已经在桑德斯的压力下发生了明显变化，尤其是在经历新罕布什尔州和密歇根州的两次失败之后。希拉里与华尔街关系密切，因此她一直对大银行的问题讳莫如深，但新罕布什尔州初选后她不得不宣称：“没有哪家银行大到不能垮，也没有那个执行官强到不能进监狱。”为此，桑德斯称希拉里剽窃了他的话。希拉里在公立大学学费、全民医保和贸易保护等议题上也部分接受了桑德斯的观点。此外，桑德斯几乎完全依赖小额捐款的筹款模式甚至打破了2008年奥巴马的纪录。这不仅构成了对希拉里的巨大压力，而且是对越演越烈的金钱政治的强烈否定。奥巴马和民主党高层都承认桑德斯迄今对民主党的初选起了很大的动员作用，但他们也多次暗示桑德斯应尽快退出与希拉里的竞争，以便使后者能够尽快团结民主党以全力对付特朗普。很多专家也论证说，桑德斯的施政纲领在极化的政治环境和债台高筑的政府财政形势下是不可行的。但是，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特朗普与桑德斯的共性与差异
在从左到右的美国政治光谱上，桑德斯处于远左端，希拉里所代表的民主党建制派属于中间偏左的温和派，共和党建制派所代表的亲商业保守派迄今已经大幅度右转，克鲁兹所代表的茶党等社会保守派则处于最右端。而特朗普的位置则较难确定，他在大部分经济和社会议题上都是温和的保守派，只是在移民等少数议题上坚持极端保守的立场。虽然桑德斯和特朗普在意识形态上分属两个阵营，但实际上他们又存在不少相似之处。
图1 美国政治光谱示意图
注：就大部分经济与社会议题而言。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首先，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竞选都带有强烈的民粹主义色彩。民粹主义运动至少具有两个共同的核心特征：崇拜和直接诉诸人民，反对某些精英群体。但民粹主义者对人民的定义通常是摩尼教式的，他们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方法将所有人分为高尚的“人民”和某些邪恶的“他者”，后者可以是精英、统治者、华盛顿的小圈子、华尔街、大资本家、无良律师或外来移民等等。桑德斯和特朗普的竞选运动都具有这两种特征。桑德斯号召人民行动起来进行反对权势阶层特别是反对富人和大企业的政治革命，而特朗普则发动人民去驱逐非法移民、排斥少数族裔、阻挡穆斯林和攻击华尔街。两人都在制造“他者”，都试图让他们所认定的破坏美国的人付出代价。
桑德斯和特朗普及其各自的支持者都对华尔街、大企业和两党建制派表示不满甚至愤怒，但两人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桑德斯发动的实际上是一场“阶级斗争”，旨在将受害者的愤怒导向富人和大企业，而特朗普虽然实质上也聚焦于经济问题，但他却将主要矛头指向非法移民和少数族裔，在很多方面无视美国主流社会中早已形成的“政治正确”原则。他们的做法分别体现了左翼民粹主义和右翼民粹主义两种不同的政治传统。左翼民粹主义往往倾向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而右翼民粹主义则通常带有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的色彩。左右两种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历史上的危机时刻曾多次出现。19世纪前期，杰克逊民主运动就带有左翼民粹主义的色彩，其主要支持者包括北方工人阶层，他们反对政治和经济上的特权阶层。而当时的一无所知党则具有右翼民粹主义的特征，他们强烈地反对移民。19世纪后期的平民党运动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左翼民粹主义运动，主要是西部和南部的农场主反对大垄断企业和金融阶层。而20世纪前期的三K党运动则是典型的右翼民粹主义，他们强烈地排斥移民和少数族裔。最近几年兴起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也分属左右翼民粹主义运动。
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成功地利用了民众的焦虑情绪，但特朗普对焦虑政治的利用比桑德斯更甚，因为他还利用了白人蓝领阶层文化上的焦虑。这一阶层对自身数量和地位的下降感到恐惧，对快速的社会变迁改变他们的传统信仰感到困惑，对美国失去全球领导力感到愤怒。（27）这些文化或身份上的焦虑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和本土主义观念。桑德斯的民粹主义主要集中在经济议题上，在其他方面则继承了社会主义思想中的国际主义成分。
其次，两人的选民基础有一定的重合。虽然桑德斯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年轻人，但他也得到大量中下层白人的支持，而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主要是后者。他们的支持者还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白人比例非常高。虽然桑德斯并没有表现出种族主义色彩，但其“政治革命”的号召在少数族裔中没有得到明显的响应，因此他只能在北部白人比例高的各州对希拉里构成威胁。特朗普的支持者更是几乎清一色的白人。不过，两个支持者群体的意识形态具有明显的差别。桑德斯的支持者从整体上讲偏于极端自由化，而特朗普的支持者则属于温和的保守派。桑德斯的支持者对美国的现状和精英阶层不满，但还达不到愤怒的程度。他们认为奥巴马不够激进，面对共和党妥协太多，所以想要推动民主党进一步左转。他们与民主党建制派的主张属于相同的意识形态范畴，只是更加极端和激进。他们对民主党所起的作用类似于茶党对共和党所起的作用。
相比之下，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意识形态与共和党建制派或茶党有明显的差别。他们并不认同后两者信奉的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和传统价值的意识形态，也不关心共和党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而是对共和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感到愤怒。由于桑德斯的理念更容易被民主党建制派所吸收，这使得桑德斯在初选中获胜的可能性要低于特朗普。
再次，两者的竞选策略也有很多相似之处。桑德斯和特朗普都宣称反对金钱政治，并拒绝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支持。桑德斯主要依靠小额捐款，而特朗普则是使用自己的资金，两人也都坚持反建制派的态度。桑德斯不断批评民主党高层的错误，而特朗普则直接藐视建制派，两人也都没有获得建制派的支持。截至3月15日，桑德斯只得到5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的支持，连与他意识形态相近的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也一直对其持中立态度；而特朗普也只获得4名众议员、1名参议员和2名州长的支持，他在共和党高层中的支持度远不及卢比奥、布什，甚至克鲁兹。此外，虽然两人都希望尽可能吸引更广泛的选民，但他们依靠的主要还是各自的核心支持者。桑德斯的吸引力一直没有明显扩大到少数族裔中去，而特朗普至今也远未能将共和党选民团结起来。
最后，桑德斯和特朗普的政策偏好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支持经济上处于弱势、政治上不受关注的群体，如年轻人和蓝领工人。当前在美国，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是沉重的学费、大学贷款和就业压力，而蓝领工人面临的问题是就业机会的消失。两者都主张推行全民医保：桑德斯希望建立由联邦政府单独支付的医保体系，而特朗普则多次承诺将推出更好的方法来取代奥巴马的医保制度。要使两人的主张变成现实，就必须大幅度增加税收。桑德斯和特朗普都拒绝两党精英所拥护的自由贸易理论，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全球化和区域贸易协定。两人都认为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导致中国、日本等国夺走了美国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因而他们都攻击克林顿签订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和奥巴马签订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并要求实施贸易保护政策。在外交政策方面，两人都反对美国发动海外干涉行动，但桑德斯的外交思想主要基于和平主义，而特朗普则具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桑德斯和特朗普都不是典型的美国总统参选人，相反，他们更像是欧洲的左翼和右翼政客。
尽管桑德斯和特朗普之间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但两人之间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各自的支持者很难形成一个左右翼民粹主义者的政治联盟。在过去40余年里，美国精英阶层的政治极化日益严重，选民的意识形态与政党认同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强，结果导致了严重的政治分裂和政治僵局。意识形态相对温和的特朗普似乎能成为团结左右翼选民的可能人选，而且，虽然桑德斯及其支持者多次攻击特朗普，但其中一些人还有可能转投特朗普的票。然而，两人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决定了他们的支持者很难联合起来。《华尔街日报》的调查显示，只有6%的选民将同时考虑两人。根据皮尤公司的调查数据，只有4%的受访者认为两人都很好或伟大，只有15%的人对两者的评价都超过平均水平。77%的支持桑德斯的人认为特朗普很糟糕，60%认为特朗普好的人觉得桑德斯很糟糕。而且，特朗普迄今也只能获得一小部分共和党选民的支持，而且其主要支持群体白人蓝领阶层的人数比例还在不断下降。
“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出现的深层原因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活动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背后有一些共同的原因，其中包括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经济不平等的加剧、民主制度陷入困境，以及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等。具体如下。
第一，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明显衰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规模不断缩小。1971年，61%的美国成年人生活在中等收入家庭中。这一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里不断下降，到2015年已经减少到不足50%（统计数据为49%）。相反，低收入者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上升，从1971年的25%上升到2015年的29%。高收入阶层的比例也从1971年的14%上升到2015年的21%。在最近20多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2014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53657美元，明显低于1999年的57826美元，与1989年的53290美元相当。
蓝领阶层的衰落更加严重，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受过大学教育，而且集中在以制造业为主的第二产业中。由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和技术进步，美国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大量外迁或外包。即使奥巴马政府推行再工业化，美国的制造业也将更加依赖技术而非劳动力。在顶峰时期的1979年，美国制造业创造了2000万个工作岗位，到2015年，虽然在此期间美国总人口增加了近1亿，但制造业工作岗位只剩下1200万个，不到总就业岗位的9%。蓝领阶层不仅规模大幅度收缩，而且经济地位不断下降。在所有群体中，未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是过去几十年里经济地位变动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在高收入阶层中的比例明显下降，而在低收入者阶层中的比例持续上升。此外，30岁以下的年轻人也是主要的受害群体。在2010年以来的缓慢经济复苏中，增加的高薪职位主要被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所占据，相反，蓝领阶层却损失了7万个高薪职位，他们获得的新就业机会基本上都属于低收入等级。
经济地位的下降还伴随着精神状况的恶化。在过去20年里，美国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出现大幅度的上升，其主要原因是自杀、吸毒和酗酒等外部因素。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群中，说明经济地位的下降与精神状况的恶化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曾经对美国民主制充满乐观的弗朗西斯·福山，对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的逐步缩小做出过自己的解释。他认为，技术革新和全球化破坏了中产阶级的基础，使得发达社会中只有少数人能够获得中产阶级的地位。他也发现，美国人收入的中位数自197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实际收入增长的停滞和社会收入分配不平等，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越来越难以进入中产阶级的行列。从内部原因讲，由于美国不愿像欧洲福利国家那样进行收入再分配，技术创新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都被极少数最有能力的精英占有了，这导致美国不平等问题的加剧。在一个“智能机器的时代”，每一次伟大的技术进步都带来大量低技能工作的丧失，使得金融奇才和软件工程师能够拥有更多的国民财富。从外部原因讲，全球化导致原来由发达国家的老中产阶级做的工作，现在可以在其他国家以更低廉的价格完成。结果是，发达国家的总收入虽然提高了，但工作岗位却流失到了外国。
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的衰落使得他们在政治上变得愤怒和激进。“美国例外论”的核心信条是：美国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国家，中产阶级是美国民主制度的基石；美国是一个充满机会的国度，具有很强的社会与经济流动性，因此激进的政治运动在美国缺乏生存的土壤。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中产阶级的规模却在不断缩减，大量中产阶级成员跌入低收入阶层，而蓝领阶层的上升通道变得日益变窄。面对这些剧烈的社会变迁，作为“沉默的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变得更加激进，而在政治上被忽略的白人蓝领阶层也爆发了大反叛。美国中下层的反叛往往带有民粹主义的色彩，他们以美国社会主体自居，反抗来自上层和底层两个方向的挤压。桑德斯和特朗普为他们提供了左、右两种极端的民粹主义解决方案，将矛头指向富人、华尔街、金融阶层、非法移民及少数族裔等不同的对象。由于全球化、自由贸易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导致美国中产阶级和白人蓝领阶层衰落的重要原因，因此两人也竭力反对两党建制派的自由贸易、区域贸易协定等现行政策，要求将工作机会重新带回美国。
第二，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日益加剧。1970年代以来美国进入新镀金时代，经济不平等程度重攀历史高峰。衡量经济不平等最常用的一个指标是基尼系数。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1970年美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是0.353，之后几乎一路攀升，到2014年已经增加到0.48，远超过0.4的警戒线。美国的基尼系数在主要发达国家中也是最高的。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I））的数据，美国2012年的税前基尼系数高达0.513，税后为0.389。OECD的34个成员国中只有主权债务危机比较严重的爱尔兰、希腊和葡萄牙的税前基尼系数高于美国，其他国家都低于美国。若论税后基尼系数，所有OECD发达成员国的数据都比美国低，只有墨西哥和土耳其这两个发展中国家要高一些。与美国相比，欧洲的税收政策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效果要远为显著。
衡量经济不平等的另一个重要指标是最富裕阶层的收入和财富比重。在从1968年到2014年的46年时间里，美国最富裕的20%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增加了20%，而同一时期，最贫困的20%的家庭所占比重降低了26%，其他三个五等分组的家庭收入占居民总收入的比重也在下降，46年间分别下降了26%、19%和5%。法国著名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的作者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埃曼努埃尔·赛斯等人的研究表明，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最顶层的极少数人手中。1929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拥有的财富大约占美国家庭总财富的25%。这一比重在大萧条和新政之后不断下降，1978年达到最低点7.1%，但随后又迅速上升，到2012年高达22%，重新回到大萧条之前的水平。而在同一时期，美国中下层90%家庭所拥有财富占居民总财富比重的变化趋势，却完全相反。2012年，美国最富有的0.1%的家庭所占有的财富与中下层90%的家庭几乎相等。（39）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已经重回历史最高水平，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极少数最富有的人手里。
经济不平等对美国政治产生了严重影响。一般而言，政治精英对高收入和中等收入选民的回应性更强。共和党对高收入选民的回应性比民主党更强，两党对中等收入选民有相似回应性，而对低收入选民基本没有回应。在经济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共和党精英对高收入选民的回应性的增强幅度最大，而民主党精英对中等收入选民的回应性的增强幅度最大。因此，经济不平等实际上增强了富人对政治的影响力。无论是“占领华尔街运动”打出“99%反对1%”的口号，还是桑德斯将经济不平等作为最主要竞选议题，都不是没有缘由的。就连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特朗普，也不时发出抨击华尔街和金融阶层的言论，声称华尔街的金钱政治玷污了美国政治，对冲基金经理们的逃税行为损害了美国和中产阶级的利益。
第三，美国民主制度陷入了严重的困境。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的政治极化日益加剧。两党内部的意识形态同质性不断增强，两党间异质性不断增大，普通民众的政党认同越来越强烈。经济不平等是加剧政治极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日益加剧的政治极化并没有导致任何一党占据上风，相反，由于美国政治传统下的分权制衡机制，美国政治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对立和僵局。民主制度赖以存在的妥协与共识被福山所谓的“否决政治”所取代。
奥巴马执政的几年是20世纪以来美国政治极化最严重的时期。他大力推动的医改法案在参众两院遭到全体共和党议员的一致反对（除一位共和党参议员投票弃权外），但受到所有民主党参议员和绝大多数民主党众议员的支持。两党的长期对立造成民众对政府的严重不信任。根据美国全国选举调查的数据，1964年美国人对政府的信任指数高达61%，之后总体上呈下降趋势，到2012年仅为22%。统计数字表明，仅有20%的美国人在大多数时候信任政府，76%的美国人在某些时候信任政府。国会是两党斗争最激烈、最持久的地方，而美国人对国会的信任度尤其低下。1973年，尚有43%的美国人较为信任国会，但到2014年已经下降到惊人的7%。对政府和政客缺乏信任，无疑是代议制民主对某些群体缺乏代表性的重要表现，这为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提供了丰富的土壤。
特朗普所代表的白人蓝领阶层一直是共和党内的沉默群体，他们倾向于大政府的利益诉求被秉持小政府和自由市场理念的共和党建制派所忽略，因而他们急于发起一场共和党内的大反叛。在民主党阵营里，美国的年轻人曾在2008年热烈拥护奥巴马，但奥巴马并未兑现其在竞选中所许诺的政治变革，相反却越来越趋于妥协，在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上也做得非常有限。因此，在2016年的选举中，美国年轻人抛弃了奥巴马所支持的希拉里·克林顿，转而支持立场更左的桑德斯。特朗普和桑德斯都激烈地攻击两党的建制派。特朗普全然不理睬精英阶层早已建立起来的“政治正确”原则，也毫不顾忌共和党的正统原则，而桑德斯则大胆地突破了美国政治传统，直言不讳地宣传民主社会主义的主张。
需要说明的是，特朗普和桑德斯所领导的两种反叛在两党内的相对位置有明显差别。在过去40多年里，美国的政治极化并不是对称的。共和党的右转是美国政治极化的主要驱动力，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民主党的左转，这导致共和党变得极端保守。在奥巴马执政初期，美国曾发生茶党和占领华尔街两场民粹主义运动，后者可以说是2016年桑德斯竞选的预演，也是试图把美国政治推向更左一端的努力。但茶党运动与特朗普的竞选有很大差别。茶党运动迫使共和党进一步右转，结果导致共和党主流远离了其相对温和的保守派选民，这使得特朗普的竞选纲领在这部分人中具有很大的感召力。
简而言之，可以这样看，桑德斯的竞选迫使民主党进一步左转，这或许代表了民主党的未来趋向；而特朗普的竞选则试图使共和党回归温和的保守意识形态，但它可能只是共和党的异端。
第四，“特朗普现象”和“桑德斯现象”反映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的认知差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探讨过美国特性的问题，他认为，未来美国界定自己的特性可以有世界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和民族主义的三种方案。世界主义的方案要求世界给美国定形，美国人将更多地听命于国际权威，而非本国政府制定的规则；帝国主义的方案是由美国改造世界，这要求美国的力量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而民族主义的方案则是美国人重新发扬盎格鲁—新教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亨廷顿本人可能更倾向于最后一种方案。
按照亨廷顿的定义，目前美国两党的主流似乎更倾向于帝国主义的方案。虽然在程度上可能有所不同，但他们都认为美国的力量仍然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在必要时美国应当发动海外军事干预，推广美国的价值观，坚持自由贸易原则。特朗普反对两党在这方面的共识。他在对外政策上带有明显的孤立主义倾向，他以商人的眼光质疑美国的军事干预、海外驻军甚至维持北约的合理性。特朗普还以极端的方式捍卫美国的独特性，他要求用筑墙的方法来隔离墨西哥移民，并要求禁止穆斯林进入美国。他质疑奥巴马的出生地不在美国，并因克鲁兹出生于加拿大而断定他没有资格成为美国总统。他宣称美国成了一个堆积他人问题的垃圾场。特朗普还强烈地反对自由贸易和区域贸易协定，并要从中国、日本等国夺回美国人的工作机会。特朗普所宣称的“美国第一”原则或许更符合亨廷顿所说的民族主义方案。
桑德斯也试图打破当前对美国特性的主流认知，但他的方向与特朗普的完全相反。桑德斯也反对海外军事干预，但却是基于和平主义的。他同样反对区域贸易协定，但出发点却是认为全球化对弱势群体和人类发展造成了危害。他热烈赞扬北欧福利国家，希望美国建成北欧那样的福利制度。由此看来，桑德斯对美国身份的界定可能更符合亨廷顿的世界主义方案：他希望美国进一步融入国际社会，变得更像某些其他国家。
然而有一点很清楚，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桑德斯，都已经不再坚持美国力量在世界上无可匹敌、美国价值观普遍适用的帝国主义方案。这反映了美国国际地位和相对实力下降后，相当大一部分美国人对美国特性作了重新认识。
特朗普和桑德斯的竞选路线表明，他们两人及其支持者在面对美国当前存在的问题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但是，即使特朗普最终获得共和党的提名，桑德斯的“反叛”对希拉里构成巨大压力，也很难想象，他们的极端主张能够被美国的主流政治所接纳。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