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论
阶级阶层研究是社会学领域中经久不衰的命题，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马克思以生产资料占有状况为标准将社会分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冲突理论；[1]韦伯则强调生活机会的不同产生的阶层地位差异，他指出阶级的真正故土在经济制度里，身份群体的真正故土在社会制度里，政党的真正故土在权力领域里[2]。后来学者对马克思的一元分层论和韦伯的多元分层论进行了综合，吉登斯[3]指出阶级是在生产领域中形成的，阶级关系的直接结构化包括三个方面：在生产企业内部的劳动分工，企业内部的权威、权力关系以及“分配群体”（distributiving groupings）的影响；而阶级的间接结构化（structuraion）则依赖于阶级成员共享的消费和行为模式的程度。布迪厄通过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研究指出“消费者的社会等级对应于社会所认可的艺术等级，也对应于各种艺术内部的文类、学派、时期的等级。各种趣味（tastes）发挥着‘阶级’（class）的诸种标志的功能”[4]。以上研究给我们的启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层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面临着何种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民众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全方位的变革，社会分层机制由原来的政治身份变为市场经济[5]，社会阶层结构被打破重组，阶层研究随之兴起，相关文献已是汗牛充栋。在国际研究中较有代表的是倪志伟[6]的市场转型论，他指出在市场转型与改革中，共产党干部相对于私营企业主不断恶化的经济状况。随后，边燕杰和罗根[7]、周雪光[8]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干部权力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并未受到损害，而是以各种形式发挥了持续的影响。遗憾的是，国内外学界研究多停留在宏观机制变迁、上层精英和城市中产阶层上，忽略了在中国存在的巨量底层社会群体。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至今仍有9亿户籍农民，其中有2亿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社会稳定与否，因而关注底层和农村农民是阶层研究的必然进路。总体上看，1990年代以来社会学界对底层社会的研究经历了发现—遗忘—重返三个阶段，本文在回顾既往文献的基础上展示各阶段研究的不足，并在底层社会研究的方向和方法上做一展望。
一、发现底层：社会的分化与断裂（1990-2005）
1980年代末，社会学者逐渐关注社会分层问题，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摆脱传统阶级理论的束缚，在研究中用多元分层理论取代一元分层理论，用“阶层”取代“阶级”[9][10]。1989年后，由于政治氛围的原因，社会分层研究者只好回避理论问题转向现实问题的描述和分析。1995年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11]成为1990年到1995年社会分层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汇总，在书中，李培林指出，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并不必然加剧不平等现象，收入差距并未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陆学艺1992年主编的《改革中的农村与农民》[12]则重点考察了农村社会的变迁，他指出农村社会发生了阶层分化，根据职业、生产资料和经营形式可以将农民划分为8个阶层。1990-1995年的阶层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阶层状况的整体分析上，并未关注到分裂社会中的底层群体。
1990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令所有人受益的阶段结束，市场经济带来的不平等逐渐凸显，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突出。1994年分税制的实行促使地方政府加强了对农村的汲取力度，农民收入增幅下降，官民冲突日益加剧，加之国企改革造成大量城市失业群体、半就业群体，城乡社会出现大批底层贫困人群，底层社会逐渐形成。张宛丽[13]指出，经济改革导致社会结构的重组和社会阶级阶层的全面分化，市场上的佼佼者——私营企业主进入研究者的视线。李路路[14]认为中国私营企业主的生产方式是精英再生产和精英循环相结合的，戴建中[15]进一步指出，1988年以前的私营企业主大多来自体制外的社会阶层，1992年以后出现的私营企业主显示出越来越多的体制背景。孙立平[16]从宏观的视角对以上现象进行了总结，他指出总体性精英和上层社会的形成大致分为四步：1.双轨制与官倒：1980年代中期在“双轨制”背景下出现了“官倒”现象，大规模的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进行转换；2.第三梯队干部：80年代末，第三梯队干部选拔强调年轻化和知识化，老干部子女成为重点提拔对象；3.“下海”：90年代初，邓小平南巡讲话后，随之发生官员“下海潮”，这次下海以“圈地运动”为契机，以政治权力为基本媒介；4.“买文凭”：高校为了弥补办学经费不足，开始卖文凭，而有权有钱之人正需要文凭作为文化象征资本。由此一来，上层精英融汇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本于一体形成了总体性精英，并对社会形成总体性垄断，影响政策的走向。
2003年，孙立平“断裂”[17]理论的提出，可以看做是社会学阶层研究发现底层社会的标志。孙立平借用法国社会学家图海纳的比喻，表述了中国社会分层的状况，即从一个金字塔形变为一场马拉松赛跑，每跑一段，都有人被甩在结构之外，他们甚至不能构成社会结构中的底层。90年代资源重新集聚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具有庞大群体的底层社会在中国形成了，中国社会发生全方位的断裂，由农民、农民工和城市失业贫困人员组成的底层社会，给中国社会和政治稳定带来巨大挑战。[18]同一时期，李强对农民工这一城市边缘人群体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农民工在城市不但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而且遭到排斥和歧视、遭受着“多阶剥夺”[19]，农民工群体很大程度上决定城市社会的稳定。
社会学强调社会效益，关注社会公平[20]，“发现底层”是社会学领域阶层研究的必然进路。从分层理论探讨到中国社会分层现状的整体分析，再从精英群体的形成到发现底层群体，社会学的阶层研究逐渐下沉。然而，该阶段研究的不足之处在于，在社会学者的理论分析中，底层社会在相当程度上是作为上层社会形成的结果和附属物，隐含着一个假设，即上层精英的形成和集聚必然造成平民的沉沦和底层社会的形成，所以，社会阶层研究在发现底层社会之后，停留在呼吁国家政策予以关注的层面，并未对底层社会作进一步的研究，底层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物存在着。
二、遗忘底层：城市和中产阶层研究的兴起（2005-至今）
1995年以来，西方分层理论和概念分析工具被广泛引用到中国分层研究中来，社会分层研究的文献迅猛增多，但这些研究大都局限在专门的、微观的或者局部的理论验证或者修正，缺乏明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建构能力[21]。社会分层研究在短暂发现和会晤底层社会之后迅速撤离，转而聚焦到城市社会和中产阶层上来。这种视线的转移，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诸多学者对底层社会的思考止于抽象的贫困和苦难；第二，城市社会更加便于运用西方理论和分析工具。
城市社会阶层研究的主题较为广泛，涉及到阶层结构、阶层意识[22]、消费分层[23]、社会网络[24]、阶层政治[25]等各个方面。李强[26]指出，城市与农村有着不同的社会结构：第一，城市下层群体并不高，介于下层与中层之间的群体比例较高；第二，城市有明显的中间阶层群体；第三，资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界限不十分清晰。以阶层享有的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和市场能力的差异，刘欣[27]将城市市民分为十大阶层，由高到低依次是：1.有技术的权力精英；2.无技术的权力精英；3.国有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4.私营企业主和经理；5.高级专业技术人员；6.低级专业技术人员；7.职员办事人员；8.自雇者；9.技术工人；10.非技术工人。仇立平[28]通过数据分析指出，上海虽然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它的社会分层结构仍然是“金字塔形”，主要是因为城市化过程中有大量低端劳动力流入上海。以上研究表明，农民和农民工并未进入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之中，城乡二元结构在阶层流动中仍然发挥着作用。相比农村，城市社会的阶层分化结构较为明晰，并在文化消费品位等方面形成了分层，“阶级内部以及阶级间的分层逐渐地不仅有赖于职业差别，而且也有赖于消费和生活方式的差别”[29]。布迪厄的文化区隔理论 [4]以及让·鲍德里亚[30]和齐美尔的消费理论[31]在中国分层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此类文献甚多，在此不一一介绍。除此之外，学界还从阶层意识的视角关注了城市社会的阶层关系，张翼[32]指出阶级（阶层）认同是一个对社会冲突意识极其显著的变量，对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可能并不来自于客观阶级所划定的社会底层，而来源于那些在客观阶级的秩序中地位并不低，但相对剥夺感较强的那些人群。
中产阶层是社会分层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学者大都在一个前提假设上展开讨论，即中产阶级阶层在政治上较为保守而且能够缓和上层和下层的矛盾，因而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社会行动的指示灯、社会矛盾的缓冲带”[33]。不少学者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如亨廷顿[34]认为，最早出现的中产阶级往往是都市政治的制造者，在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一个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水平很高的社会，很容易产生不安定”。李普塞特[35]也指出，如果中产阶级在扩张过程中，其话语和社会行动空间被约束和压制，或者其阶级意识不能被上层建筑所整合，听任其以“亚文化” 方式蔓延，则其所导致的反弹会日趋激烈，这时政治动荡就会生成。中国学者对中产阶层研究的结论也颇为多样，李友梅 [33]指出表面看来相似于西方白领阶层的上海白领群体，不但与社会管理体制之间缺乏沟通，而且对国家的社会管理体制缺乏深度认识，白领的社会功能值得怀疑；张翼[36]也指出中产阶层的社会批判意识渐趋明显，在政治上并不保守，中产阶级不必然是社会的稳定器。陆学艺[37]则认为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社会向上流动的机会越来越多，白领阶层迅速形成，上层和底层社会的比例将会缩小，中国将可能形成一个以中产阶层为主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李春玲[38]认为，尽管强烈的个人物质主义和个人主义使得中产阶级丧失责任意识，但是中产阶层总体上还是发挥了稳定器的作用。面对研究结论的多样性，李路路[39]主张用动态的视角观察不同环境下中产阶层所发挥的不同社会功能。学界对中产阶层的研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根源在于，在剧烈变动中的中国，中产阶层正在形成但并未形成，中产阶层本身就是一个复杂多样的群体，其政治态度是多样的，其社会功能当然也无法确定。
从精英群体到城市中产阶层，社会学的阶层研究在意外发现底层社会之后，又在高歌猛进中长期遗忘了底层，直到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将农村社会的稳定功能凸显出来，农村底层社会才再次引起广泛关注。在阶层研究学者放弃、遗忘底层社会这一阵地时，政治学、人类学学者并未远离底层，他们引入西方抗争政治理论[40]和斯科特的“弱者的视角”[41]理论在多个方面取得重要进步，例如近年来兴起的上访研究[42]、诉苦研究[43]，社会学领域的阶层研究急需底层视角的归来。
三、阶级归来？底层研究的复苏（2005-2010）
2005年前后，学界在阶层研究中重提“阶级”范式或引入印度底层学派理论[44]。赵书凯[45]对底层理论在中国的应用给予很高评价，他认为底层研究的视角和分析框架有利于对抗顽固的精英话语、有利于政府把握和引导基层政治的走向、有利于农村政策的检验和矫正。王庆明[46]则对印度底层研究的知识谱系做了探讨，他指出印度底层研究是在批判后殖民主义意识形态、反抗精英史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一种重塑底层历史的努力。中印两国不同的转型背景使得印度底层理论和分析框架在中国的运用非常有限，与斯科特的生存伦理、弱者的武器、隐藏的文本等概念被广泛运用到社会学研究中相比，印度底层研究理论在中国基本上是作为一种研究视角存在的。
在马克思阶级理论被遗弃近20年后，学界重新出现了“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47]、“重返马克思”[48]、“重返阶级分析”[49]的呼吁。当然，现代阶级分层理论是一种经过改造、既传统又现代的分析视角，说它传统是因为它沿袭了马克思的阶级分层理论，说它现代是因为它融汇了解构主义、消费主义、符号主义等后现代理论思潮，在这方面，沈原、潘毅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沈原 NOTEREF _Ref29228 h [47]认为，处于两次大转型[50]交汇点的中国社会正在进行重构，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工人阶级正在再形成，有必要将工人阶级带回分析的中心，“面对社会主义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社会学者不仅要研究知识分子、上层精英、政府和官员的角色和作用，更应该将目光移向底层，研究农民、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和历史命运”。潘毅[51]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阶级历史”被国家和市场取代，1980年代以来，农村务工人员涌入城市为全球资本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打工妹标志着一个由市场、国家和社会三方共同影响无产阶级化的新时期的开始，她们在工厂用“尖叫”[52]等形式进行着“机灵的反叛”，翘首以盼“阶级分析”的归来，预示着阶级的重生。2009年1月，潘毅、卢晖临、严海蓉等学者[53]开会研讨农民工问题时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农民工是改革的产物也是改革的创造者，认为“农民工回到农村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提法”是极其错误的观点，因为农村的土地养活不了农民，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农民工的道路只有走向无产阶级化。
此外，仇立平 [48]、冯仕政 [49]等人也提出重返阶级分析，与潘毅等人不同的是，仇立平、冯仕政等人强调阶级的合作而非冲突。仇立平 [48]认为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研究的三种范式——市场经济、国家社会主义和社会利益群体，总体上缺乏关系性的社会分层研究；马克思阶级分层理论关注的是问题的深层结构，韦伯的多元分层理论关注的是表层结构，因而只有找回阶级分析范式才能为阶级合作做好理论准备。与仇立平略有不同的是，冯仕政 [49]认为，马克思和韦伯的分层理论的差异不在于深层和表层结构，而在于前者是冲突论的，后者是功能论的，前者关注社会剥夺和集体抗争，后者关注低位获得和市场形势，1990年中后期以来的中国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失衡，社会不平等现象日趋严重，有必要重新引入阶级分析范式，综合使用两种分层理论以对中国社会作出具有前瞻性的分析。
在西方社会，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无产阶级革命已经失去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资本主义和技术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国内显示出一种在工业文明的先前阶段闻所未闻的联合和团结，这是在物质基础上的团结”[54]。那么，中国孕育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土壤还存在吗？阶级真的归来了吗？回答这些问题，不但要从理论上重返底层，而且要对底层社会本身做出分析，然而，基于厚重经验的底层社会研究还相当匮乏。阶级范式虽在复苏，但与多元分层理论无法抗衡，并且阶级分析范式的应用者主要集中在泛左翼阵营，价值预设过强，经验基础太弱，对于农村社会的理解存在一定误会，改进的空间很大。尽管如此，底层社会正在逐渐被关注、被研究，底层社会正在归来，尽管脚步缓慢、历程困惑。
四、重返底层：村治研究的拓展（2010-至今）
尽管发现了底层，阶层研究并未真正“下沉”到底层，无论是社会“断裂”论、“丁字形”结构理论，还是当前的贫富差距、劳工阶级研究，都对底层充满了想象和道德化的判断。当前对城市贫困人群、失业人群、非正规就业人群的具体经验研究乏善可陈，对8亿农村人口的阶层分化状况更是缺乏基本的了解和分析。谁是中国真正的底层？城乡两个底层群体是一样的吗？底层的分层状况、分层机制是什么？底层的运转逻辑是什么？这些问题看似简单，当前的阶层研究却未做回答。
总体上看，当前阶层研究存在以下五个问题：第一，采用西方理论和概念分析中国阶层成为主流，缺乏对中国经验逻辑的具体把握；第二，多城市、中产阶层研究，缺乏对城乡底层社会的关注；第三，将农村视为整个社会结构的底层，缺乏对城乡社会结构差异、城乡居民阶层归属差异的研究；第四，将底层视为抽象的、模糊的、贫弱的人口集合，未对底层社会的阶层结构、分化机制进行分析；第五，学界当前的阶层研究无法回答下面的问题：社会断裂日益加深、两极分化日益加大、基尼系数早已超过警戒线的中国为何能够保持长期的稳定和快速发展。农村社会有8亿农民，其中有2亿往返于城乡之间的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既是全国的底层又是城市的底层，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稳定的“指示灯”。当前的中国阶层研究迷失在寻找印证西方理论的经验现象和数据里，丧失了对底层社会独立思考的能力，面临理论困惑和经验贫瘠困境，阶层研究越来越匠气、死板、不接地气。在阶层研究的社会学领域之外，一些学者尤其是研究三农问题的学者为阶层研究回归底层做了努力和尝试，其中华中村治研究学人的研究颇具代表。
随着分田到户在全国农村的展开，农村人口开始外流，农村社会的阶层分化引起了学界注意，陆学艺[55]于1990年提出了农村社会的“八个阶层”论，之后学界的农村阶层研究大都停留在这个框架之内。然而经过乡镇企业改制、分税制和农业税费取消等变革之后，农村社会的阶层结构再次发生重大变化。2010年，贺雪峰[56]根据人地关系将农民分为“离土阶层、半工半耕阶层、在乡兼业阶层、普通农业经营阶层、贫弱阶层”五个阶层，并提出“中农”概念。留在村庄的青年人，流转20-30亩土地自己经营，获得不比外出打工少的经济收入，由此形成农民群体的中间阶层“中农”。《开放时代》2012年第3期专门组稿“中农研究”，陈柏峰[57]、林辉煌[58]、杨华[59]分别从土地流转、地方经济发展和农业经营转型的视角对“中农”做出了解读，他们认为中农的产生是地方经济发展的产物，中农这一“中间阶层”由于利益在村关心村庄公共事务，而成为农村发展稳定的主要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华中村治学者的对“中农”有着“中产阶层”的理想情结，然而，笔者在农村调研发现，“中农”和当今的城市中产阶层一样并不一定发挥“中间阶层”的功能，袁松[60]在浙江吴镇的长期调研也支持这一观点，他指出中产阶层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依附于上层阶层。近期，贺雪峰对“中农”概念进行了进一步的拓展和完善，他指出“中农”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引起阶级范式的“误会”，此“中农”不同于毛泽东时代阶级成分中的“中农”，主要是指农村社会中发挥“中坚力量”[61]的农民——这些农民没有离村，经济收入来源在村庄，利益关系、人际关系、情感归属都在村庄，关心村庄事务，他们不仅包括种植20-30亩土地的农民，而且包括在村的小商小贩、村医、村干部、小作坊主、养殖户等人。将“中农”转化为“中坚农民”的简称之后，“中农”概念就具有了很强的解释力，对城市“中产阶层”研究亦有启发：一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取决于社会中坚力量，而非一定是某个经济阶层。
除了对普通农业型地区农村进行研究外，华中村治学人近年来也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进行了较为前沿的研究。相比中西部农村，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的阶层分化层级已较为明朗，以经济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结构逐渐形成，并延伸到村落政治、文化、消费和人情交往层面。以阶层为基础的村落政治成为关注的重点，不同于党国英[62]、卢福营[63]等学者大力肯定富人治村在推动基层民主、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功效，贺雪峰[64]、魏程琳[65]等人从村庄政治分层的角度解读了富人治村导致基层民主萎缩、参政门槛提高、公共资源分配不公、固化阶层利益的逻辑。除了阶层政治分化之外，发达地区农村展现出与城市类似的闲暇消费[66]等方面的分化，在此不一一赘述。
在一定程度上，华中村治学者是在没有“重返底层”的意识下进行的底层社会阶层研究，他们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底层农村农民，当然，这同时也成为一个问题即华中村治学人的阶层研究缺乏与学界的对话和交流，多数情况下阶层成为一种分析框架而非研究对象，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学界阶层研究空白的补充和贡献。值得一提的是，杨华[67]在最近的阶层研究中试图重构底层阶层研究范式，提出从实体论走向关系论，逐步展开了与学界的对话。
五、研究展望与可能进路：底层视角、机制分析与经验研究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被裹挟在全球市场经济之中的农村农民经历30余年的发展发生了明显而深刻的阶层分化。然而，这样一个庞大的底层群体并未自始进入阶层研究者的视角，在被短暂发现之后又被遗忘。不可忽视的是，9亿农民构成中国城乡社会底层的主体，中国政治社会是否稳定主要看他们的阶层分化状况和生活满意度，这正是采用底层视角开展农村与城市底层社会阶层研究的现实意义所在。
受西方理论和分析工具的影响，当前学界的阶层研究多采用定量方法，不可否认定量研究方法的优势，但它的缺陷也很明显即无法展现转型期中国经验现象的复杂性，无法揭示中国社会分化的过程与机制。当前学界阶层研究面临的经验贫瘠和理论困惑与此有很大关系。在宏观理论和微观经验之间寻找逻辑关联，笔者认为偏向中观层面的机制研究不失为一种良好工具和研究进路。政治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对机制研究做了较为系统的论述：“何谓机制？意指一组被明确限定的事件，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中，以相同或者颇为类似的方式使特定要素之间的关系得以改变的原理……诸机制的组合则形成过程”[68]。简单地讲，机制就是多个要素之间的逻辑必然性关联，具体环境的改变并不影响这种逻辑必然性。孙立平 [16]在研究“总体性精英”的形成过程中，较好的运用了机制分析方法，将四个步骤或四个要素组合起来，就会发生必然的逻辑关联——“总体性精英”必然会形成。借用机制分析方法，我们就可以在繁杂的经验中发现关键要素，总结其特征和关系，进而对底层社会的阶层分化机制或去分化机制[69]有所了解，最终形成总体性判断和预测。
“市场转型”理论、印度底层学派理论以及各式阶层分析的概念和工具，在中国学术的应用中表现出的不同程度“搁浅”现象——要么验证最为一般的中国常识、要么验证西方的理论结论或者在中国经验中根本无的放矢，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社会有着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同于印度拉美国家的、特殊的历史和改革背景。这也提醒中国学者只有面向中国经验、面向城乡底层社会，运用底层视角和机制分析工具，才可能创设出独立自主的分析概念和理论体系，才能够回应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问题。我们所看到的学界重返底层的努力，也许是一个姿态，或许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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