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变迁的时空条件与宏观背景需要得到高度重视。任何关于乡土社会及其文化传承的研究要想言之成理，都不可能就事论事，而需把研究对象放置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条件之中。否则，按照与西方中心主义相辅相成的经济学、社会学、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等学科规范所做的微观领域的计量分析、案例观察和白描式的跟踪记录，虽然对研究者有资料性价值（或许也有符合知识分子趣味的审美意义），但却难以据此发现客观世界不同范畴之间的相关本质联系，也就难以进行理性分析，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也会因此打折扣。当然，我们也应该包容某些个性化的“把玩式”微观研究——只愿意对某个客体断面的局部做观察或者本来不打算做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理性思考。
时间与空间的变化，是中国重大发展战略变化的基本条件。我们的认识也随之改变：从产业资本麇集于城市而导致城乡二元对立体制下的城市消灭乡村，甚至以“消灭农民”、占有地产而推出激进的城市化，逐步演化为生态文明战略下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形成新型的“社会化生态农业”，有利于推进城乡民众融合的新趋势。
一、国家战略调整的时空之维
之所以需要关注时空条件的变化，这是因为，一方面从经济形势研究上看，宏观局面内部有时空条件转换；另一方面，乡土社会发生的影响深远的重大制度转变，都与国家不同阶段面对的主要矛盾有关。现在就连发展主义主流也开始强调乡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各地不论官方还是民间都在推进美丽乡村建设；过去几近破败的、被说成是应该消灭的乡村，也从过去“被资本遗忘的角落”，变成了可能吸纳过剩资本的“绿色经济”。
客观地看，大国缓解经济危机的手段往往是“空间换时间”——把过去冷落的投资领域重新找回来，用没有短期回报的战略性投资来拉动维持本国实体经济。中国遭遇第一次生产过剩的1998年即是如此：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等。2005年又提出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名的连续增加农村基本建设投入的重大战略。一般而言，没有哪一个大规模投资达数万亿的国家战略能有短期回报、能有当期税收，所以，若只能由国企承担这种市场无效投资，自然就会占压银行贷款，也会对私企形成挤出效应，但其制度收益却是全社会共享的——中国改出危机（通过改革，转危为机）。诚然，这个空间换时间的条件在很多幅员狭窄的小国并不具备，当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被东亚金融风暴挫败时，未必一定非得从西方强调的制度优劣上找原因。
改革或说战略调整，源自于危机。政府公司化使得中国政治体制主要矛盾是执政党所内含的利益集团纷争愈演愈烈。中国并没有构建西方人所说的“中央化”集权体制的经济条件，长期以来其实是以“地方化”为主的资源资本化发展过程。我们在研究危机周期时发现，正常发展之中人们都不愿意对既得利益做任何调整，只在全局性危机影响到几乎所有人利益的压力下，各地区、各部门、各产业和各企业才有认同并且执行国家宏观调控的可能。而本文谈及的这个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新战略，至少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各利益集团都遭遇到了中国完成工业化以后的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的压力。
更直白地说，现在社会上的“乡村热”越烧越热，是因为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个别城市(如杭州)，超过一半户籍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或称中产阶级），城里人手中的过剩资本都想“组合投资”。因为，去年股市大灾蒸发了二十多万亿，而房地产市场充满风险，如今年泡沫崩溃也会有不少于十万亿的蒸发。中小资本们既然在城市斗不过大投资家和大地产商，只好另寻投资出路——“下乡”，于是就得有个新乡村领域作为中产阶级投资空间。与之配套的是，村干部和农民都不大愿意理会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便由政府直接推行。客观地说，官员们也是城里人，也属于中小投资者；大家都是外来户，如果没有合法占有乡村自然资源的文本，下乡就只能做公益。
这个情况，欧洲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业资本借助和平红利迅速扩张、很快就形成第二轮生产过剩，遂造成20世纪80年代产业资本外移到发展中国家寻找“要素价格低谷”获取巨大机会收益，进而回流到西方，带动向金融资本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之同期发生的一个空间改变，就是中产阶级及其中小资本纷纷下乡；到20世纪90年代乡村中的农场60%以上已经变成市民农业。接着，就是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绿色运动和不可忽视的绿色政治。其客观结果是历史性的：由于欧洲主要国家大量吸纳就业的中小企业多数在乡村创办，遂改出了“激进城市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形成了“莱茵模式”之下城乡融合的局面。这两种模式并不相同，如果我们要师从西方，就要考虑哪一种模式适合自己的国情。
二、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下的农业发展
（一）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与资本下乡造成的农业负外部性
在中国，很少有人讨论生产过剩危机。其实，早在1998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该危机是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导致来年外需陡然下降造成的，是外部因素引发的生产过剩，属于“输入型”危机。从1998年开始中国进入四年通货紧缩、资产价格下跌、大量企业破产倒闭的艰难发展时期，而政府却在企业最困难的时候推出国企改革，放手外资进来廉价地抄了很多国企的底，为第一轮生产过剩付出了代价。1998年马洪、陆百甫都向中央发出中国进入相对过剩的警示。林毅夫则在1999年于经济理论界一次内部会议上直白地指出：“中国面临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他领导下的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曾给中央提交报告，认为唯一可资借鉴的就是“罗斯福新政”。
中国当年正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遭遇生产过剩的本质是产业资本过剩。所以，从1998年起，城市工商企业要求进入农业，政府适时配套政策就叫“农业产业化”——这是被西方教科书认定，却从没有在亚洲原住民社会的小农经济条件下落地的理论。结果是从城市产业资本过剩，直接演变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业产品越是大量过剩。而基层干部却在地方政府指挥下调结构、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向农业产业化进军，结果是农民亏损严重，政府欠债增多。
我们不妨做个“穿越”比较。通过国际比较会发现，1929年美国遭遇生产过剩大危机的同时，也是城市的工商业资本去推进农业领域的“福特主义”大生产时期，很快就导致三十年代的美国农业过剩。同理，中国在1998年遭遇了城市工商业资本的产业过剩，接着政府鼓励工商业资本下乡推进大规模产业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1998年以前农村是一个“被资本遗忘的角落”，但在国内产业资本找不到出路的时候，工商业资本迅速转向农村。其结果与美国工业生产过剩资本流向农业接着就发生农业过剩的道理一样，中国也是九十年代末工业生产过剩，接着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也出现相对比较全面的过剩。
资本化农业在世界上都被认为具有多重负外部性，主要有三：一是过剩，二是污染，三是破坏乡土社会稳定。农业过剩数据是原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李里特教授讲的，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塑料大棚扣在中国，靠大搞设施农业以超采地下水、地表盐碱化为代价，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人均蔬菜产量500多公斤，远远超过《中国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2014—2020年）》中规定的140公斤。大量的过剩演变为大量城市垃圾无处填埋。中国水产养殖量占全球总量的61.7%，全球49-51%的猪肉，另外还养着一百多亿鸡鸭等禽类，可见中国养殖业也是世界最大规模。主要农产品只有粮食一项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与人口比重是一致的，其它的都是过剩的。但由于最大规模养殖业需要大量耗粮，就有粮食12年增产还得进口，决策者据此认为农业没有过剩，但这种认识并不科学。
大家都知道很多农业过剩的案例，最极端的是菜农自杀，不极端的也是搞农业经营者没有合理收入，成千上万农村人因此背井离乡，留下老弱妇孺被地痞村霸欺侮，乡村的社会稳定受到严重破坏。
那么，是什么方式造成农业过剩呢？工商业资本改造农业，当然包括农业全面化学化。所谓“化肥农药除草剂，家家都种卫生地”，就是这么造成的。这就带来农村因大量使用化学产品而导致的水、土、气等资源环境的严重污染。2006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已经有报告指出我国农业污染已严重影响水体、土壤和大气的环境质量,且日益明显和突出于工业污染。2015年农业部副部长张桃林提出中国农业资源环境遭受着外源性污染和内源性污染的双重压力，农业可持续发展遭遇瓶颈。我国农业已超过工业成为我国最大的面源污染产业，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很多科研和投资集中于工业和城市污染，很少人去做农村污染研究，说白了是面源污染本属生产、生活方式造成的，不发动群众形成有控制能力的组织，政府没办法给300万个自然村都投资治污设备，更不可能直接去治理2亿多小农户。因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教科书理论，要善于从宏观到微观做分析，注意农业发展和乡村变迁的时空条件和宏观背景。
（二）第二次生产过剩与农业面临的新趋势
当前，中国遭遇的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而且仍然是“输入型”的。众所周知，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演化为2009年全球危机和2010年的欧债危机。全球需求随即大幅度下降又导致中国从2011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我把这个阶段变化叫做中国经济“去工业化”。同期发生的是各种资金争相流出实体产业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加快金融资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会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过来更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这就是今天“加工贸易型”的外资纷纷逃出中国、实体经济大部分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2013年新一届政府上台就认识到经济下行期，低增长是“新常态”。2014年实体经济迅速下滑，到2015年大多数人接受“L”型经济的判断（也就是陡然下降到谷底）。这个时候，城市已经存在工商业资本过剩，中国政府还不得不对冲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而客观上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巨大的流动性压力使大小资本都在加速进入金融资本经济阶段，因而短短几年时间金融资本也过剩了。不会理财的群众维持着世界最高的存款率（达百分之四十以上），大部分银行产生了较多存差，有些甚至存贷比低于50%，致使2012年以来延续着的第二次生产过剩与1998年产业资本过剩相比更为困难。
这个时候的资本下乡虽然还是被政府大力推进着，但因为大部分资本已经遇到农业过剩的困境，由此和九十年代后期的资本下乡、政府配合推行农业产业化不同，大批前车之鉴使投资者愈发谨慎起来。虽然主流还在浪漫主义地强调市场经济，但“市场看不见的手”却已经不大可能优化配置“绝对过剩的要素”。因为西方经济学理论的前提是确定在要素“相对稀缺”的条件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才可以发挥最佳的要素配置作用，没有这个条件，市场经济可能就会失灵。
我们以前讲三农问题时，提出的理论问题就很直白：为什么说三农衰败是宏观问题派生的？因为在农业领域中资本要素“绝对稀缺”的前提条件下，全国齐步走地推行市场机制的结果，就是农业要素被外部市场定价，导致农村生产力三要素的绝对净流出。对此我们认为：没有任何经济领域在三要素净流出的条件下能够维持得住。后来，因为资本要素在三农领域的绝对稀缺，国家才启动新农村建设战略，大规模向三农投资，2005以来已经投入了超过8万亿人民币(本文选取国家财政的农林水事务支出作为衡量国家财政对“三农”投入的指标，数据来源为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每年都是国家财政的最大项开支。可见，只有国家坚持自主创新，才能应对经济学理论讨论不足的局面。任何理论，如果前提不对，则后来建立的所有模型和推导出来的结果就都不对。
时过境迁。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但现在大部分区县都已绝对过剩。因而，今天的情况是：中国农业但凡商品化程度高的产品（比如肉菜蛋奶），都出问题；很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年亏损，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倒牛奶、菜烂在地里不收、橘子挂在树上不摘、养猪和种粮大户亏钱等等现象屡见不鲜。生产端超量供给，消费端就超量浪费，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大量进口，另一方面政策和企业鼓励各种各样的浪费型消费，而这样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问题。
（三）生态文明要求的是城乡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乡村
对20年来的两次生产过剩引发的复杂矛盾需要辩证看待。因为，“旧的矛盾尚未解决新的矛盾便又发生”。原有的矛盾不可能停下来解决了再继续前进，只可能被前进之中新的矛盾替代。
在金融资本过剩的压力下，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有资金相对充裕，总量很大。近年来先后被股市和房市的虚拟资本泡沫教训，不愿意再进入此类投机性市场，其中很多人已经自觉下乡去寻找投资和创业机会。于是，各种多功能的市民农业、生态农园，几如雨后春笋。
市民与农民的结合，也带来“互联网+”农村经济的广泛开展。由于互联网经济内生着的公平分享机制，派生出了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内因。若结合历史可知，正是传统乡土社会维护最低成本治理的乡绅群体本来就有的多样性文化内涵，构成了国家向生态文明转型的基础。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与时俱进提出重大战略调整，即生态文明理念与民生新政，并同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1999年以来国家促进区域再平衡战略，投资于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2002年以来城乡统筹、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念相继确立；2005年以来国家促进城乡再平衡战略，推出新农村建设，县域经济成为投资领域；2007年以来国家确立生态文明理念，配套提出宏观调控、包容性可持续发展和2020年实现两型农业；到本届中央则把生态文明战略作为国家五大战略之一，2012年提出建设美丽中国；2013年提出城镇化战略，同期提出“留住乡愁”和美丽乡村；2014年新乡贤治理；2015年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综合改革，在农业发展政策上确立一二三产业融合，并且国家形成贫富差别再平衡战略，承诺2020年消除贫困等。综上所述，三农领域的调整无论是两型农业目标、新农村建设、美丽乡村、新乡贤治理，还是全面消除贫困，都是国家推进生态文明战略和相应制度创新的内在组成部分。
可以看到，在全球危机挑战下，中国遭遇第二轮生产过剩暴露出三大资本都过剩的困局，也借此，农业与农村经济才能挣脱此前半个世纪仅被作为产业资本阶段的一种经济产业的旧体制约束，可能得益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这个趋势若能成立，则因农业本身与自然多样性紧密结合的特征而内在地具有生态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的功能，由此，中国的三农发展客观上会成为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的主要载体。
目前，我们农业经济学的教科书基本是西方的，多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理性小农假说为立论基础。显然，这种至今未在发展中国家被验证过的假说，无法有效解释世界的农业形势到底如何。根据我们的研究，应该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因扩张到北美也称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还因这个扩张过程过于残暴而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现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时空概念，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美国大农场的道路。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美洲和澳洲被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规模化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原住民国家，也都没有大农场。日本现在要加入TPP，最大的难题就是农业，一旦加入，面对着大农场低价格的农产品竞争，本国农业则必垮无疑。东亚的原住民社会不可能与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进行直接竞争，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在殖民化之后造成人地关系相对宽松，虽然形成中小农场，但也同样没有跟殖民化大陆的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只要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欧盟国家的农产品就普遍没有竞争力，农民收入就下降，农业自然也维持不下去。因此，欧洲对农业保护的要求非常强烈，设置了很多非贸易壁垒，绿色主义和绿党政治也在欧洲兴起。
第三类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是，中国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殖民化的美澳大农场模式，但在原住民的小农经济资源环境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不可能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当代农业现代化发展到今天，教训多多，我们遭遇到的农业产业化全面亏损的问题并非哪个地方哪个企业不努力，主要是四大经济规律不可逆的约束作用。
一是“要素再定价”规律。由于符合农村外部资本要求的、规范的土地流转占比很低，导致能够用于支付农业资本化的成本所必须的绝对地租总量并没有明显增加；同期，加快城市化造成农业生产力诸要素更多被城市市场重新定价，在这种“外部定价”作用下的农业二产化所能增加的收益有限，根本不可能支付已经过高，且仍在城市三产带动下攀高的要素价格。于是，农村的资金和劳动力等基本要素必然大幅度净流出。农业劳动力被城市的二产、三产定价，农业企业家进入农业跟农民谈判，其提供的一产劳动力价格就不可能被农民接受。农业劳动力的老龄化表明其竞争力丧失殆尽。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农业的基本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等）现在已被其它产业定价了，不能再按照农业去定价，这就是现代农业的困境所在，农业产业化就失败在支付不起外部市场对农业要素确定的价格。
二是“资本深化”规律。只要推行农业产业化，就内涵性地体现着“资本增密排斥劳动”、同步带动农业物化成本不断增加的规律约束。如果孤注一掷地推行美国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的理论带来的相应后果，则是大部分过去在兼业化综合性村社合作社通过内部化处置外部性风险条件下还能产生附加值的经济作物、畜禽养殖，一旦交给产业资本开展大规模“二产化”的专业生产，就纷纷遭遇生产过剩；单一品类生产规模越大，市场风险越高。如今，一方面是农业大宗产品过剩的情况比比皆是；另一方面则是在城市食品过分浪费的消费主义盛行情况下，大部分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仍然几无盈利，中小型企业甚至债台高筑转化成银行坏账。
三是“市场失灵”+“政府失灵”规律。在政府重视招商引资和企业追求资本收益的体制下，外部主体进入农村领域开展的农业经营，一方面会因为与分散农户交易费用过大而难以通过谈判形成有效的契约，双方的违约成本转化为市场的制度成本。另一方面，大多数规模化农业都会造成“双重负外部性”——不仅带来水土资源污染和环境破坏，也带来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也正是因为实际上无人担责的“双重失灵”，使愈益显著的“双重负外部性”已经不断演化为严峻的社会安全成本。
四是“比较制度优势”规律。农业企业走出去之所以遭遇很多失败，究其原因，在于中国经验的意识形态化解读，致使在话语权和制度建构权等软实力领域目前尚难以占据比较优势。何况，很多地方政府亲资本政策加速企业原始积累阶段形成的企业文化，根本不适应国际市场上更多强调“社会企业”的主流趋势。走出去的企业家如果只会讲国内的主流意识形态，必然在海外遭遇尴尬。
因此，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做什么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世界正在起变化：农业发展从1.0到4.0的升级转型
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和新工人群体。根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的分析，认为中国的中间阶层总数达3亿多，占到社会总人口的23%，到2015年后将会达到5-7亿。2010年亚洲开发银行发布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2010年关键指标》的报告，据其提出的标准来估算，中国的中产阶级绝对数量为8.17亿。该报告将中产阶级划作“底层”、“中层”、“高”三类，除去属于底层中产阶级的3.03亿人，中国的“中产阶级”数量还有5.14亿。
哪怕是对数据没印象的人也应该知道，中国已经产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近三成，比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加总还要多。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个群体是多面性的。从积极角度看，世界中产阶级的共性是既重视食品安全，又热衷资源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时期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促进城乡融合的社会群体。接着的问题是，主管部门和农业生产者是否有专门应对中产阶级崛起的治理调整或营销策略？若有，又是否了解中产阶级的需求？如果官方仍然偏重于追求产量目标，压低农产品价格指数以免发生通胀，生产产品也是以大路货为主，则在三大资本都过剩压力下农业过剩的局面难以改观。
然而，有关政策跟不上国家生态文明战略，并不意味着中产阶级沦为“吃瓜群众”。近年来已经兴起了“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等民间行动。这种民间自发的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不同于政府助力的资本下乡，因此大致还是良性的。下得去的条件是“搭便车”。因为这些年国家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农村基本上完成了“五通”，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电、水、宽带和电话，个别有条件的村又开展了“四化三清一气”和“四清四改四建”。这意味着乡村发展中小企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具备。这时候市民下乡到村里照样通过网络进行微信群沟通和分散化的交易。这些东西慢慢会渗透进乡土社会，村民就可以“鸡犬之声相闻，微信群里往来”。在乡土社会能够很容易地形成多类的微信群，人们的文化界面多样化了，就发现村支书说话不灵了，几个不同社会界面的群主开始管事了。
可见，国家大量基础建设投资所形成的搭便车机会，恰好把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能够与村民之间共同参与的社会资源开发出来，这就有了农业1.0向4.0演化的条件。
世界万年农业文明史上，农业从来不是“产业”而是人类与自然界有机结合的生存文化。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只有在殖民化和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而且这种农业1.0版只是作为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其实质主要还是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由此，尽管美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不足2%，却因其粮食产量足以影响全球粮食价格而在21世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阶段引申出另一个“农业1.0+农业3.0”的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粮食期货市场的大幅度波动，就是金融化的一个现象。很多农业企业关注的ABCD四大跨国农业公司（美国ADM、美国邦吉Bunge、美国嘉吉Cargill、法国路易达孚LouisDreyfus），它们的优势就在于直接获取最廉价的资金，立足于一产化的大农业直接进入金融化，即与一产化大农业紧密结合的金融化。这四大公司的收益，并不来源于大规模农业，而是来源于在资本市场上产生的投机性收益。而且，从1980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历经20年的战略调整，美国农业跨国企业的收益早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是以金融投资收益为主。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在产业资本阶段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通常也叫做设施化、工厂化农业。中国现在则是农业产业化，亦即要在规模化和集约经营的基础上，拉长产业链，形成农业的增值收益。
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2.0版的现代化。但这个农业2.0不仅在大多数国家面临亏损，而且在欧洲和日本，二产化农业因严重污染，造成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因而正处在退出阶段。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农业二产化，拉长产业链虽然可能产生一些收益，但即使在美国，这个收益能留在农民手里的一般不到10%。在中国，农业产业链中农民得到的收益恐怕8%都达不到。
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如前所述，中国农业大宗产品的产量很多世界第一：我们生产全球70%左右的淡水产品，67%的蔬菜，51%的生猪，40%的大宗果品，这些产品都过剩。我们现在的粮食产量占世界的21%，人口占世界的19%，还有两个点的余量。即使粮食不再增产，只要适当节约，就足够养活未来的新增人口。虽然农业2.0的二产化可以拉长产业链，产生收益，但农业劳动力的收入并不同步增长，农村存款来源不足，并没有产生现代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工具的条件，由此造成三农金融困境，难以被体现工具理性的金融改革化解。除此以外，农业二产化还对资源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现在农业造成的面源污染大大超过工业和城市，是面源污染贡献率最高的领域。
因此，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版或称三产化农业的相关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何况，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北美、澳洲的农业就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1.0的一产化，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由1.0+3.0进入金融化。而欧盟、日韩则是2.0+3.0版的现代化，以设施农业为主的同时允许合作社开展包括三产在内的多元化经济。中国农业的二产化也是设施化、工厂化，已经是世界最大的设施化农业国家，但中国在三产领域中的金融、保险、房地产、物流等领域都已经形成利益集团，除非国家给足了优惠政策促进合作社有组织地开展经营，否则分散小农很难涉足。
农业3.0版，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以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三产化农业。因为三产的单位面积收益率一般都高于二产；由此而使农民得到三产化对劳动力和农村资源的“再定价”收益。比如，养生农业就会把空气、水、林木绿化等环境因素再定价，农家乐也会使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得到高于农业就业的收益。
近年来甚至还有人借鉴日本提出的“农业六次产业”概念来解释农业的结构升级。其实早在中央政府2006年的“一号文件”中就强调了农业的多功能性，提出第三产业跟农业结合；2016年的一号文件则明确了农业要一二三产融合的指导思想。
第三产业和小农经济直接结合的可能性有丰富经验，但也有政策障碍。我们二十几年的基层试验表明：因为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都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如果不采取日本综合农协为主的“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不会很高。因此，靠3.0版的农业三产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得到的好处并不很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现定为“社会化生态农业”。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一方面在手段上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更强调社会化的、城乡合作互动的、生态化的农业。当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越普遍，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容就越多，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农业4.0版确实需要与“互联网+”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更大程度是要借助城乡融合的新趋势，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这当然是个挑战，中国只有下功夫清理在百年激进现代化之中已经形成的各种阻碍，才能有应对挑战的自觉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