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人大重阳研究院的邀请，谢谢王文小老弟，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场合让我说上几句，是我的荣幸。中国人民大学是我的老东家，我原是这里的教师，在计划经济系工作了不到四年，准确说是七个学期。1990年离开人大后到了原国家物资部的政策研究司工作，按我们现在的智库分类，也算广义的智库从业者。但我自认为那应该不算，当时的主要工作是为部长写材料，与纯粹的智库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我们基本上是“命题作文”，真正的智库应该不是这样，要超脱、独立许多。
不是干智库的，参加今天这样一个高级别的智库会议，机会难得。属于门外汉，说几句门外话，有以下几点看法。
一、世界变了，或者说世界正在发生剧变。这些年发生的很多事情都说明了这一点。我们今天会议的主题“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也很说明问题。大家仔细想想，这么多年来，中国都是学习者、跟随者，哪谈得上话语权、影响力。改革开放以来，最初学东欧的改革做法，80年代学界介绍和引进了许多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如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还有波兰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等等。东欧的经验无非就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框架里，加点市场机制元素。到了1985年，中国觉得只学东欧改革经验是不够的，也要学学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召开了一个具有标志性事件的“巴山轮”会议，全称叫“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来了些当时西方经济学界的重量级人物，当然也有东欧几个著名的经济学大家，国内参加的人物大多都是些经济学界当时或后来的厉害角色。这个会的召开对后来我国确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应该说是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的。进入新世纪，加入WTO，中国又努力调适自己，使自己去适应己有的国际秩序、国际规则。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大多数时间我们都在学习、适应。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完全照搬西方，而是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现在变了，中国沿着自己选择的道路，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发展成就。正因为此，中国的道路、模式、经验引起了越来越多国家的关注。去年召开的G20峰会，中国又向世界贡献了自己的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去年国庆期间到匈牙利参加中国与中东欧16国政党对话会，感触很多。首先一个感触就是，东欧一些国家曾是我们的学习对象，现在倒过来了，甚至有的国家连国都没有了，南断斯拉夫解体了，捷克斯洛伐克也分成了两个国家。另外匈牙利青民盟主席、政府总理欧尔班在大会上的一番话也令人感触，他说“20多年前，我是无论如何也想像不到中东欧政党能够坐在一起与中共对话的。欧洲政党一般都是由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划界而聚，我们自己根本不可能面对面坐在一起。还是中国共产党历害，把大家都聚集到了一起。究其原因是我们有一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要与中国发展合作关系”。我记得，王文老弟很勤奋，笔头也快，第二天就写了篇《只有中共才有这样的号召力》的稿子，发表在了人民日报上。另外还写了篇《在东欧感受中共的号召力》的文章，发表在环球时报上。中国从拥抱世界，到影响世界，这是一巨大的变化。想想，过去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只是就别人提的议题说“yes”或“no”，现在不同了，我们提倡议，提主张，人家来研究，来琢磨，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中国的思想、智慧越来越得到关注和重视，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同中国模式、中国方案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作用。正像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赵晋平部长说的“中国在实现从借势到造势的角色转换”。
二、中国智库要担当起构建“以我为主”的话语体系建设的历史责任。中国硬实力增强了，但软实力还远远不够，或者说软硬实力还不相匹配。尽管中国声音己经是不可忽视的大国之音，但实事求是客观地说，当前国际话语权依然掌握在别人手里，呈现出“西强我弱”的基本格局。可悲的是，我们自身有时也不自觉地陷入人家的话语思维和话语体系中。最近我遇到的一件事情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是我们委托的一个课题，课题组用“透明国际”这个组织发布的“囯家清廉指数”（也叫腐败印象指数），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来研究“一带一路”的投资风险和重点国别；用英国政治风险服务机构发布的国家风险指南来度量沿线国家风险等级，分成了最低风险、低风险、中等风险、高风险、最高风险5个等级，得出的结论令人哭笑不得。为什么要引用他们的，理由是“透明国际”是一个很著名的有公信力的NGO组织。我就不明白了，NGO就客观了？就公正了吗？我看不一定。2013年底，为做“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我率外交部、商务部的同志到中亚调研，中亚的一个只有500万人口的小国，据说竟然有一万多个NGO组织，而且都有某国势力的影子，实际上世上没有真正纯粹的非政府组织。这个国家经济搞得不怎么样，但号称“人人都是政治家”，还搞了两次“颜色革命”。我举这个例子实际上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此类话语体系的缺失，更重要的是需凸显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以及挑战话语霸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我认为，顺应急剧变化的世界大势，我们迫切需要加快构建“以我为主”的话语体系。这需要中国的智库做出自己的努力，这也是中国智库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因为智库是民族的思想库，理应为民族的振兴，提升中华民族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做出贡献。
三、智库研究尤其是发声要有敬畏之心。最近读到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教授的一个讲话稿，我觉得他讲得非常好。他说，智库研究与学术研究的最大差别是，智库产品人命关天。他说，智库研究，哪怕一个很小的政策主张，都有可能被决策层所采纳，被管理层所重视，最终可能付诸实践。因此要特别小心，要有敬畏之心。智库专家，发声时都是以专家身份出现的，而且发声时背后要有本书。如社科院某位专家说什么，发展中心专家说什么，北大、清华、人大专家说什么，重阳的专家说什么，因此，他提出要警惕政策分析中的跨界现象。我认为高教授说的非常好。之所以说这个，是因为这三年，“一带一路”建设，实践走在了理论前面，学术研究、理论支撑、话语体系建设跟的不够紧。在对“一带一路”的研究上文章、书籍出了不少，论坛也举行了不少，但水平参差不齐，还有些人在外面讲“一带一路”，内外不分，张口就来，根本不顾及影响和后果，引起外界，特别是国外的一些疑虑，不仅给别人留下了炒作的口实，也给我们实际推动带来一些麻烦。不客气地讲，国际上一些对“一带一路”的误解、曲解，甚至抹黑有些是出口转内销的。因此，讲好、讲准非常重要。这既需要有扎实的研究功底，又要顾及“一带一路”建设的敏感性，抱有敬畏之心。
四、“一带一路”的推进有太多的问题需要智库的智慧。从学习者、跟随者到参予者、引领者对我国来说，是机遇也是挑战。“一带一路”作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的中国方案，增进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中国智慧，在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中国担当，己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认可。但其在推进的实践中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和困难，这些问题需要研究。比如，如何根据六大国际经济走廊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推进策略；如何在推进中体现出“共建”，而不是现在国内外所感觉到的只是中国在建；如何整合各种资源在推进中自然而然地实现原定的目标；是否需要构建机制性的平台以及如何构建这样的平台；如何在推进中充分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如围棋文化、麻将文化）的智慧；可以告诉沿线国家的中国经验究竟是什么，以及如何对沿线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等的深入研究等，这些都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
大家常调侃 ，拖堂是中国会议的常态，我己超时了，不能再说了。谢谢大家，祝论坛圆满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