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受惠度与发展主义的调节效应分析
一、引言
自２０１３年和２０１４年起，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拥有最大对外投资流量的发展中国家。随着“走出去”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对外贸易和投资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以及对外关系的关键。目前研究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文献主要集中在海外基础设施和能源投资、经贸领域的全球和区域治理等，较少涉及其他国家对中国海外经济活动的态度。虽然有部分文献研究外国政府对中国海外经济战略的解读与反应，但从公众层面展开的系统性研究仍然缺乏。海外公众如何看待中国经济活动，不仅影响中国在当地经济活动的可持续性，也会影响这些国家的政府配合中国共建区域经济合作制度的意愿。以缅甸为例由于一小部分民众认为中国投资的密松水电站项目会破坏当地环境，进行抗议活动，导致该项目被迫于２０１１年暂停。当地民众还错误地指责其经济活动为“新殖民主义”。相关负面评价影响至政府层面，缅甸政府于２０１４年７月搁置两国铁路项目。类似的案例还有斯里兰卡于２０１５年暂停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等，这些事例表明海外公众对中国投资和贸易活动的态度与中国的国家利益密切相关。
中国对外经济活动如何影响海外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国际学术界目前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方面，部分学者承袭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批评，认为中国的海外投资对当地环境造成破坏，引起部分原住民的不满；中国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挤占海外本地生产商的市场，引起当地工商业阶层不满，即所谓的“新殖民主义”；中国在原材料产地的投资建设，较少雇用当地工人，引起当地基层抱怨等。另一方面，许多学者通过调研发现，中国物美价廉的工业制成品改善了海外民众的生活质量，获得大部分特别是中下阶层民众的认可。另外，对非洲和大洋洲岛国的田野调查发现，中国企业在当地的经营受到欢迎，并没有产生强烈劳资矛盾或者引起本土居民不满。一些发展中国家精英，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精英，对于来自中国的基础设施投资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成功的中国发展模式在当地的延续。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说明中国的经济活动在某些国家和地区获得较多民众信任，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较少。由于现有研究主要采用个案或区域（如非洲和大洋洲）研究模式主要关注单个国家或者区域国家对中国态度的特点和趋势，缺乏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因此，现有文献未能很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活动在一些国家能够获得较多民众支持而在另一些国家却较少，而这一问题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迅速增加的今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通过比较中国东亚周边九个国家对华经济活动的态度来探讨这一问题。选择东亚地区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考虑。第一，东亚地区在中国对外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截至２０１５年，中国对东亚地区的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额的４０.１８%，而２０１２年中国对该地区的直接投资存量占据总量的６５%。第二，考虑到东亚国家对华态度差异较大，且它们各自发展水平差异显著，既包括发达国家也包括发展中国家。因此，相比非洲和大洋洲岛国等以发展中国家为主的地区，对该地区的研究更具有代表性。第三，东亚在中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中处于关键地位，东亚地区的安全冲突尤其是领土领海争端也十分密集。该地区处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中“海上丝绸之路”起始地带，也是中国多个区域性经济一体化组织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以及谈判中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ＲＣＥＰ）的主要地区。研究的结果对中国经济外交更具有指导意义。本研究将着重探讨以下两个问题：（１）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如何影响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评价？（２）哪些因素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
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第二部分聚焦第一个研究问题，通过多层模型来分析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如何影响民众对中国的态度。第三、四、五部分聚焦第二个研究问题——“哪些因素影响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其中第三部分在分析第二部分结果的基础上，指出现有理论不足，提出调节效应理论模型。第四部分是变量测量与调节效应实证分析。第五部分基于实证结果分析经贸关系与民众对华态度之间的关系。第六部分对本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进行总结。
二、东亚周边国家对华经济依存度与其民众对华态度
为了厘清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的经济关系与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本研究首先调取第三轮亚洲民主动态调查（ＡＢＳ）中的各国民众对中国态度的数据。该调查涉及多个领域，于２０１０年１月至２０１２年１１月进行，涵盖东亚１３个国家和地区。本研究选取菲律宾、泰国、蒙古国、日本、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柬埔寨、印度尼西亚（由于越南对中国的态度数据缺乏未包括在内）九个国家，共１１９７３份有效问卷。调查对象对中国态度的具体测量问题和赋值见表２。
然后，我们使用这些国家对中国贸易和投资依赖程度来衡量中国与它们经济关系的紧密程度。具体说，我们首先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ＩＭＦ）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ＵＮＣＴＡＤ）数据库中获得中国（大陆）与这九国的贸易和投资数据以及这些国家自身的总体贸易和投资数据。根据衡量贸易相互依赖程度的相对法（Ｂ＝Ｘｉｊ／Ｘｉ，其中，Ｘｉｊ表示ｉ国对ｊ国的贸易量，Ｘｉ表示ｉ国的全部贸易量）计算出这些国家对中国贸易依赖程度的相对比值，比值越高说明对华贸易对该国影响越大。同样，我们计算出这些国家对中国投资依赖程度的相对度量值，结果见表１。
其中贸易关系取四年（问卷调查开展的年份加上此前３年）数值的平均值；“投资关系”指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存量（ＦＤＩ Ｉｎｓｔｏｃｋ）占该国外来投资总存量的比重，同样取四年数值的平均值。
从表１的数据可以看出，在ＡＢＳ第三轮调查进行的这段时间（包括前几年），中国与这九个国家的经济关系相当紧密。贸易依赖度最高的三个国家是蒙古国、韩国和日本，对华贸易分别占据各自贸易总量的４９.８５%、２０.４３%和１９.８%。其他六个国家稍低，但都占据各自国家对外贸易量的１０%左右，其中柬埔寨和马来西亚稍高（１３.１２%和１２.４２%），而菲律宾稍低（９.０７%）。在投资方面中国对蒙古国和柬埔寨的投资存量占其外来总投资存量的比率（５４.５２%和１５.８７%）大幅高于其他国家，说明中国是这两个国家的主要投资国。中国对菲律宾、新加坡、韩国、印尼的投资占其外来总投资的比率较低（１.３１%—２.６４%），影响不大。而中国对泰国、马来西亚和日本的投资占其外来总投资比例就更低（均低于０.５８%），说明中国投资存量影响很小。
这些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或者他们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存在较大差异。总体来说，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蒙古国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比较负面，均值都低于４（“有一点正面影响”）；而东南亚的菲律宾、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则比较正面，均值都高于４；泰国接近４，处于“一般”水平。这九个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从宏观上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看法可能受到政府间关系、历史恩怨和现实领土冲突等因素影响，态度比较负面，而某些国家如柬埔寨接受较多中国援助，比较亲华；微观层次上说，这些国家民众的对华态度也会受到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教育水平、性别和年龄等因素影响，而且这些个体因素在不同国家差异相当大，如日韩等国民众受教育水平和经济收入水平比其他国家高。考虑到上述因素，我们考察经济依存度与民众对华态度之间的关系，要同时控制上述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因素，需要对经济依赖度与对华态度进行多层模型分析。在介绍具体的分析之前，这里先介绍相关控制变量。
（一）控制数据来源与处理
微观控制变量包括以下人口和社会经济变量：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水平。这些变量均来自ＡＢＳ第三轮调查数据，具体的调查问题，测量表和均值见表２（括号内为该题目在ＡＢＳ中的题号及英文符号）。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政府间关系、历史问题、领土争端和人均接受中国援助具体测量和赋值见表２。
（二）多层模型实证分析
由于投资和贸易在经贸关系中具有明显差异且相关度不高，为了更清晰地展示经济依存度和民众对华评价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建立了两个多层模型，分别以贸易和投资依存度为自变量，对华影响评价为因变量，并控制上述宏观和微观变量以排除干扰。具体结果见表３。模型１和模型２展示了微观和宏观控制变量与因变量（对华评价）之间的关系。模型１中表征对中国评价的组内相关系数（ＩＣＣ）达到了０.１７３的水平，明显高于由雅各布·科恩（ＪａｃｏｂＣｏｈｅｎ）提出的０.０５９差异判定标准。这说明在关于“对中国评价”这个问题上，各国国民的观点存在着显著的差异。模型３和模型４显示在控制上述宏观和微观层面的变量后，东亚周边国家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与其民众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呈现显著负相关（β＝－０.０１８，ｐ＜０.００１），投资依赖度与对华评价同样呈现显著负相关（β＝－０.０１１，ｐ＜０.０１），即与中国经济关系愈紧密的国家其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愈负面。这个结果显然与国家之间经济合作促进民众友好关系的预期相反。而这种负相关关系显然对中国进一步加强与周边地区的经济合作是不利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这种负相关的关系呢？
三、现有理论解释与建构主义的假设
对于一国在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当地公众对该国的评价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相关理论。目前主要有四种视角。
第一种是传统的新功能主义（ｎｅｏ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该范式提出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观念“溢出效应（ｉｄｅ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ｐｉｌｌ ｏｖｅｒ）”的理论模型。厄恩斯特·哈斯（ＥｒｎｓｔＢ Ｈａａｓ）认为经济的融合也就是一国对周边国家经济活动增长，将会在受影响国家的民众特别是精英（主要是利益集团和政党）中产生一种观念性的“溢出效应”。具体说，如果这些精英（和民众）看到经济的融合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经济利益，他们就会有动机去支持和扩大这种跨国经济活动。随着这种跨国经济合作活动的增加受益者将会对提供经济利益的其他国家产生认可，并产生进一步经济和政治融合的动力。从区域一体化的角度看，他们对从区域层面管理这种跨国经济活动的超国家组织产生忠诚感（ｌｏｙａｌｔｙ）。尽管在本研究中，对区域共同体组织的忠诚不是我们的讨论范围，但是该理论揭示了在经济利益驱动下，理性个体对提供利益的外部国家产生积极认知。哈斯进一步指出对于受跨国经济影响的国家，其社会内部结构越是多元化（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和民主化、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水平越高，就越有利于产生观念溢出效应。这是因为工业化所带来的城市化有助于民众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接受外来新鲜事物，避免用狭隘的眼光看待跨国经济活动。而多元和民主化的社会有助于各种思想的形成和表达，减少狭隘民族主义的影响。如果按照上述理论，在东亚九个国家中，东北亚的蒙古国、日本和韩国与中国贸易依存度最高，而且三国同为西方式民主体制国家，特别是日本和韩国的社会结构相对多元，经济和工业化水平远高于其他东南亚国家（除新加坡外），为什么这三个国家对中国的评价最为负面？上一节的多层分析结果表明，即使控制历史恩怨、现实政治关系以及领土冲突等因素，贸易和投资依存度与民众对华态度仍然呈负相关，也就是说，这几个与中国贸易依存度最高的国家对中国的评价仍然比其他国家更加负面。
第二种视角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政治精英阶层对国家安全和政治利益的追求将会影响民众对其他国家经济活动的态度。罗伯特·吉尔平（ＲｏｂｅｒｔＧｉｌｐｉｎ）认为经济融合的外溢效应仍然取决于政治动机。政治精英在考虑其他国家经济活动是否对本国有利时，他们所关注的是对自己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是否有益，而他们的看法通过媒体向公众传输，会影响民众的观点。这种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东北亚的蒙古国、日本和韩国政治精英由于惧怕中国的经济崛起而对民众灌输“中国威胁论”，影响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但是，这种现实主义框架很难解释当历史恩怨、现实政治关系以及领土冲突的因素都被控制以后，经贸关系依存度仍然与对中国态度出现显著负相关。
第三种视角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认为发展阶段相同或者类似国家之间会产生竞争，而发展阶段不同的国家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则容易产生互补。由于全球产业链上的相似分工所产生的竞争可能降低同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之间的相互信任感，而互补关系则可能带来融合与信任，因而一体化较容易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而较少在发展中国家之间产生。但是，该理论显然无法解释为什么与中国同为制造业国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民众对中国态度比较正面，而提供资金、技术和市场的发达国家如日本和韩国的民众却对中国态度比较负面。
以上三种理论视角分别从受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结构、政治精英的利益取向以及各国发展程度的互补性来解释经济活动如何影响民众对他国的看法。这几种视角都忽视了影响民众的一个关键的因素———主导性的社会思潮或者意识形态———对于民众看法的调节作用。建构主义认为利益的界定是主观建构的。亚历山大·温特（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认为，行为体的身份和利益的建构受到主体文化，特别是现有意识形态框架的制约。同样地，民众判断其他国家的经济活动是否对本国有利也建立在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基础之上。约恩·赫纳特（ＢｊｏｒｎＨｅｔｔｎｅ）的研究发现，发展、和平和可持续发展的环境等社会价值观念密切影响当今一体化的发展。
哪些认知或者价值观因素会影响民众评价其他国家与本国的经济活动？我们认为有两个基本的观念变量需要考虑。第一，中国与东亚周边国家经济依存加深过程中，当地民众是否感受到经济受惠？第二，当地民众是否认为经济受惠和经济发展非常重要？第一个问题与经济受惠度有关。经济受惠度是指主体感受到国家经济发展且自己（和家庭）的物质利益增长的程度。根据新功能主义的理论，经济受惠度上升显然是产生观念“溢出效应”的基础，只有主体的经济受惠度增长，他／她才能从理性的角度对带来经济利益的国家产生正面归因，积极评价其影响。
但值得说明的是，民众经济受惠度与一国在另一国的经济活动之间并不是直接的线性关系。民众经济受惠度的感知取决于多方面因素，如所在地的经济发展、政府政策、国内的投资等。仅仅一个域外国家的影响是有限的，而且这些影响还同时与大量的其他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很难分开。但是，经济发展受惠度是影响民众对外国经济活动态度的一个关键认知变量。只有当个体感受到经济改善且自己受惠，他／她才有可能对与本国（地）经济相联系的域外国家产生正向归因。很多时候，尽管个体没有看到自身经济利益增长与域外国家增长的经济活动之间的直接关系，他／她也会倾向于认为这些经济活动是有益的，因为这些活动恰好和自身利益增长同时发生，这就容易产生积极的归因，即心理学上“协变归因理论（ｃｏ⁃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同样，如果个体没有感受到经济受惠度，就算域外国家的影响是正面的，也很难产生积极情绪归因，甚至会把自身无法发展的原因归咎于域外国家的活动（由于两者同时出现），产生消极归因。
经济受惠度对于外国公众评价中国的经济影响十分重要，因为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经济大国，其影响的方式更多是通过增量而不是存量。这与拥有巨大存量影响优势的美国和日本相比有很大区别。自２００７年开始，中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最主要的拉动引擎，２００７—２００９年年平均拉动０.６７个百分点，且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因此，经济发展迅速的国家更有可能感受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产生认同，而发展缓慢的地区不仅难以对中国经济产生认同，甚至认为中国是造成经济不振的原因。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一：经济受惠度调节中国经济活动影响大小与东亚周边国家民众对该影响评价之间的关系。具体而言，在民众总体经济受惠度高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华评价越积极；相反，在民众总体经济受惠度低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华评价越消极。
第二个意识形态因素是发展主义（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价值观。“发展主义”在社会科学中具有两层含义：其一，作为一种学术研究理论，强调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工业化和现代化必将带来经济增长，经济增长最终带来社会进步和政治民主化。该理论起源于二战后的美国，思想基础是启蒙运动的进步主义和马克斯·韦伯（ＭａｘＷｅｂｅｒ）的理性主义，经过战后半个世纪的不断发展，目前已经成为政治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之一。其二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强调经济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是社会的中心任务，并且优先于政治民主发展和社会福利等社会建设。本研究中的发展主义是第二种，是一种强调经济发展作为个人和社会首要利益的价值判断。
民众发展主义价值观的强弱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根据罗纳德·英格尔哈特（ＲｏｎａｌｄＩｎｇｌｅ ｈａｒｔ）的研究，社会经济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前工业化阶段、现代化阶段与后现代化阶段发展主义在每个阶段的强度不同。在前工业化阶段，由于经济活动以农业和资源开发为主，社会主流价值观取向倾向于维护宗教和传统的先赋权威，发展主义价值观较弱；而现代化阶段，由于出现工业化、分工专业化，物质财富开始大量积累，社会主流价值观以成就、理性和科学为取向，强调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收入发展主义普遍被接受；而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由于科技高度发达，物质长期富足，人们对于经济发展需求降低，主流价值观倾向于后物质主义，即日益追求个人幸福感、自我表现和生活质量，发展主义价值观重要性降低。类似地，华尔特·罗斯托（ＷａｌｔＷ．Ｒｏｓｔｏｗ）提出“经济成长阶段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阶段、为发动创造前提条件阶段、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和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其中发动阶段、向成熟推进阶段是发展主义较为流行的时期。
发展主义的价值观有利于跨国经济活动产生“观念溢出效应”，因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影响是在物质领域，只有重视物质领域才能对产生物质利益的国家给予认可，并淡化该国家在安全或者政治方面的某些不利影响，特别是当这些影响不严重的情况下。相反，如果民众将安全或者个人实现（政治权利和精神满足）作为首要利益，经济利益的“观念溢出效应”会减弱。
发展主义价值观对于外国公众评价中国十分重要。中国本身就是发展型国家，政府以发展主义为导向。另外，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来自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工业制成品的大量出口。根据世界银行数据，２０１３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在世界排名第一，占比达到２０.８%。这对于重视物质领域的人和社会来说，大量质优价廉的商业产品提供了改善生活的可能。另外，中国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也给投资目的地带来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这也是具有发展主义价值观的人所重视的。此外，中国对外影响力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所推崇的“竞争性民主制度”掌握政治的话语权的东亚国家并不强。那些重视西方式政治权利的人对中国膨胀的经济影响力会产生抵制情绪。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理论假设。
假设二：发展主义倾向具有调节中国经济活动影响大小与东亚国家民众对该影响评价之间关系的作用。具体地说，在发展主义倾向强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中国的评价越积极；相反，在发展主义倾向弱的国家，中国的影响越大，民众对中国的评价反而越消极。
四、经济受惠度与发展主义价值观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
调节作用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概念，它指的是第三变量（即调节变量）对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关系的方向或者强度产生系统性的影响。换句话说，当第三变量的强度发生改变，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由正向变为负向（或者由负变为正），或者原本正向（负向）关系加强或者减弱。在本研究中，我们假设经济受惠度／发展主义倾向的变化会改变自变量（“中国影响大小”）与因变量（“东亚周边国家民众对该影响的评价”）之间关系的方向：经济受惠度高／发展主义倾向强，两者呈正向关系；而经济受惠度低／发展主义倾向弱，两者为负向关系。由于前文没有介绍自变量和两个调节变量的测量，下文首先说明它们的测量表以及均值。
（一）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自变量是这九个国家民众对中国影响力大小的评价，具体问题、赋值方法和均值见表４。第一个调节变量是经济受惠度，由六道题目（ＡＢＳＱ１－Ｑ６）的分数加总而得。具体问题、赋值方法和均值见表４。这六道问题内部一致性系数α为“．７７０”，显示出相当高的信度特别是考虑到α系数通常在数目比较少的时候会比较小的情况下。第二个调节变量是发展主义倾向，具体问题赋值方法和均值见表４。在后续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将把它们作为连续变量处理。有关因变量“对中国影响的评价”和其他控制变量的介绍见前文部分。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为了验证假设一，我们以“中国影响力大小”为自变量，“经济发展受惠度”为调节变量，“对中国影响评价”为因变量，建立一个调节作用模型（我们首先建立了一个调节效应多层模型，将第二部分的宏观和微观控制变量都纳入模型中，见表５；结果显示调节效应显著。由于宏观变量系数不显著且应用多层模型较难对调节效应模式进行分析，我们接下来仅在微观变量模型中检验调节效应及其具体的调节作用模式），其结果见表６。结果证实经济发展受惠度显著调节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的关系。首先，模型１纳入被试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研究的控制变量。模型２将中国影响力大小和经济发展受惠度纳入回归模型，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大小（β＝０.０７６，ｐ＜０.０１）和经济发展受惠度（β＝０.１９８，ｐ＜０.０１）均与对中国影响评价存在显著正相关。模型３检验经济发展受惠度是否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关系产生调节作用，把中国影响力大小和经济发展受惠度的交互项（中国影响力大小×经济发展受惠度）纳入模型中，结果显示，该交互项（β＝０.３２８，ｐ＜０.０１）对中国影响评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经济发展受惠度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为了检验该调节作用的模式，我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如图２所示，在经济发展受惠度较低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消极（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０.５０６，ｐ＜０.０５）；而在经济发展受惠度较高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人对中国的看法越积极（ｓｉｍｐｌｅｓｌｏｐｅ＝０.１８２，ｐ＜０.０５），因此，假设一得到证实。另外，从斜率的绝对值比较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受惠度较低时所产生的调节作用非常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受惠度较高时的调节作用。这就意味着在经济发展受惠度较低的国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很容易变得负面。
为了验证假设二是否成立，我们建立第二个调节作用模型，其结果见表７，发展主义倾向显著调节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的关系。首先，模型１纳入被试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作为控制变量。模型２进一步纳入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发展主义倾向，并进行回归。结果显示，中国影响力大小（β＝０.０７１，ｐ＜０.０１）和发展主义倾向（β＝０.０９８，ｐ＜０.０１）与对中国影响评价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模型３检验了发展主义倾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评价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把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发展主义倾向的交互项（中国影响力大小×发展主义倾向）纳入模型中。结果显示，该交互项（β＝０.１６４，ｐ＜０.０５）对中国影响评价有显著的影响，表明发展主义倾向对中国影响力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的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为了检验该调节作用的模式，我们进行简单斜率分析。如图３所示，在发展主义倾向较低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人就会对中国影响评价越消极（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０.１６６，ｐ＜０.０５），减弱作用显著；而在发展主义倾向较高时，认为中国的影响越大的人对中国影响评价越积极（ｓｉｍｐｌｅ ｓｌｏｐｅ＝０.１４４ ｐ＜０.０５），提升效应显著。上述结果证明假设二成立，而且两者斜率的绝对值接近，说明发展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强度在该变量较高和较低时基本相当，但是方向相反。
五、基于调节作用的分析
在验证经济受惠度和发展主义的调节作用基础上，我们将进一步分析这两项指标如何影响东亚国家对中国的评价。首先，我们还需要知道哪些国家民众感知的经济受惠度高、哪些国家民众发展主义倾向强？为了简化分析，我们根据东亚九个国家的经济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均值采用聚类分析（Ｋ－均值）的方法将它们分为差异显著的几个组，见表８和表９。就经济受惠度而言，结果显示这九个国家可以分为高中低三组（见表８）；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最高，日本和韩国最低，其他处于中间。在发展主义倾向上，结果将所有国家分为四类：印尼最强，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强，新加坡、柬埔寨、蒙古国、韩国和泰国较弱，日本最低（见表９）。
本文第二部分发现这些国家与中国经济的依存度和其民众对中国评价呈现显著负相关；这些国家可分为两个差异明显的组别：第一组是东北亚的日本、韩国和蒙古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很高，但是民众对中国的态度比较负面；第二组是东南亚的菲律宾、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虽与中国经济依存度稍低，但是民众评价比较正面（泰国国民的评价“一般”）。以下将结合相关指标的调节作用来说明这两个组别的差异。
第一，对于日本、韩国和蒙古国的民众来说，他们在经济发展受惠度指标上比较低（见表８），特别是日韩两国显著地低于其他国家；且他们在发展主义倾向指标上也较弱（见表９），日本的发展主义倾向极弱，而韩国和蒙古国较弱。由于这两个变量在较低的情况下会反向调节中国影响大小和对中国影响评价之间关系，特别是低经济发展受惠度的反向调节作用非常显著，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虽然中国与这三国的经贸依存度很高，其民众也认为中国对该国影响力很大（日本、韩国和蒙古国民众中，认为中国对其“有影响”和“有很大影响”的比重占总人数的９４.１%、９２.１%和８７.５%在这九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第二和第四），而他们对中国影响的评价比其他国家要负面得多。
为什么这几个国家的经济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比较弱呢？经济受惠度高低与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紧密相关，如果一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其民众更容易感受到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增加。而且，经济发展速度与社会发展阶段紧密相关。
日本进入后现代化阶段已经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而韩国也基本完成现代化，迈入后现代化，两国的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滞（日本）。因此，民众经济发展受惠度的感受较弱甚至很弱。由于中国经济对他们的影响更多是在增量上，换句话说，两国民众清楚中国经济发展迅速而且带来巨大的影响，但是两国自身经济发展减缓很难让两国民众对中国在两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产生积极认可，尽管中国的作用有可能是有益的。另外，由于日韩两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很高，日本和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ＡＢＳ调查年份）分别是４６２３０美元和２４１５６美元，社会主导思潮更趋于后物质主义而发展主义较弱，特别是经历较长时间物质富足的日本社会。发展主义倾向弱的人大多认为经济发展不是个人和社会最重要的目标，而更加愿意追求政治民主和社会平等。考虑到两国自诩“西方式民主国家”，他们对于经济上崛起但是政治影响力仍然有限的中国容易产生负面评价，当中国影响力越大会愈加抵制。
对于蒙古国来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ＡＢＳ调查年份）仅为２６５０美元，处于现代化阶段，在２０１２年以前发展较快，但是该国民众的经济受惠度不高，在所有国家中，仅仅高于日韩。这可能是由于蒙古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资源开采等少数领域，经济增长受益人群不是很广。另外蒙古国民众的发展主义思潮本应该较强，之所以较弱，可能与蒙古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向西方式民主制度转型的特殊路径和蒙古国民众对物质享受的传统看法有关。具体说，由于民主化转型与经济自由化同时进行，蒙古国民众将经济发展的期待与西方式民主政治转型挂钩，造成民众对民主政治与经济发展的价值重合，对于经济发展的热情部分被民主政治所吸收。与日韩类似，该国民众对于西方式民主的热情也会影响他们评价中国。而游牧民族在对待物质财富的创造与享受方面也有不同于非游牧民族的特点。总之，由于受到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展主义的反向调节作用，尽管该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但是蒙古国民众对中国的评价比较负面。
第二，对于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菲律宾和柬埔寨这组国家的民众来说，他们的经济受惠度较高，特别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两国（见表８），这应该与这些国家在调查展开期间（２０１０—２０１２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有关。另外，这组国家的发展主义倾向较强，特别是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见表９）。值得说明的是，尽管新加坡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ＡＢＳ调查年份）高达４６５７０美元，但仍然比日本和韩国保持更强的发展主义倾向，这可能与新加坡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引导和宣传有关。事实上，马来西亚作为接近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ＡＢＳ调查年份）达到１０４２８美元，其强烈的发展主义倾向同样应该与其威权主义政体有一定关系。
由于高经济受惠度提升了中国影响大小与对中国影响评价的正向关系，尽管这些国家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度低于日本、韩国和蒙古国，其民众对于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评价比日本、韩国和蒙古国更加积极特别是新马两国。另外，在这几个国家中，由于多数人具有发展主义倾向他们较为认可来自经济大国的中国对他们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菲律宾和印尼虽然也是西方式民主国家，但是大多数国民具有强烈的发展主义倾向，中国政治影响力有限的短板没有被放大。
另一个东南亚国家泰国，虽然处于现代化阶段，但是国民的经济受惠度不高，且发展主义倾向显著较弱。在九个国家中其发展主义倾向仅仅高于日本，属于比较弱的类别，这可能与国内的宗教以及政治体制的摇摆与更迭有一定关系。与之相对应的是，尽管该国是中国的友好邻邦且经济依存度也较为紧密但该国民众对中国的认可度也低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柬埔寨，仅高于日、韩和蒙古国。有学者认为泰国民众之所以对中国有负面评价是因为中国在当地的民间交流活动中存在一些不文明行为，而本研究的结果从发展主义角度提供了另一种解释———由于民众对于来自中国的经济影响并不太积极，从而降低了他们对中国的总体评价。
六、总结与讨论
东亚国家是中国经济影响的主要区域，对中国经济发展、国家安全和对外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与该地区日趋加强的经贸关系将会如何影响其民众对中国的态度？在“一带一路”战略背景下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研究发现，中国和该地区国家的经贸依存度与该地区民众对中国的评价呈现显著负相关，且这种负相关与两个关键的调节变量——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存在密切关系。两个变量都存在双向调节作用，即在经济发展受惠度高和发展主义倾向强的民众眼中，中国对其影响越大他们对中国的评价越高；而在经济发展受惠度低和发展主义倾向弱的民众看来，中国对其影响越大，他们对中国的评价就越低。
本研究具有以下理论和实践意义。首先，本研究拓展了海外公众对中国态度的研究。现有的文献主要在软实力的理论框架中展开；但由于软实力首先是一个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强调国家作为权力施动者在国际政治活动中的一种能力，因此，多数相关文献侧重于中国政府及其行为如何影响海外公众对中国的评价，如中国的政治制度模式和价值观（“北京共识”）、中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政府主导的文化项目（如孔子学院）等，较少涉及海外经济活动如何影响外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然而，中国对外经济影响已经成为外国公众形成对华认知和评价的重要来源。本文的研究发现东亚民众对中国经济影响的评价会受到经济发展受惠度和发展主义倾向的调节作用。这些发现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什么在越南这种发展主义倾向强的国家，即使中越存在领土冲突和历史恩怨，中国在当地的软实力仍然强劲。为什么中国在非洲和大洋洲等处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的投资比较容易获得该地区公众的良好评价，然而，中国增加对欧洲和美国等后现代化阶段国家的投资，公众的评价则要负面得多？
本文的发现同时还丰富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不仅修正了新功能主义的观念“溢出效应”的发生条件，还从建构主义角度说明相关社会思潮如何调节民众对经济一体化的看法，从而解释经济一体化在民众层面所遇到的动力和阻力。由于新功能主义主要基于欧洲一体化的早期实践，建立在欧洲各国相似发展阶段和发展主义倾向的基础上，认为经济融合必然带来观念改变和认同产生。但是，本研究通过采用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案例，发现经济依存不断加深未必导致观念“溢出效应”；只有当各国民众同时具有较高的经济发展受惠度感受和较强的发展主义倾向时，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才有可能带来观念“溢出效应”。本研究的发现还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并没有带来民众间的信任，进而未能推动政府间的合作，导致东亚区域一体化进展非常缓慢。
最后，上述发现对于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经济关系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如果希望经贸合作能够带来持续性的效果，投资和贸易应该更多考虑那些民众对经济发展受惠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也就是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和地区。即使这些国家经济发展不仅是受惠于中国的参与，其民众也倾向于对参与的国家产生好感。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经济发展只是惠及小部分民众，即使经济发展数据增长迅速也未必带来民众经济受惠度的广泛增长。本研究中的蒙古国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另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民众的发展主义倾向。一般来说，经济处于现代化阶段的国家，其民众的发展主义倾向应该较强烈。但是，两者的关系并非绝对。在本研究中，蒙古国和泰国虽然经济处于现代化阶段，其发展主义倾向甚至低于新加坡这样高度现代化国家。当然，重视这两个指标并不是说投资和贸易不应该首先考虑经济收益，只是国家和相关企业需要对当地民众在这两组指标上有一个基本的研判，考虑到可能的风险，并以各种方式进行舆论引导以减少可能的损失。
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