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本文初稿完成于2017年2月12日，数次修订，第八稿定于2017年6月19日，一直未能公开发表。近来，沙特国内改革与反腐风暴震动国际社会，执掌沙特几乎全部实权的萨穆罕默德王储（Mohammed bin Salman bin Abdulaziz Al Saud）不仅接连采取重大举措增进妇女权益，扩大对外开放，推进社会生活世俗化进程，而且公开谴责此前数十年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浪潮，宣称要“返回温和的伊斯兰”，继而又发动了横扫该国政坛的反腐风暴。经此一役，在可预见的未来，沙特宫廷政变推翻锐意改革的萨勒曼国王、穆罕默德王储父子的风险概率已经大大降低，也在很大程度上验证了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观点主张。加之中国国内召开了新疆历史问题座谈会，会议精神宣传已经有条不紊展开；发表此文，正当其时。（2017.11.20）
“现代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压迫的反应”、“极端主义是对西方霸权的应激反应”、“欧洲和美国应该为搞乱中东负责而接受难民”……——不知何时，这类说法开始流行于中国舆论界，从学者、政界人士到媒体业者，许多人对此类说法乐此不疲，不断提高宣传调门，其中的“西方霸权”在绝大多数场合下又是“美国霸权”的同义语。然而，只要冷静客观审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现代恐怖主义的思想理论脉络、组织实践发展历程，就不难看出，无论是覆盖面较为宽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还是以“伊斯兰国”为代表的现代恐怖主义，最初都不是对所谓“美国压迫”、“西方霸权”的反应；在相当长历史时期内，他们发动“圣战”打击的对象是伊斯兰教不同教派、阿拉伯本土政府、印度教徒、锡克人等非西方势力；中东阿拉伯国家的乱局，更是深深植根于这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其它阿拉伯国家对外输出动乱的策略。片面指责西方搞乱中东，无助于认识问题的根源，相应也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了。
一、瓦哈比运动诞生及其早期海外发展无关反抗“西方霸权”
众所周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于1775年至1783年；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代表——瓦哈比派创始人瓦哈卜（Muhammad ibn Abdul Wahhab）则生于1703年，创立教派理论后于1740年前后与沙特家族结盟传教，矛头针对的是阿拉伯人中的多神教、伊斯兰教其它教派和土耳其人，彼时美国安在？瓦哈比派这类原教旨主义思潮得以兴起，重要背景是1683年奥地利-波兰联军赢得维也纳保卫战胜利，数百年来殊死抗击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的欧洲人民由此从战略防御全面转入战略反攻，匈牙利、塞尔维亚等国相继解放。由于奥斯曼帝国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对外圣战军事征服掠夺基础之上，外战连续丧师失地，导致其军事、民政、财税、土地等项制度开始全面崩溃，内部诸穆斯林民族、部族之间裂痕随之开始凸显并快速扩大，也门、埃及、叙利亚等穆斯林地区分离主义斗争烈度比基督徒聚居区更强（因为土耳其帝国治下基督徒不得从军而缺乏武力），瓦哈比教派客观上成为阿拉伯人对抗土耳其统治、争取从奥斯曼帝国分离的意识形态动员工具，并不是什么对抗“西方压迫”。
瓦哈比教派自问世之初就高度推崇圣战，瓦哈卜认为，没有任何其它功业的回赐与护佑可以与圣战相比，圣战可为穆斯林斗士提供直升天堂的机会，不接受瓦哈比派教义者即属无信仰者和多神论者，无权生存。而且，瓦哈卜谴责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助长“异端邪说”，不承认土耳其素丹的宗教领袖“哈里发”地位，公开提出只有阿拉伯人才能肩负起恢复伊斯兰教纯洁性的使命。基于上述认识，自从与政权结盟起，瓦哈比派就对同为穆斯林的苏菲派、什叶派和土耳其人实施铁腕政策：
1802年，瓦哈比派攻占什叶派圣地卡尔巴拉（在今伊拉克境内），在大街上屠杀什叶派民众两千余人，摧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外孙、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之子侯赛因·伊本·阿里陵墓。
1803—1804年，瓦哈比派先后攻占伊斯兰教两圣地麦加和麦地那，拆毁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陵墓等300多处伊斯兰教历史圣地，把定居麦地那的土耳其人几乎全部驱逐净尽。
所有这一切，起因都不是“西方压迫”，目的也不是对抗西方。总结十八世纪瓦哈比运动，其本质宗旨是清除伊斯兰的“内敌”，而不是抵抗非伊斯兰的“外敌”。
瓦哈比运动在其发祥地起源不是为了抵抗“西方压迫”，其海外发展锋芒所向，同样不是“西方压迫”，而是本地非伊斯兰势力，以及伊斯兰教不同派别；在瓦哈比运动迈出阿拉伯半岛、走向世界的第一站印度次大陆，这一点表现得格外突出。印度瓦哈比运动最初圣战矛头就是指向印度教徒和锡克人，而非当时已在印度立足的英、法等欧洲势力。瓦哈比教义兴起之初，出身莫卧儿帝国伊斯兰教学者世家的谢赫·瓦利乌拉（Shah Wali-ullah，1703—1762年）游学阿拉伯半岛，就受到了感染而在返回印度次大陆后推动伊斯兰教改革，他开创的瓦利乌拉学派堪称印度版瓦哈比派，呼吁统治者强化伊斯兰教法，极力号召穆斯林对马拉地人开展“宝剑的圣战”，捍卫伊斯兰教统治。1820年代，英国已经实际统治了几乎整个印度次大陆，瓦利乌拉之子的学生赛义德·阿赫默德·波莱维（Sayyid Ahmad Barelvi，1786—1831年）游历阿拉伯、朝觐麦加时皈依瓦哈比教派，返回印度次大陆后不久就提出“迁徙圣战”理论，1826年发动圣战者运动（Mujahideen Movement），但也不是针对英国人，而是针对当时英国在印度的唯一军事对手锡克王国和印度教徒，在旁遮普大肆屠杀锡克人，一度占领白沙瓦，创建了一个神权国家，最终于1831年被锡克王国击败身亡。
有人惋惜印度瓦哈比派圣战没有一开始就针对英国人，但从瓦利乌拉、波莱维之辈的立场来看，他们那样选择，实属情理之中。因为伊斯兰教传入印度次大陆的主要途径是阿拉伯、突厥、波斯、莫卧儿、阿富汗等外来侵略者近千年间不断发动的圣战征服，而且穆斯林从来以外来征服者自居而拒绝本土化，他们敌视印度教徒和锡克人胜于敌视英国人，正是这一心态符合逻辑的发展。
康熙十年（西元1671年）正月，清兵入关不足27年，满洲官员兵丁就已经全部通晓汉语，清廷以此为由全面取消各衙门通事（翻译）职位，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清政权由此基本完成汉化；能够经受住两年后爆发的三藩之乱考验，实基于此。相反，莫卧尔王朝官方语言始终是波斯语，而非印地语或其它印度次大陆本地语言。
而且，与此前印度次大陆各穆斯林政权一样，莫卧儿王朝也大量聘用外籍穆斯林为官，排挤作为多数族群的本土印度教徒。号称莫卧儿王朝最“开明”、“宽容”的阿克巴大帝统治时期，415名高官中印度教徒一度上升至51人的“高峰”，占比“高达”12%，他身后就迅速锐减；逊尼派穆斯林称颂的“印度唯一哈里发”奥朗则布更于1671年（即康熙帝全面取消通事职位之年）下令将各级税务机关中的印度教徒会计和书记官全部扫地出门，因为莫卧儿帝国政府与历史上各伊斯兰政权一样，将财税系统视为民政领域最重要职位，……有资料称莫卧儿王朝全部官员中外籍穆斯林占比高峰时期多达七成。
阿拉伯帝国掀起对外武力扩张浪潮之初，就开创了历史上伊斯兰政权歧视被征服地区改宗新穆斯林的传统，被迫或自愿的新入教穆斯林在叙利亚、埃及、伊拉克、波斯等地称为“马瓦里”（mawali），在西班牙称为“穆瓦莱敦”（Muwalladun），被视为低于阿拉伯穆斯林而高于非穆斯林的二等居民。在南亚次大陆，以谢赫（Shaihk）、帕坦（Pathan）、蒙兀尔（Mughal）、赛义德（Sayyid）等等为姓氏的阿拉伯、波斯、突厥、阿富汗征服者后裔们继承了这一传统，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穆斯林高种姓“阿什拉夫”，对向穆斯林征服者皈依伊斯兰教的南亚次大陆本土被征服种族后裔，他们也要列为低种姓非阿什拉夫而加以歧视，至今不改；在十八、十九世纪，他们更不愿意接受没有皈依伊斯兰教的昔日被征服者翻身。
当时，印度次大陆各伊斯兰征服者王朝已经全部彻底没落，在马拉地等印度教和锡克教政权的反抗、打击之下难以招架。面对这一局面，莫卧儿宫廷正统派穆斯林精英情愿付出次大陆生灵涂炭的代价，也要主动勾结招徕波斯王纳迪尔沙（Nadir Shah）、阿富汗杜兰尼帝国艾哈迈德沙等穆斯林君主入侵，打击马拉地人等印度本土民族非穆斯林政权，把恒河平原一次次淹没在血泊之中，穆斯林聚居的德里等地也未幸免。对他们而言，引进瓦哈比派教义打击锡克人和印度教徒，实属天经地义，顺理成章。特别是锡克教，本身就是为反抗伊斯兰征服者而创建的宗教，锡克王国军队在一代代与莫卧儿、阿富汗的战斗中成长，在圣战者眼里世代血海深仇，不可化解；如能打垮锡克王国，又能与伊斯兰阿富汗王国连成一体，取得普什图人支持，实为圣战对象之上选。
相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早早实施了充当莫卧儿帝国包税人兼保护人的策略，每年向莫卧儿皇帝等印度穆斯林君主交费，换取他们敕令获得迪万（diwan，财税官）身份而控制某些省份地区的财税权力，并逐步进而向这些穆斯林君主提供军事“保护”。有鉴于此，印度瓦哈比派创建伊始就将矛头指向锡克人、印度教徒，而非英国势力，从他们的逻辑来看是合理选择。毕竟，当时英国殖民者敲骨吸髓征税的牺牲品主要是印度教徒，孟加拉省虽然在英国治下爆发过大饥荒而该省东部是穆斯林聚居区，但那里的穆斯林主要也是低种姓印度教徒改宗而来，自居高种姓的谢赫、帕坦、赛义德们对此无关痛痒。
瓦哈比运动在印度次大陆如此，在其它地区也大体类似。如18世纪下半叶西非富拉尼人领袖奥斯曼·丹·福迪奥引进瓦哈比教义，就是为了对当地豪萨族各公国（其宗教信仰包括多神教和伊斯兰教）发动圣战，一度建立了一个幅员横跨今尼日利亚北部和西苏丹地区的伊斯兰教王国。
二、现代圣战理论与实践矛头长期并非针对西方
创建现代圣战理论的直接起因同样不是西方殖民者压迫，而是穆斯林圣战者刺杀印度教领袖及印度社会对此暴恐罪行的抨击。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总设计师毛杜迪（Syed Abul A’ala Maududi）1903年生于印度，他继承和主张的圣战传统首先是针对印度教徒。1927年，毛杜迪发表最重要代表作《伊斯兰圣战》，奠定现代圣战理论基础，契机并非西方殖民者当时对穆斯林干下了什么“暴行”，而是南亚次大陆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加剧，1926年12月穆斯林青年以圣战名义刺杀印度教净化改宗运动（Shuddhi Movement）领袖斯瓦米·施拉塔南德（Swami Shraddhanand，1856—1926年），在南亚次大陆激起谴责浪潮，连圣雄甘地也谴责“伊斯兰教是一种嗜血和暴力的宗教”，他要为此恐怖主义暴行辩解。而这一波印度教徒与穆斯林冲突浪潮之所以爆发，起因是成千上万印度穆斯林在“迁徙圣战”旗号下企图通过阿富汗奔赴伊斯坦布尔为哈里发而战，却遭到阿富汗人虐待和强制遣返，随后土耳其素丹及其哈里发职位也被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废黜，宗教沮丧情绪和与印度教徒的经济矛盾相结合，引爆了波及整个次大陆的宗教冲突，同样难以直接归咎于英国殖民者。
在此书中，毛杜迪明确宣称，伊斯兰教制度是人类唯一理想的制度，其它一切制度都是“邪恶和专制的”，圣战是比礼拜和封斋更重要的穆斯林宗教义务，其目标是消灭一切非伊斯兰统治，建立伊斯兰统治，圣战对象之一是伊斯兰教内部敌人“伪信者”（即其它教派），……由此看来，把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说成是对所谓“西方霸权”、“美国压迫”的反击，至少有违现代圣战理论基础著作诞生的背景和主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代伊斯兰激进主义、恐怖主义、武装圣战思想理论和行动长期以穆斯林国家政府这类“近敌”（near enemy）为最重要敌人和主要打击目标，而这些“近敌”中许多是高举反帝反殖、民族解放乃至“社会主义”旗号而崛起的世俗政权及其领袖，这些激进组织、个人得到的经济资助和政治支持较多来自海湾君主国。圣战武装全面崛起、全球圣战主义（global jihadism）泛滥，契机是1980年代抗击苏军的阿富汗战争。把这些归结为全部、或主要是对“西方霸权”、“美国压迫”的反击，不能成立。
埃及是穆斯林兄弟会发祥地和绝大多数基地组织创始骨干的母国，基地组织1988年初创时，2/3核心成员是埃及人，埃及人库特卜（Sayyid Qutb）是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开山宗师，号称“全球激进伊斯兰运动教父”、“武装圣战之父”、“伊斯兰恐怖哲学家”，是穆斯林兄弟会精神领袖，被拉登、扎瓦希里等奉为基地组织意识形态教父，他不曾直接遭受美国迫害。包括号称现代穆斯林激进主义“圣经”的《路标》在内，库特卜的代表性著作完成于埃及纳赛尔政府的监狱，他和其他穆斯林兄弟会成员入狱，是因为他们接受沙特阿拉伯资助，企图刺杀纳赛尔总统等大批政府官员，推翻纳赛尔政府。
法拉叶（Muhammad ‘Abd al-Salam Farraj）堪称库特卜衣钵传人，是埃及最重要伊斯兰圣战理论家、“伊斯兰圣战”组织（Al-Jihad Al-Islami）创始人和精神导师、当代“独狼”暴恐理论开创者，他声明，《古兰经》和圣训教诲的根本上是关于战争的内容，现代穆斯林“被疏忽的职责”正是圣战，呼吁“战斗——对抗和流血”，所有真正的穆斯林都有职责参加暗杀行动，……；而他认为，异教徒西方虽然用心恶毒，但“同‘近敌’战斗比同‘远敌’战斗更重要”，消灭埃及统治者并在埃及建成伊斯兰国家才是第一要务。拉登死后的基地组织领袖扎瓦希里也一直强调，“通往耶路撒冷的路要经过开罗”。
直到1990年代中期以后，全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才在拉登极力倡导推动下较多地将矛头转向以色列、美国、欧洲这类西方“远敌”（far enemy）；直到1998年，扎瓦希里才率领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成建制加入基地组织，首次选择同美国人及其西方盟友开战。拉登之所以如此倡导推动，直接起因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发第一次海湾战争，沙特国王邀请美军入驻保护，长远目标是因为他将美国视为基地组织在穆斯林世界重建“哈里发帝国”终极目标的障碍；若将这一起因归结为“西方霸权”和“美国压迫”，同样是荒谬的。而大批圣战组织之所以同意接受基地组织指导转向对“远敌”开战，直接原因是承受不起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政府的无情镇压，不得不同意与本国政府停火。
三、阿拉伯国家“祸水外引”对该区域乱局难辞其咎
至于911事件引发的美军打击伊拉克和阿富汗、“阿拉伯之春”后相关国家和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动荡战乱，美军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打击伊拉克和干预操纵利比亚、叙利亚战乱固然有错，但有几点我们需要认识到：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同样曾经成规模培训恐怖分子；其它阿拉伯国家政府推动大规模向第二次海湾战争后的伊拉克输出极端分子对伊拉克乱局影响重大，而且本国最终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
萨达姆政权倒台打开了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势力在伊拉克膨胀坐大的盖子，这基本上已成国际公论；但萨达姆政权同样曾经成规模培训恐怖分子。塞特马里阿姆（Mustafa Setmariam Naser）号称“新生代圣战者首席战略家”，是欧洲恐怖小组和阿尔及利亚血腥反政府恐怖主义圣战的设计师，是系统全面总结、发展、阐述反西方“个体圣战”实践经验并上升至理论层次的第一人，其思想理论指导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逊尼派暴乱和欧洲、美国的恐怖活动方式，在中国的一些严重暴恐大案中也能看到其理论主张的影子，而此人投身恐怖活动始于1980年穆斯林兄弟会军事骨干培训班，地点在伊拉克巴格达拉希德军营。
与此类似，叙利亚政府也曾公开颂扬发动自杀性暴恐袭击的人体炸弹“殉教者”。2003年9月6日，叙利亚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评论：“‘殉教者’代表了民族的意识，他们是世界上最尊贵的人，人类中最令人尊敬的人。”
沙特、埃及、突尼斯、摩洛哥、阿尔及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大规模实施将本国反政府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押犯送往海外圣战的“祸水外引”策略，始于1980年代阿富汗战争，2003年第二次海湾战争爆发后故伎重施，其目的是减轻激进、极端分子对自身安全的威胁。毕竟，即使在沙特这个二战以来最稳定阿拉伯国家之一，1960年代后半期以降也曾经历政局动荡时期，反政府传单撒上主要城市大街，武装政变传闻风声鹤唳，仅1969年破获的多起未遂政变中就拘捕嫌犯逾两千人，其中政府官员二三百名，空军官兵一百余人，被捕空军官兵中将、校等高级军官多达20余人。特别是伊斯兰原教旨派“新伊赫万运动”1979年11月20日在麦加发动武装叛乱，组织两千武装分子占领麦加大清真寺，自称真主使者马赫迪降临，号召推翻沙特王权，建立他们理想中的伊斯兰神权国家，更是轰动一时。当时，沙特政府军足足花费了半个月时间方才完全攻占大清真寺，控制局势，据称政府军官兵阵亡2700余人之多。有鉴于此，“祸水外引”被这些阿拉伯国家视为一箭双雕的高招：2003年11月斋月期间，也门政府释放1500多名犯人，其中基地组织嫌犯92名。2005年1月宰牲节期间，阿尔及利亚政府大赦犯人5065名。2005年9月，毛里塔尼亚新军政府大赦政治犯，其中激进分子为数众多。2005年11月斋月结束之际，摩洛哥政府释放164名激进分子，同月又以纪念独立50周年名义释放5000犯人。2005年11—12月，沙特阿拉伯释放400名激进分子犯人。2006年2—3月，阿尔及利亚政府释放犯人5000名，以此作为全国和解计划的一部分。2006年2月，突尼斯总统本·阿里释放1600名犯人，其中不乏激进分子。2006年3月，也门释放600余名极端分子。
为了向海外输出极端分子祸水，这些阿拉伯国家向赴海外圣战的极端分子们提供了大幅度机票折扣等便利，众多伊斯兰慈善组织也活跃其中。至于阿拉伯之春后某些阿拉伯国家对战乱国家叛匪组织的全方位支持，众所周知，在此无需赘言。
阿拉伯国家的“祸水外引”策略不仅对目标国战乱难辞其咎，而且他们本国日后也遭到由此壮大的极端主义势力反噬。正是阿富汗战争造就的“阿拉伯阿富汗人”（Arab Afghans）群体（英美情报机构认为有1.4—1.7万人）令拉登势力崛起并威胁沙特本国，其中的三千“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Algerian-Afghans）及其组成的“伊斯兰拯救阵线”又成为核心、骨干发动了血腥的1991—2002年阿尔及利亚内战。这场内战死亡总人数15—20万，其间仅1992—1994年间的政治暴力和恐怖活动就造成了6.5万人死亡。割喉、斩首、断肢、掠夺强奸妇女性奴之类残酷手法因“伊斯兰国”习用而为世人熟知，最初也是出现在阿富汗“圣战”硝烟之中，然后被阿富汗圣战老兵们带到了波黑和阿尔及利亚内战战场。对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和叙利亚内战重施“祸水外引”故伎，迟早会令这些阿拉伯国家收获更大的反噬压力。
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早期渊源无关“外部压迫”
进一步上溯现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思想理论与实践渊源，我们更能清楚地看到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片面归咎于“外部压迫”的荒谬。瓦哈比派源出九世纪的罕百里教法学派，罕百里在世时，该派已经在帝国都城巴格达制造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以逼迫哈里发屈服，后世弟子更是热衷于在巴格达等中心城市采用社会骚乱、暴乱、乃至暴恐手段强制推广自己的主张，一次次逼迫统治者退让。不少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片面归咎于“外部压迫”的学者也认为，“伊斯兰国”极端主张和血腥做法的内核源出7世纪的哈瓦利吉派（kharijites）；但无论是哈瓦利吉派诞生、活跃的7—10世纪，还是罕百里教法学派横行巴格达的10世纪，阿拉伯帝国都在咄咄逼人对外扩张，不断鲸吞蚕食基督、佛教、祆教（拜火教）、印度教世界领土，谈不上有什么“外部压迫”、“西方霸权”。
五、结束语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毛泽东：《矛盾论》），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在现实生活中，自信且勇于自省、自我革新的民族和国家更能与时俱进，实现发展。一些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社会上下普遍极度缺乏自省和自我革新意识，一味将自己的困境归咎于西方国家的所谓“原罪”、犹太人的“阴谋”和他人的“误解”，不少非穆斯林国家、非穆斯林精英也对这种拒绝自省和自我革新的意识推波助澜，甚至将其设为不可触碰的“政治正确”；这种状态不改变，指望阿拉伯国家和其它穆斯林国家自我更新，走上全面进步坦途，实属徒劳。在发展对外经贸和选择外交战略支点时，我们要冷峻、清醒地认识评估各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基础与前景。
对我国而言，我们拥有自己独立的国家利益，且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利益大面积不重叠；我们的文化传统、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迥然不同；我们的综合国力远远超过穆斯林国家总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水平遥遥领先于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我们从不强迫阿拉伯、穆斯林国家接受我们的看法和自我改革，但更不应该在观察国际国内相关问题时让这些国家盛行的、明显违背事实的论调统治我们的智库与媒体，拱手让其禁锢我们的头脑，甚至把这些论调奉为不可触犯的“政治正确”。这样做实质上等于意识形态太阿倒持，不仅会误导我们的外经贸与外交战略，而且将给中国国内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埋下不容忽视的颠覆性隐患，更不用说这样做根本上就有悖国体。基督教西方和中国等东亚国家，在伊斯兰原教旨教义中定位孰高孰低，我们无须大张旗鼓广而告之，但应该时刻保持冷静清醒的认识。
我们愿意与各穆斯林国家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平等互利的交往，按照平等互利、非宗教原则开展全方位经贸合作，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接受他们的观念。苏联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工业化的帮助之大，任何国家都无法相比，特别是手把手培训中国全面启动工业化之功，在世界历史上堪称孤例；但我们面对苏联始终坚持独立自主，为此不惜承受毁约、撤走专家、百万苏军压境乃至核威胁之压力。1972年尼克松访华之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在中国对外经济政治战略中的地位直线上升，西方国家是中国主要出口市场和绝大多数技术、管理知识来源，我国对西方市场的出口依存度多年来高到国内外许多观察家感到“不安全”的地步，但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西方的意识形态，从来没有停止对西方的批评抨击。我们对苏联、对西方国家尚且如此，其它国家对中国的重要性远远不能与历史上的苏联和西方国家相比，要求我们把他们的流行观点奉为“政治正确”，不能不令人倍感荒谬。
何况我们不欠任何国家任何人情，任何国家给予我们的任何支持，我们都是付出了相应代价交换而来，我们从穆斯林、伊斯兰国家进口的任何货物都是支付了市场价格，资源出口国对销售市场、制成品来源国的依存度远远高于工业化国家对原料来源的依存度，初级产品熊市期间尤其如此。我们观察、研究伊斯兰世界相关问题应从中国立场出发，而非从阿拉伯、伊斯兰立场出发，这本应是不可偏离的基本原则，中国官方机构、特别是强力部门研究人员尤其应当时刻铭记。也只有时刻保持冷静清醒认识，坚持上述基本原则，才能保证中国与各穆斯林、伊斯兰国家的交往平等互利、可持续发展。
“中医是封建主义医学，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学，巴甫洛夫医学是社会主义医学”；“中国设文化部、电影局，这是错误的，应当像苏联一样设立电影部、文化局”；……诸如此类当初不乏人理直气壮倡导的“流行”论调如今已成历史笑柄，一些一度颇有人气的西方“时尚”观念正在沦为笑柄，我们不能制造新的、更加等而下之的笑柄，从而在历史上留下无法消除的耻辱纪录。
从中国到俄罗斯，从欧洲到北美，从印度次大陆到东南亚，……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分裂主义“三股势力”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制造越来越严重的威胁；正是拉登、拉赫曼（Omar Abdel-Rahman）之流恐怖主义头目和理论家率先将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国家的问题统统归咎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霸权”、“压迫”，并据此为滥杀无辜平民建立了宗教理论和“道义”基础，我们就更需要防范本国部分舆论事实上沦为恐怖主义运动传声筒了。
注释：略
注：初稿2017.2.12，修订2017.2.13，三稿2017.2.16，四稿2017.3.1，五稿2017.4.16，六稿2017.5.5，七稿2017.5.29，八稿2017.6.19，仅代表个人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