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伊始，特朗普政府对华贸易摩擦趋向全面升级。美国不仅加紧实施反补贴、反倾销、337条款等常规性贸易救济调查，301条款、201条款、232条款、“全球保障措施”以及试图对贸易对手征收“互惠税”等非常规性贸易保护措施也同步实施。围绕纠偏中美贸易不平衡引发贸易冲突与贸易摩擦的形势更趋严峻。
“优先”、“公平”、“对等”、“互惠”似乎成了特朗普经济贸易政策的核心词。特朗普政府成立一年多来，对数十个国家的94项“不公平交易”进行调查，同比激增81%。而新年伊始，中国也被美国白宫列为2018年美国贸易政策的“重心”。这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所秉持的中美贸易不平衡导致美国“重建中国”（rebuilt China）的看法，其贸易政策的进攻性色彩日趋加强。
特朗普政府进攻性贸易政策可以概括为三个显著特征：其一，经历了由克林顿、布什政府时期的“自由贸易”，以及奥巴马政府时期的“公平贸易”，特朗普政府转向更加主动、单方面发动贸易争端和贸易制裁，甚至以发动贸易战来威胁对手，迫使对手进行双边谈判，进而通过讨价还价以获取所谓“对等贸易（利益）”和“互惠贸易（利益）”。
其二，把“经济安全推至国家安全”，在国家战略层面提升对外经贸关系政策的优先次序。美国商务部认定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国内产业，威胁国家安全，建议对从中国、日本、欧盟等国家进口的钢铁和铝产品实施限制，包括征收高关税和实施进口配额等措施。事实上，特朗普至今已对大多数进口钢铁和铝产品采取了上百起双反措施，对国内产品的过度保护，对“国家安全”的滥用早已超越一般经济和贸易利益的范畴。
其三，全面弱化多边贸易体制框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2017年美国贸易议程特别明确美国不再以WTO规则为核心，而是以“美国优先”为政策起点，将“贸易政策应捍卫国家主权”列为政府四个优先事项之首，强调以国内贸易法为实施基准，“严格执行美国贸易法”。
从当前情况看，中美贸易结构依然存在较强的互补性。中国对美出口偏消费品，而美对华出口偏资本品和科技产品。中美之间在不损伤本国利益的情况下通过贸易战来遏制对方并非易事，依靠贸易战来消除双边贸易失衡也不现实。因此，特朗普进攻性贸易政策并非表面上的“对等”、“互惠”，而是在贸易议题之外有更大的要价。
事实上，中美之间潜在的结构性矛盾在未来将会日益凸显。中国对美贸易顺差不仅存在于劳动密集型产品部门，也存在于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部门。随着新一轮全球高科技竞争的全面开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贸易摩擦将会常态化，包括大型飞机、集成电路、新材料、飞机发动机和燃气轮机、5G、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升级。
在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对华开展301调查之后，进攻性贸易政策更是剑指中国的产业政策、投资领域和市场开放。著名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预计，特朗普政府正在传统商业领域着手解决长期影响美国竞争地位的问题，其核心将指向中国的产业政策。例如，特朗普政府从“中国制造2025”入手，对中国在无人驾驶汽车、医疗器械、半导体、人工智能、机器人技术等众多技术领域的政策予以极大关注，因此，301调查的真正目标正是“中国制造2025”。
此外，美国白宫也正在考虑针对中国设立“对等投资制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首席法律顾问沃恩提出的这一想法，将限制中国企业对美国的投资。如果这一措施付诸实施，其最严重的后果将是让中国政府反过来限制美国在中国市场的投资，最终很有可能导致行业投资禁令。
进攻性贸易政策升级，也使得中美合作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回顾美日贸易战的历史过程，随着日本产业结构的演变，引发贸易摩擦的领域从轻工业、重工业演变到高新技术产业，再到金融、宏观领域。相对应的，贸易摩擦的解决手段也从1985年前的以强制性关税、配额、自愿出口限制为主拓展到1985年后的汇率调控、自愿进口扩大、产业政策、开放市场，并最终于1989年签订《美日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本承诺部分开放市场。然而，部分市场开放并未满足美国要求，美方于1993年再次要求日本进一步开放市场，遭拒后再次祭出301制裁措施，迫使日本以全面开放市场换取贸易冲突的平息。至此，美日之间长达近十年的贸易战才告一段落。我们不希望这样的历史再次重演。
无法回避的是，中美“竞合关系”正在步入新阶段，注定要发展成更为成熟的、竞争性的大国关系，这种大国关系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常态化的摩擦和冲突，尤为迫切的是中美双方应如何避免“以牙还牙式的报复”，如何在谈判中探寻新的互利共赢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