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8年初到现在，有关“一带一路”负面评价的文章突然多了起来，是“一带一路”出了问题，还是评价者的心态和角度问题？
2018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2019年将举办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扎堆出现的负面评价，一方面要引起重视和警惕，另一方面要客观总结五年实践，注重细节、完善政策。
最新的一篇文章是英国《金融时报》2018年7月13日发表的《“一带一路”项目为何大量遇阻？》。该文作者指出，中国在马来西亚和哥伦比亚的项目相隔了半个地球，但它们遇阻都与对华关系，以及北京方面不透明的发展融资方式所引发的争议有关。
与2013年有关“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价不同，当时的主要观点如“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过剩产能输出”、“新版的朝贡体系”、“国际关系史上最大的烂尾工程”、“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地缘战略”，而今天有关“一带一路”的负面评价主要集中在“地缘扩张论”、“经济掠夺论”、“环境破坏论”、“规则破坏论”、“债权帝国主义论”等。其中，地缘扩张、经济掠夺、环境破坏等观点是“旧货”，新的挑战是将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规则、债权等所谓西方国家最擅长的话语权结合在了一起。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西方国家看来，中国进入到他们最敏感的红线区域了。其他的负面评价还包括“就业恶化论”、“分裂欧洲论”等等。
《金融时报》的文章指出，在马来西亚，由于腐败问题，约230亿美元与中国相关的基础设施项目被叫停。在哥伦比亚，由中国提供融资的大型水电站大坝出现了溃堤危险，下游居民被迫疏散。这些描述很吸引眼球，但仔细想想就会发现逻辑不通：第一，不是所有的中国海外项目都是“一带一路”项目，不是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企业都是“一带一路”企业；第二，任何商业项目都有风险，不能因为水患疏散等情况就说项目本身有了问题。同时，西方媒体开始把中资的海外项目称之为“不平等条约”，并且将一些项目的失败归咎于“中国中心主义意识”。甚至，提出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被捕，被控贪污，直接想到了“一带一路”的失败，这就是典型的泛化和污名化。
对此，中国既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能乱了阵脚，也要对新情况做客观分析，确保科学发展，相关建议如下：
首先，要对“一带一路”企业和项目进行甄别。早在2015年笔者就写过一篇文章——《这是“一带一路”的最大痛点》，提出要“警惕劣质企业，不是所有走出去的企业都代表‘一带一路’企业”。现在很多企业借着“一带一路”的名义蜂拥而出，一旦出现质量问题或者项目失控，“一带一路”的品牌就砸掉了，再恢复就难了。对“一带一路”的企业和项目，要进行甄别。好的项目上红榜，向国际社会展示这就是优秀的“一带一路”企业，对企业家来说是一种激励和引导。不好的企业要上黑榜，告诉国际社会跟这种企业要谨慎合作，甚至在资金支持上要对它有所限制。这样，通过红榜、黑榜机制，使一些好的项目成为精品，不好的企业受到制约和约束。中国企业走出去的进程不是粗放的，而是以精品式打造、塑造的方式去赢得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的尊重。
欧美日其实也在做“一带一路”，即全球范围的互联互通。不同的是，“一带一路”早期项目的主体主要是国有企业，而欧美是跨国公司。故此，很多国家会认为，中国的国有企业是服务于国家战略，是有政府补贴的不公平竞争。因此，通过红黑榜方式，孵化一批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跨国公司，通过“一带一路”使中国企业离世界一流企业越来越近，而不是与之相反。
具体来说，红黑榜的机制如何建立呢？从国家层面建立这种机制较难，会让沿线国家认为这是政治行为。应该以专业协会的方式解决，如企业协会、工会或专家委员会，从而进行优质项目的甄别和资质审核，让相关项目回归经济本质，形成良性的监督机制和严格的自律机制，避免“一带一路”过度政治化。“一带一路”不是大水漫灌，而应是涓涓细流、由点及面，通过“点穴式发力”实现化学反应。
其次，需要补足轻资产的“软联通”项目。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港口、高铁、核电、大坝这样的“重资产”项目：如瓜达尔港、吉布提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欧班列、中白工业园等，这些项目投资较大、周期较长、风险较大。因此，要打造一批有品牌价值的轻资产项目，如教育、培训、医疗、农业等，让这些要素走到丝路百姓的生活中去，发挥“润滑剂”和“黏合剂”的作用。笔者于2017年11月24日——12月4日赴欧洲三国（荷兰、捷克、奥地利）考察，对欧洲的“一带一路”进展进行了相关调研。笔者问欧洲朋友，在他们眼里什么是“一带一路”，对方回答：“投资数十亿、数百亿美元的项目是‘一带一路’，而且主要表现形态是工程基建以及能源资源项目等。”可见，他们的认知有偏差。但另一方面，就我们自身而言，过去五年“一带一路”的“软联通”项目挖掘不够，使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有了误读。
笔者建议像大型水电工程在海外修建的时候，要慎之又慎，园区建设也不是越多越好。在国内，“一带一路”的体制机制需要完善，同时，建议在非洲等发展中国家集中的区域（如东非的埃塞、西非的尼日利亚等）建“一带一路”能力中心。目前，很多中资企业将当地员工派到中国培训，不仅成本极高，且回国后培育人员离开企业的比率极大。能力中心建设有助于提升合作对象国对中国“一带一路”关键性问题的近距离认知，将是中国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
需要提升中国企业的专业服务业水平，如战略咨询、会计、法律服务、企业文化塑造、金融支持、传媒等。华盛顿咨询公司RWR Advisory Group的最新研究报告显示，中国2013年以来在66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宣布投资的1674个基础设施项目中，迄今约14%的项目（234个）遭遇了麻烦。所遇到的问题包括公众对项目的反对、针对劳工政策的抗议、施工延期以及国家安全担忧，其中大部分问题源于管理不善。先不说数字是否准确，至少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国在做，西方在评”，后者的评论往往等同于是权威、专业、标准。所以，西方的话语权体现在方方面面，如美国有麦肯锡，德国有罗兰•贝格，爱尔兰有埃森哲等，这些都是全球闻名的战略咨询公司，他们的研究成果直接影响舆情、影响投资，这是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需要补足的。
提升金融支持的质量。笔者常在开发银行党校、进出口银行党校授课，提醒这两家政策性银行的领导，要尽快识别、推动一些“软联通”项目。目的不是做给别人看，而是“一带一路”升级所必须的。金融支持对企业而言，要做到“雪中送炭”，而不是“锦上添花”。最近，西方批评集中在：中方提供融资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协议往往都是在高调的政治宣示中达成，使得接收国很难提出反对意见——即便可行性研究发现了问题。所以，政策性银行、丝路基金、商业银行的“一带一路”合作要增强社会责任能力、透明度水平，不求时效而求成效。
最后，加强智慧对接，夯实“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笔者过去跟踪研究“一带一路”五年，其间发现的问题是，“一带一路”大活动之前很多单位或学者“蜂拥而至”，开会之后回归常态、按部就班。“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有点畸形，在高峰论坛之后，几乎所有挂“一带一路”四个字的智库都不能在民政机构注册。管理是对的，的确国内有不少打着“一带一路”旗号招摇撞骗的，但不能因为少数人就不让大多数专家在规范的机制化平台上进行学术研究。不同于其他学科，“一带一路”需要跟踪研究，政策需要动态性调整，因此要鼓励优秀专家在这一领域进行智库研究的创新和尝试。如果都没有专家提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这一伟大事业如何实现智慧对接，如何确保行稳致远。
“一带一路”的智库建设不能只是解读政策，讲“一带一路”怎么伟大，更应该能够打通痛点，实现强者通心。如前所述，外媒往往界定“一带一路”是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项在世界各地提供融资并建设基础设施的计划。其实，这个定位本身就有问题，是典型的“以偏概全”，需要学者澄清。“一带一路”的内涵是五通建设，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不是全部。而且，基础设施项目作为“一带一路”的前期项目是有需求的。笔者六月份去埃塞俄比亚调研，期间让埃塞官员选择，但他们心目中，以下项目，他们满意度最高的是：1、亚吉铁路；2、亚的斯亚贝巴轻轨；3、东方工业园；4、其他。对方选择最多的是亚吉铁路。原因是751公里长的亚吉铁路在对方看来真正实现了国家之间的联通，使内陆国家埃塞俄比亚联通了吉布提，从而有了出海口，真正实现了“陆海联动”。这对后续项目的立项与建设有参考价值。
2018年1月15日，笔者主编的中国首个“一带一路”早期项目动态评估报告在京发布。该报告以“五通”为主线，从硬联通和软联通两个维度，提出国内首个“一带一路”早期项目动态评估指标体系，涉及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81个三级指标。该报告以定量研究的方式指出，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效应具有明显的不平衡性，资本进去了，但项目人文性还存在诸多改进的地方。
最近，笔者到埃塞为其官员授课，埃塞官员原本以为“一带一路”就是道路相连，授课结束后他们明白了“一带一路”也是人文交流，包括民心相通。可见，“一带一路”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在合作之前充分交流，增强对关键问题的了解。未来，“一带一路”的相关会议与项目要选好故事、选好项目、选好切入点，不能一看到高铁、核电、园区等重资产、硬联通项目就等于“一带一路”，要告诉各国朋友，“一带一路”不同于西方的殖民主义、不同于“送红包”，而重在共商、共建、共享。
“一带一路”的魅力在于开放、包容，因此欢迎不同意见，甚至批评意见。这一倡议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要首先承认他的能力边界，不要夸大其作用，也不要诋毁其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