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计划和主要观点
虽然刚刚论及的所有学术努力（如何解释中国当代经济奇迹？）都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的发展如何走上了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道路，但它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告诉我们中国不是什么，而不是中国是什么。更重要的是，通过比较中国与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是异常的，西方是正常的。
对于许多学者而言，使中国正常化就是将其转变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体。在他们的著作中，中国是根据西方已经存在和发展的事物来进行评价估计和判断的。这些认识显然隐含于有关后社会主义转型的文献中，这些文献将中国视为处于过渡中的政治经济体——这种转变是从中国特色到西方特色。这些文化偏见或隐隐中具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方法往往会破坏我们对中国的理解，无意中呈现出“扭曲”的中国形象。
从科学研究的角度而言，我们相信上述提及的知识难题更多地是机械地把以西方经验为基础的概念和理论，而不是将中国自身实践用于评价中国的结果。本研究的目的是基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和当代经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进行概念化和理论化。虽然这项研究对上述提及的所有宏大问题都有影响，但我们将本研究限制在对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探讨中。
所有政治经济学概念和理论（譬如古典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都是基于不同历史时期的西方经验，而且它们都已经被用于解释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由于经济学研究供给和需求、价格、理性等一般经济现象，因此人们假设这些经济概念和理论具有普适性。然而，研究者至少需要在将这些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制度环境时进行足够反思。
即使在西方，也不是所有的概念和理论都普遍适用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因为每个概念都是对那个时期的经济形势的反映。事实上，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质疑所有这些概念和理论的普遍适用性。若从非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角度来看待中国，肯定会认为中国是异常的。但是，如果有研究可以概念化或理论化中国自身的经验，情况就可能会发生不同，相应地，“异常的”也可能被证明是“正常的”。
因此，进行本研究最重要的动机就是概念化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经验。本书从根本上与中国内外的现有理论分道扬镳，努力为政治经济学提供一个关于中国发展及其影响的中国视角。我们相信，尽管学者可以继续将西方经济概念和理论应用于中国，但他们这样做时必须反思，因为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以典型的中国方式运作。正如中国政府所正确宣称的那样，它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官方观念仍然是一个思想教条，没有科学地解释任何事物。一个真正具有普适性的政治经济学概念或理论必须在考虑到中国因素时具有更大的解释力。中国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充满了无法解释中国政治经济实际运作的进口概念和理论。概念化中国政治经济系统的运作是本研究的目标。
我们认为，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必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我们必须超越各种政策层面的因素来考虑结构性因素。这样做仅仅是因为结构因素比政策因素更加持续稳定。其次，与前者相关地，我们还必须超越特定的历史时期。观察政府政策如何影响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经济表现是比较容易的。
譬如，黄亚生的研究就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不同的政府政策如何产生导致了在这二十年内不同的经济表现和分配后果。但是，仅仅聚焦于政府政策将很难概括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国家政策确实会影响政治经济体系的表现，但不一定会改变这一体系的性质。相反，体系中的长期结构力量决定了政府可用和有利的政策选择。因此，为了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我们必须研究那些在更长的、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持续稳定的特征和运作方式。
尽管本研究中的重心在当代，但我们也在思考中国过去的经济管理经验。我们提出，从早期的封建朝代到现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两个市场相关的概念：有国家干预的市场和没有国家干预的市场。这两个概念的形成可以追溯到中国皇权形成初期的儒家和法家学派。它们代表了中国关于国家、经济、社会以及三者间关系的主流哲学。虽然这些思想的形成受到当时中国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影响，这些观念因素的存在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体系的架构。
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这两个概念代表了其政治经济体系的两个极端（或两种理想类型）。虽然在某些时期法家或儒家学派提出的极端形式盛行，但是在大多数时期，这两个概念相互融合、有效平衡，而且市场和国家这两个主体被置于大致均衡的状态，而仅有市场或者仅有国家都被视为异常。正常状态乃是市场和国家共存。但是，均衡并不意味着国家和市场的力量是对称的。相反，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国家对于市场的主导是常态。
从这个意义而言，我们将中国政治经济学体系的中心思想和实践概念化为“经济国家主义”。经济国家主义在治理幅员辽阔的国家、调动国防资源、开展大型公共项目、应对重要危机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国家主义的扩张往往导致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不平衡。这通常导致国家退出经济生活和国家相对于市场和地方精英的弱化，以及国家众多公共职能的衰落等。上述两种情况的任何一种中，不平衡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因此需要不断调整以维持平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之为“不对称平衡”。
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处于不断变换的过程中，但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都曾实现过均衡。本研究的目的是强调和理论化这种不对称均衡。这种不均衡是我们称之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的政治经济体系的架构。
尽管在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发生过变化，但制内市场的结构仍然保存完整。有人或许会提出这仅仅是因为在现代前的数千年间中国始终是一个农业社会。但这里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这个结构在整个现代中国都保持不变，特别在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在中国经历了迅猛的工业化、不断发展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全面发展、高速城市化以及西方的过渡时期也能观察到的所有其他方面的变化之后。
人们普遍认为自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变为更多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用经济角度的术语而言，市场经济是以分工为基础的经济体，其中商品和服务的价格通过自由市场中的供需决定。与之相对，计划经济体系是中央政府使用固定价格体系确定商品和服务的体系。当然，尽管在后毛泽东时代进行了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在很多方面仍然与西方所见到的有显著的区别。但这并不非关键，人们仍然可以将中国视为某种特殊的市场经济体。
在毛泽东统治时期，具有革命属性的国家先后尝试运用苏联模式和毛泽东特有的动员模式来构建旨在提供更大的平等和赋予“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更大的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社会主义经济结构。就理想的概念状态而言，它是一个集中计划的经济体。该系统通过由中央计划部门许可的强制分配生产额度和商品来运作。甚至连商品和服务分配的价格也由国家预先确定。但就历史背景而言，该系统是为回应战争和社会混乱而发展起来的现代动员式国家的延伸。
在最初阶段，该体系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经济成就。国家能够动员所有可用的资源以实现快速经济增长。然而，一个成功的共产主义体系注定难以实现。由于国家控制了所有生产要素，对个人而言缺乏激励，这最终导致了所谓“贫穷的社会主义”局面。而且，在这个制度下，政府官员占用了太多的权力，腐败变得过度。毛泽东试图通过将权力从中央彻底分散至地方来解决这个问题，但从国家到企业的分权从未真正发生。
自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对其政治经济体系的官方定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随着国家动员模式的衰退，市场机制被引入并广泛应用于经济活动中。就像邓小平强调的那样，因为市场是唯一能够解放一个国家生产力的工具或手段，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从这一角度而言，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彻底告别了旧的计划经济体系。现在这一体系有一些关键特征。
首先，国家继续控制包括重工业、能源和基础设施在内的关键产业。但是，国有制并不意味着国家控制。在很多情况下，尽管国家在“制高点”上保留了对许多企业的控制性所有权，但中央政府对于中央国有企业的运营几乎没有形成有效和直接的控制。其次，在许多竞争性经济领域允许私有制。的确，私营企业已成为经济体系的支柱。大部分经济增长归功于私营部门。其三，市场可以根据供需的力量自由分配国家的资源。它展示了通常与资本主义经济相关的效率、增长和剩余价值的生产的基本特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自由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经济活动中中央对经济的计划的角色，但政府仍然通过“指令性规划”指导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
其四，市场在社会部门中的作用比许多西方国家（尤其是欧洲大陆的福利国家）更为普遍。国家试图将以前由国家管理的包括医疗保健、教育和公共住房在内的各种社会部门私有化，这些部门在许多西方国家仍由国家经营。在社会部门引入市场化改革也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
在某些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许多市场经济体更加资本主义。因此不难理解这个体系为何屡遭批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批评它，理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恢复了资本主义商品关系和生产，同时进一步剥夺了工人阶级的权利，导致社会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和不断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形成。其他人则认为，中国的制度已经包含了太多的市场资本主义因素，导致了“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体制。
但是我们认为这些特征的发展并不意味着中西方在市场和国家关系的根本原则上达成了一致。在现实世界中，市场经济并不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因为比起允许市场力量进行自我管理，社会和政府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对其进行管理。没有一个国家是在其境内所有市场都自由的经济体，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经济体都是具有不同程度的自由市场和计划经济特征的混合型经济体。事实上，“自由经济”和“市场经济”这两个术语有时被作为同义词使用。然而，正如德国社会市场经济的思想和实践所证明的那样，自由经济可以在政府为坚持社会公正，平衡导向过度集中的市场力量而进行大量干预的情况下运作甚至繁荣。
在绝大多数经济体中，价格体系并非完全自由，而是受到某种程度的政府控制或严格监管，有时还与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相结合（但其广泛程度不足以成为计划经济）。对于政府在指导市场经济和解决市场失灵方面应该发挥多大的作用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不过，不平等并不是市场失灵的产物。
从世界历史上资本主义演变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西方的资本主义通常指生产资料全部或大部分为私人所有，而且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经济制度，其中投资、分配、收入、生产以及商品和服务的定价通过市场经济的运作来确定。人们通常认为这一制度涉及作为“法人”的个人和团体交易资本商品、劳动力、土地和金钱的权利。
尽管资本主义在西方自封建主义结束以后就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历经一波波的变革后，今天资本主义最常见的形式也表现得像混合经济，它包含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结合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要素，或者混合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特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一些实验社会主义的西方经济体采取了包括国有化、贫富阶层间的财富再分配、最低工资标准在内的措施政策以及符合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但是，在当代资本主义的绝大多数形式中不存在进行中央规划的权威机构，而且价格确实通过供给和需求的经济力量所决定。即使是政府的运作也必须遵循市场原则，因为政府运作依赖于直接税收，并且政策通过在强力的经济和社会利益集团间讨价还价的过程来制定。中国人永远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即使是中央（联邦）政府也能因为不同政治党派间的斗争而“关门”。
总体而言，我们可以概念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为“场内国家”（State in Market）。这是一个市场（经济）原则规制国家（政治）原则的系统。相反地，我们可以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归纳为“制内市场”（Market in State）。通过这一概念，我们提出尽管存在不同形式的资本主义和市场规则的作用，但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中国家（政治）原则规制市场（经济）原则。随着这种形式的中国资本主义的兴起，资本主义的“家族”中现在有了一个崭新但是强大的成员。
我们在知识层面的目标是描述和解释这一世界政治经济体类型中的新“家族成员”。具体而言，这一研究的目的是多重的：概念化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为“制内市场”，描述这一体系是怎样发展并且演变的，解释它如何运作，以及探究这一体系的社会和政治影响。
这项研究也有一些重要的政策意涵。在政策层面，我们的目标指向未来。我们希望为当代世界的一个重要政策领域（即资本主义的未来）作出某些贡献。正如所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之后的时期所证明的那样，当代资本主义正处于危机中。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政治经济制度的根本弱点。
今天，许多西方人都对其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运作感到失望，特别是当他们目睹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家，后者在之后继续给自己支付巨额奖金，政府却无动于衷的时候。像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这样的学者已经开始思考二十一世纪的资本主义。
中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制造了过去三十年间前所未有的经济奇迹，而且成功地应对包括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7—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经济危机。到目前为止，它一直在持续增长，尽管速度有所降低。虽然学术界一直对中国式的资本主义持有极具批判性的态度，但对于这种制度的运作的研究却不充分，这是很不应该的。我们相信各种资本主义可以相互吸取教训和经验。没有理由忽视这种中国式的资本主义。
（本文节选自《制内市场：中国的管治政治经济学》的序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