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概述了智能数字技术刺激下的中国数字化进程，并讨论了这一进程对亚太地区经济融合与发展的意义。
作者张铭慎，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旗下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科技创新和创业，其研究成果可见于《宏观经济研究》等期刊，近著为《双轮驱动创新：结构改革下中国企业的开放创新与绩效》（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7）。
本文为韩国东亚研究院“崛起的中国及亚太地区新文明”项目的工作报告，2019年5月发布。报告原题为“China’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the Asia-Pacific”，总计12页。
东亚研究院（East Asia Institute, EAI）是韩国一家独立、非营利的私营智库，成立于2002年，致力于就东亚地区面对的重大挑战提供观点和政策建言。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项目”（TTCSP）2019年1月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8》（2018 Global Go To Think Tank Index Report），东亚研究院在“全球顶级智库（美国和非美国）”分类排名中列第70位。
以下是对该报告核心内容的摘译，略去相关原文附带的图表。发布该文不代表我们对文中观点的认可，请读者明察。
导言
目前，数字化转型的核心是利用智能信息技术变革经济和社会活动，且有望催生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和数字红利。作为一项通用技术，智能数字技术具有很强的特性，如平台性、开放性、整合性和生态系统性，将对创新、创业活动、投资、贸易和产业发展产生广泛影响。
当前，亚太地区正处在克服结构性问题、塑造经济动能、追求高质量导向的经济增长的关键时刻。因此，所有亚太地区经济体已就开发数字经济及其红利达成广泛共识。它们力求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商业机会并推进自由贸易的过程中充分发挥数字化转型的主导作用，以更优质地实现亚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和包容且安全的增长。
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也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数字化转型。由于数字化的规模和系统整合效应，可以预期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丰富的应用场景以及迫切的升级需要，不仅将为亚太地区的数字经济合作带来历史机遇，也将刺激该地区形成一个更为紧密的创新共同体。
新一轮数字化：特征与要素
信息和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经常被开发和应用于持续采用数字技术的经济和社会变革进程中，因而在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经历了四代演变，每一代都显示了硬件尺寸的变化和计算机运行系统性能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计算机组件和制造工艺的显著改进，今天的计算机造价仅为20世纪60年代中期最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功能却胜出后者。
此外，过去数十年间，ICT领域的技术进步速度也超出我们的预期很多。上一个十年中ICT领域的突破孕育了诸如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信息物理系统和大数据等智能数字技术，这些技术触发了新一轮数字化。举例来讲，计算机科学家们自20世纪50年代就开启了人工智能研究，但直至上一个十年间，包括更快的处理器和更高容量的储存能力、更大的数据集、性能更高的算法在内，拜硬件方面的进展所赐，随着新的应用得以开启，人工智能才得以实现。愈发智能的数字技术弱化了物理世界、数字世界和生物世界之间的界限，这是当前数字化发展最突出的特征之一，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数字技术也因此扩散于我们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了整个经济中个人、企业、产业和政府的潜能。
20世纪90年代，中国ICT部门的平均发展速度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倍。得益于快速发展的ICT产业和廉价劳动力，中国作为世界工厂，成为全球最大ICT出口国，ICT部门的出口额分别于2003年超过日本和欧洲，2004年超过了美国。
然而，在ICT的创新和应用上，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仍有巨大距离。为弥合差距、抓住数字化机遇并重塑经济增长动能，中国认识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并以极大的热忱拥抱了新一轮数字化。一方面，私营部门在这轮数字化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统计表明，天使资本投资金额自2013年的12.2亿元人民币增加到2017年的147亿人民币，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私营部门。另一方面，政府制定了大数据和“互联网+”的国家战略，并依据“鼓励创新、包容审慎”的原则制定了新兴产业的监管规则。有利的监管环境刺激了交通和住宅等领域数字化的蓬勃发展，在这些领域，诸多出人意料的数字应用和新型商业模式不断涌现。
从要素的转型来看，受益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提高和ICT服务成本的降低，中国的主要进展体现在ICT使用率上。目前，中国拥有全球分布最广的移动宽带设施和光纤网络，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移动互联网市场，互联网用户普及率从2000年的1.8%提高到了2017年的55.8%，高于全球平均水准9个百分点。
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数字人才仍严重短缺。现行教育系统无法满足技术与市场需求的变化。目前，中国有超过85%的数字人才分布于产品开发领域，然而能够承担先进制造业、数字营销等其他职责的人才总占比不超过5%。
从产业的数字化来看，因更接近用户这一优势，电子商务使得消费和贸易领域的数字化走在前列。在这一浪潮中，阿里巴巴、腾讯、滴滴出行、京东和小米等互联网商业公司崛起，形成了新的产业生态和创业社区。它们为大量中小企业提供云服务和大数据处理能力，帮助企业实现了研发和制造的数字化。然而，由于大部分制造业仍处于“工业2.0”阶段或向“工业3.0”转型的阶段，中国的产业在研发、设计和制造链上的数字化转型仍十分滞后。
麦肯锡（McKinsey）就中国22个产业数字化水平所做的分析报告显示，前三位产业的数字化水平是后三个产业的6.5倍，相较于很多其他发达经济体，差距更为显著。中国数字化程度最高的10个产业累计所占的GDP和从业人数比重分别低于40%和20%，较西方国家相对更低。
从治理转型上来看，与消费者需求关联最直接的数字服务进步更快，包括电子政务、网络渠道公共咨询，以及社区服务的数字化。与此同时，政府十分重视平台监管，在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联合国的调查表明，2018年，中国的电子政务取得了显著进展，在超过一百个国家的排名里，中国的名次从2012年的第78位到2018年的第65位，跃升了13位。
尽管如此，根据一家中国互联网安全机构在2015年做的调查，有44%的中国网站存在安全漏洞，可能导致数据泄露。在中国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家信息安全漏洞数据库中收集的漏洞信息有16000个，自2016年以来上升了47.4%。这说明中国的数字化治理在生产/物理端相对较弱。
总体而言，尽管中国的数字化转型一直在稳步开展，但主要进程发生于消费/应用端，而非生产/物理端。例如，由于BAT（即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数字巨头的出现以及电子商务的繁荣发展，被广泛认可的一点是，中国代表全球数字化的关键引领力量之一。巨大的市场需求激发了中国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但也造成数字转型集中于消费者端和应用端。
笔者曾对比中国和韩国的数字化发展，发现中国仅在贸易和消费方面有显著优势，在制造过程的数字化方面则远落后于韩国。更具体来看，中国的ICT产品出口比例高于韩国。此外，2017年，中国零售总额中的差不多23%与电子商务相关，这一数据只比韩国高出7个百分点。然而，中国制造业中使用机器人的密度为68台/万人，仅约为韩国的十分之一。比较ICT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研发投入占GDP比重，韩国的水平要高出中国四倍之多。
考虑到上述中国数字化的现状，我们可以推断中国的数字红利尚未充分释放。鉴于智能信息技术的潜能体现在生产/物理端，我们可以预期，未来数十年间，中国的数字化转型将从消费/应用端向生产/物理端倾斜。
就要素转型而言，持续增进的产业需求将成为数字人才培养的主要驱动力。当前，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需求正迅速扩大，其中基础研究型人才的需求量最高。根据相关数据，全球人工智能领域的专业技术性人才超过190万，而中国从事人工智能的人数仅有5万，不到美国的6%，世界排名位居第7。目前，中国一些领先的数字企业已启动了与高校共享数据资源，共同培养云计算和数据科学工作者的合作计划。此外，数据总量的迅猛增长和数据驱动型商业模式的成熟化将令企业得以将注意力集中于数据的应用和开发上。无人驾驶和智能工厂的出现也将推动基础设施的持续升级。因此，中国将建起更多数字基础设施，提升ICT基础设施的效用和个人接触基本ICT的渠道。
就产业转型而言，基于以下三方面的因素，向生产/物理端扩展将成为未来数字化转型的重点。
首先，劳动力的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为长期趋势。中国的劳动参与率在过去近二十年中持续下降。根据联合国的预测，中国65岁及以上年龄的人口占比将从2015年的9.7%增加到2025年的14.1%，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于2025年减少至约9.96亿人。劳动力的减少和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上升，将不可避免地造成劳工成本的持续上升，这将迫使企业增加对制造环节数字化转型的投资。这是越来越多的企业已在中国筹备部署云服务和工业机器人的原由。
其次，未来，企业和社会对质量控制的要求将得到显著改进。未来，中国经济将更加注重质量，这将加速智能控制技术在产业和环境领域源头环节的运用和部署，进而加快生产/物理端的数字化转型。
第三，数字生态系统的示例效应及其低成本效益将比以往更明显。目前，一些产业龙头企业已在生产端的数字化过程中取得收益，产品周转率、残次率和供应链效率均有显著改善。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2017年进行的调查，过去一些年，智能制造对中国企业利润的贡献度不断提高。超半数受访企业表示，智能制造对其利润的贡献度在2013年低于10%。而到2017年，超过40%的受访企业认为，这一贡献度在11%-30%之间。此外，随着企业以更经济的方式实现“数字孪生”（digital twin），这将显著降低中小型企业实现数字转型的门槛。（数字孪生，指充分利用物理模型、传感器更新、运行历史等数据，集成多学科、多物理量、多尺度、多概率的仿真过程，在虚拟空间中完成映射，从而反映相对应的实体装备的全生命周期过程。——编注）
就治理转型而言，随着社会治理变得更复杂，用户隐私意识较过去更强烈，有关数据产权、交易规则和数据安全的治理转型未来将加速进行。然而，由于数字经济的治理被限定在各国的国家层面，加之一些议题仍需要长时间的论证，治理维度的数字转型会相对较慢。消费者也开始更加关注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但这一环节仍面临特定挑战。鉴于数字治理的理论和实践仍处在研究和探索阶段，交易规则和数据产权等问题尚处于讨论过程中。
除上文提及的数字化三个维度中的积极因素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潜在的内部和外部挑战。内部挑战方面，我们必须应对包括供需矛盾、上下游产业在数字化进程中的异步性，以及制度体系和基础设施中的不对称发展等困难。此外，随着更多不合理的限制会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被强加到技术获取、市场准入和人才流动中，中美贸易冲突中美方采取的措施这一外部挑战的主要来源，也将对中国的数字化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
数字经济可以为加强经济合作提供激励和机遇。毫无疑问，不论创新的类型是什么，也不论运用何种工具，从创新中获取收益都是任何实体的最终动机。在数字经济时代，创新者在数字经济中面临的价值捕获难题与工业经济中的挑战不同，平台和生态系统的活力变得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应该基于该平台创建一个开放、包容、多样且充分交互的生态系统，以利用网络效应、规模效应和规模经济。
此外，智能数字技术令我们得以实现即时互动和自我适应，以消除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中小企业和次发达经济体参与区域合作的门槛。数字化带来的激励和机遇将通过数字贸易和物流便利化对区域一体化产生显著影响。考虑到亚太地区一些经济体的有限市场规模，和它们在国际市场缺乏准入的情况，它们在一定程度上难以利用经济合作机遇。
中国拥有的独特优势或许意味着，中国的数字化可以成为一个契机，助力亚太地区应对上述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产阶级数量不断壮大，拥有规模和发展前景位居世界前列的市场，且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中国将数字化视为实现高质量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之一。特别是近年来，新一轮数字化步入了新的阶段，中国着重加快了生产/物理端的数字化进程。在要素、产业和治理等领域数字化水平的显著提高，展示出中国有能力帮助其他经济体克服数字化转型中持续存在的挑战，利用好经济合作机遇。
例如，中国已设立多种融资机制，包括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丝路基金（Silk Road Funds），和一些其他长期低息贷款，这些都可以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和互联互通提供支持。像BATJ（即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和京东）这样的中国数字巨头可以在助力很多东盟国家发展跨境电子商务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甚至在云服务方面，阿里巴巴也已有能力建立一个包括8000家以上企业的生态系统，以领先技术及时满足它们的需求。
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发布的一千多个智慧城市试点项目中，中国试点城市达到令人震惊的半数之多。这为亚太地区的一些经济体提供了重要机遇，这些经济体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能力超群，可通过类似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合同之类机制，利用它们的先进技术和丰富经验获益。
鉴于中国的数字化可被视为亚太地区的机遇，笔者强烈建议：亚太地区的经济体应利用中国的数字化契机，借以加强数字经济方面的合作。
参照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于2017年发布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互联网和数字经济路线图》（APEC Internet and Digital Economy Roadmap），笔者选择了几个大有希望的领域，相应提出以下建议：（1）发展数字基础设施；（2）确立政府有关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整体政策框架；（3）提升影响到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各监管方式之间的协调与合作；（4）推动使能技术（enabling technologies）和服务的革新和应用；（5）增进互联网和数字经济的包容性；（6）助力电子商务，提升数字贸易合作。（使能技术，是指可用来驱动某个使用者或者某种文化的能力发生急剧改变的革新或者发明。——编注）
（本文由郑永妍摘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