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前，人口迁移而非贸易是影响不平等和跨阶级流动的主要因素。十九世纪初爱尔兰居民的后代如今已经跻身于世界上最富有的群体：今天，这些后代半数以上早已离开爱尔兰，他们在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富足地生活着。
1925年之前的50年间，约有一亿人口从一个洲迁移到另一个洲去寻找更好的生活：大约5000万人离开欧洲，主要是从东欧和南欧去往澳洲和美洲；也许还有另外五千万人（当然我们没办法具体统计这一数字）离开中国、印度和其它亚洲国家，去往美洲、南海小岛和东非。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现象出现：20世纪末，秘鲁的总统藤森（Fujimori）就是日本侨民的后代；印度著名作家奈保尔（V.S. Naipaul）出生在加勒比海地区，而非印度；北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树林中掩映着观音菩萨的神龛。
在某一地区停留的时间更长一些的“原住民”（毕竟人类的起源都在非洲）的后代和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后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主导了二十世纪许多国家的政治局势。此外，由于一战之后各国政府开始严格控制移民，流动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重大大减小。
但在1870-1925年间，移民数量约有一亿，占到了1870年世界总人口的十二分之一，其中，儿童和老人的数量相对较少，因此这段时间的跨洲移民更多以劳动人口为主，大约占到了当时劳动人口的七分之一。
美国19世纪末最有名的事件之一就是针对中国和日本移民的限制令。铁路巨头希望继续扩大在美国的亚洲移民规模，而美国的工人和民粹主义者想要将中国人、日本人和印度人赶出加州、赶回太平洋彼岸。大财阀欢迎移民，利兰·斯坦福（Leland Stanford）——铁路巨头，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为了纪念儿子而创办并资助了斯坦福大学——便是其中的代表；而民粹主义者希望可以将这些移民驱逐出境——“中国人滚回中国”。
总的来说，这些民粹主义者在一战之前取得了些许的胜利：他们成功将移民殖民地“欧洲化”。亚洲移民被阿瑟·刘易斯（Arthur Lewis）所谓的“温带殖民地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智利、乌拉圭、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拒之门外，因此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移民流向了其他地方——锡兰的茶园或是马来西亚的橡胶园等热带地区。刘易斯认为，这种对移民潮的导向对20世纪的收入分配起到了巨大的影响。大约在18世纪末，欧洲便跳出了马尔萨斯陷阱，结束了由于农业资源与技术导致的低生活水平和人口爆炸的局面。资源丰富、气候条件与欧洲相仿的殖民地，如加拿大和阿根廷，进一步推动了欧洲殖民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在20世纪到来之际求得了他们理想的土地/劳动力与资本/劳动力的比率，因此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生活水平随着移民去往美洲而显著上升。
然而时运不济、管理不力的印度和中国没有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科技还是取得了进步的：19世纪末中国人口是11世纪初的三倍，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没有下降，至少没有显著下降；但生产潜力被进一步挖掘并没有带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仅仅导致了人口数量上涨，因此很多来自中国人和印度人愿意为了欧洲人眼中的“饥饿工资”（starvation wages，仅足以维持吃饭和最基本生活需求的工资水平-译者注）而选择移民。
中国和印度的人口数量庞大、物质财富匮乏、农业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为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加勒比海地区和东非地区带来了薪资水平方面的下行压力，因为这些地区接受了来自亚洲的移民潮。引入和雇佣劳动力都十分廉价，付给工人的薪资只够满足他们的基本生活，但这些工人依然会十分满意：他们在马来西亚或者非洲的种植园中获得的机会和生活条件都比他们在印度或中国所能期待的要好得多。低廉的薪资成本就意味着接受亚洲移民的国家制造出的商品也会变得廉价，由于存在竞争关系，马来西亚橡胶园工人的薪资水平会拉低巴西橡胶园工人的薪资水平。19世纪后期，在后来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地区，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薪资水平持续下降，并保持在一个较低的位置（尽管如此，这一水平依然高于同期的中国和印度）。
相对的，对欧洲人来说，向温带地区移民的限制导致温带农产品——如小麦、牛肉、羊毛等——的价格相对较高，因为欧洲人要求的工资水平较高，尽管他们的农业生产力是大洋彼岸不具备农场的中国或印度的三到四倍。棉花由非裔美国佃农种植，他们仅能勉强生活在温饱线上，但这一点其他美国人并不在意、也不会记得，因此除了棉花之外，温带经济体不生产那些接受亚洲移民的地区所生产的产品：他们竞争不过。相反，温带殖民经济体注重生产热带地区无法生产的资源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农产品和矿产品。
移民的政治模式会导致一部分国家会相对富裕，而另一部分国家相对贫穷，这一点自一战开始时就已经确立下来了。1900年起，各国的命运偏差逐渐加大，几乎所有国家，不论是邪恶的联盟还是正义的联盟，都在努力进一步将世界收入分配推向不公的边缘，但有些国家的发展在世界收入分配的过程中走向了一个反常且惊人的方向：1900年，南美洲南部的几个国家属于第一世界，但今天不是这样了；而1900年相对贫穷的发展中经济体日本，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工业大国。
整个20世纪，如果没有对穷人（亚洲人）向富有的国家（欧洲国家及其海外殖民地）移民进行如此大规模的限制的话，加利福尼亚州一定会变得十分不同。人们认为，在20世纪，比起政治制度和经济技术由富有经济体向贫穷经济体的转移，让贫穷的人向富有的经济体移民，也许会更加容易。若是没有所谓白澳政策（white Australia）和一战前其他类似的政策作梗，也没有20世纪20年代以来推行的各种严格的移民政策的话，今天的世界也许会变得更加平等、更加富裕。自然，富裕的殖民国家的政治民主制度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也许会因其难以应对更大规模的移民潮而崩溃，而这将会导致更大程度上的内部不平等——这恰恰是那些支持限制移民的人最常使用的论调。
人口迁移也使曾经的大英帝国在19世纪中叶沦为二等国家。
英国人见证了历史事件的发生。从英美关系上说，1815年英国和美国停战后，英国政府所遵从的长期政策与19世纪的大英帝国并不相称，毕竟当时大英帝国的标准操作流程是“我们要先毁掉你的舰队，也许还要毁掉你的首都，之后我们再谈判”。
英国于1823年同意了门罗主义；接受了在俄勒冈地区的地域划分，将英国定居者占多数的地区（今华盛顿州）拱手让给了美国；1862年没有干预自由贸易；接受了美国在委内瑞拉边界问题上的调解；支持美国占领菲律宾；放弃了其在后来被称为巴拿马运河区域的权益；还默许了美国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育空地区（Yukon）的边界问题上的主张。
英国还为那些想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读书、想要成为贵族的美国人提供奖学金；欢天喜地地让本国拥有头衔的贵族与美国女继承人联姻——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父母在英国怀特岛举办的帆船比赛上见面后三天就订婚了——也就加强了两国血缘、文化和经济上的联系；此外，当年轻的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英国前首相-译者注）愚蠢地公开提到自己在1942年末被派往北美为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工作时，他表示作为一个英国人“去美国工作就像是希腊人去罗马工作一样”。
结果就是，在20世纪地缘政治舞台上，美国一直都是英国最坚定的后盾，用七张梭哈这一扑克牌游戏类比的话，美国便是英国的“王牌”。
基本形势是不利于英国的，人们都说，归根到底，一个岛的未来不够长远，“当经济历史学家克拉彭（J.H. Clapham）提起美国时，他认为半个大洲最终一定会比一个人口密集的小岛国生产出更多的煤炭和钢铁”。
那么，或许英国被美国取代，或者说英国如此迅速地被美国取代是不可避免的。1860年，美国的总人口达到两千五百万，英国及其自治领的总人口是三千两百万；到了1940年，前者人口达到一亿一千七百万，而后者人口仅有七千六百万。然而，1860年，美国和英国按比例计算的公民后代数量分别是五千万和六千五百万，使英国及其自治领处于有利地位。
《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他自己的祖先就是当时为数不多花了较少的金钱从犹太人栅栏区去往伦敦而非纽约的移民之一。
1924年之前纽约欢迎所有来自欧洲和中东的移民，而当时的伦敦及英国自治领仅对来自北欧的新教徒敞开大门。
如果当时的英国对拥有犹太人、波兰人、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甚至土耳其人血统都更感兴趣一些，或许他们会对名为亚历山大·鲍里斯·德·菲费尔·约翰逊（Alexander Boris de Pfeffel Johnson，现任英国首相-译者注）的土耳其人更加包容，毕竟他还拥有奥斯曼帝国前内政部长阿里·凯末尔（Ali Kemal）的Y染色体和别的染色体，而根据保守派的父权体制，他就是土耳其人。如果十九世纪的英国能够接纳不同种族的人口，将他们转变为不列颠人、澳大利亚人或者加拿大人，这或许可以让英国在20世纪自始至终保持强大。
或许英国本应拥有一个与不受重视的现状截然不同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