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中美贸易战与日美贸易摩擦有密切关联，日美两国虽然是同盟国，但是安全利益的一致并不能掩盖双方之间经济利益的冲突。由于日美两国经济缺乏互补性，所以经常出现摩擦。这种摩擦虽然不足以动摇日美安保体制，但经济博弈最终必然导致相互间的不信任，从而影响两国的战略选择。日美经济摩擦起始于纺织品贸易竞争，之后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近年两国围绕TPP问题发生的摩擦，实质上是战后两国经贸摩擦的延续，也是两国在地缘经济上利益冲突的反映。日美贸易摩擦中呈现的“压力与自主限制”模式，值得其他国家引以为鉴。
中美贸易战，对于经过了与美国的汽车、半导体、计算机等各领域贸易摩擦洗礼的日本来说并不陌生。对日本人来说，中美贸易战与日美贸易摩擦如出一辙，只不过美国的打击对象从日本换成了中国，但是打击中国也可以被认为是打击日本的延续，因为打击中国的同时一样使日本感到疼痛。2019年12月13日，中美之间虽然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但是中美的博弈才刚刚开始，根据日美摩擦的前车之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也必将呈现长期化和经常化的趋势。
日美之间虽然是同盟，但是日美贸易摩擦却反映了同盟的悖论特点。同盟的本质是集体安全防御或进攻，包含同盟各方以对敌一致来维护本国的安全，也同时承诺保护盟国的安全。但是，由于同盟内各国对威胁的认识和应对威胁的手段不同，在安全问题上不可能有完全一致的认知，无论是双边的日美同盟还是多边的北约，本质上都是一样的，都存在同盟悖论。这种悖论主要表现为：担心被同盟国卷入本国不希望或者与本国安全无关的争端,同时也担心同盟国有同样考量，导致不履行同盟义务，于是形成“被卷入”或“被抛弃”的担心。另外，这种同盟悖论也反映在安全领域与经济领域的利益不一致。本来，建立牢固的同盟一般也常常需要形成牢固的经济纽带，但是，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也有互相冲突的情形，比如日美同盟虽然在安全领域看似互有需求，却由于日美两国经济缺乏互补性，呈现了同盟框架下的经济摩擦模式。
本文旨在通过对日美贸易摩擦及解决模式的分析，特别是日本在中美贸易战中的尴尬处境，透视日美同盟的悖论，既认识该同盟的本质特征又引以为鉴。
一、摩擦与自主限制
中美贸易战实际上是日美贸易摩擦的翻版，美国是在用过去打压日本的方法打压中国。日美虽是同盟关系，但两国安全利益与经济利益经常不一致，经济摩擦一直不断。纺织品摩擦，即纺织品贸易摩擦是日美同盟悖论的最初表现形式。20世纪50—60年代，日本通过战后恢复，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尤其是碳素纤维的研发成功，日本在纺织品贸易方面竞争力加强，凭借低成本的价格优势，其纺织品打入美国市场，导致美国同行业受到巨大冲击。由于经济缺乏互补性，日美两个同盟国之间出现了经济利益的对立。最后，美国利用“归还冲绳”问题作为筹码向日本施加政治压力，日本被迫在贸易问题上让步，自主限制对美出口，形成了日本“被抛弃”，亦即牺牲日本利益的“摩擦与自主限制”模式。
（一）日美贸易摩擦的起源
日美经济摩擦主要表现在贸易领域。这种摩擦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日美纺织品贸易的争端，是两国经济不互补的必然结果。吉田内阁推行“轻武装、重经济”的政策，日本经济恢复得很快，对美出口迅速增加。起初，日本对美出口的拳头产品是纺织品、杂货以及金属餐具等，尤其是纺织品占据重要地位。在日本廉价产品的冲击下，美国的纺织品产业首当其冲受到了严重打击。日本的所谓“1美元女衬衫”，给美国的服装业造成巨大冲击。从5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不得不在美国的压力下实行出口自主限制，但效果并不明显。60年代后期，日本的对美贸易出超已成常态，贸易摩擦的商品逐渐由棉线制品向棉毛制品、化学纤维制品转移。昔日的被援助国日本，出现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出口越来越强劲，外汇储备从1965年的21亿美元，到1970年达到44亿美元，翻了一倍。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越演越烈，美国开始要求日本自主限制出口量，“压力与自主限制”成了解决两国贸易摩擦的基本模式。
（二）“归还冲绳”与贸易谈判
日美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直到1972年在美国的压力下日本让步，两国签订《纺织品贸易协定》，摩擦才告结束。美国的压力手段主要是“归还冲绳”谈判，日本“以线换绳”，被迫承诺“自主限制”纺织品的出口，这种摩擦终于得到解决。所谓“线”，指纤维即纺织品，“绳”指冲绳，日美两国之间的纺织品贸易摩擦是借助“归还冲绳”谈判得以解决的。日本为了获得冲绳施政权，不得不在纺织品贸易问题上做了让步。
“归还冲绳”问题，给与美国施压日本在贸易问题上让步的强有力筹码。美国鉴于当时的越战和冷战态势的变化，不得不推行收缩政策，曾于1969年签署美日联合声明承诺将冲绳施政权归还给日本，满足了日本多年来的要求。但是，尼克松政府并不想顺利把冲绳交给日本，他要求日本限制纺织品对美出口，也了却了佐藤荣作所说的“冲绳不归还，日本的战后就不能算结束”的心愿。尼克松在1968年的选举中承诺过为了挽救一蹶不振的美国南部服装业，他将要求日本限制对美出口。为了达到目的，他把纺织品谈判作为“归还”冲绳条件，如果日本在纺织品贸易问题上不向美国让步，那么冲绳的“归还”进程也就不能进入实施阶段。
当然，对于美国提出的条件，佐藤政府为了避免政敌的攻击并不想让国内舆论知道日本政府是通过牺牲经济利益换取冲绳施政权，美国也不想让媒体知道冲绳“归还”问题与贸易两者之间的关联性，所以日美之间的冲绳“归还”谈判和纺织品贸易谈判是分别进行的。当时，佐藤首相的政治目标是实现冲绳“归还”，结束战后状态，而尼克松对美国国内的政治承诺则是阻止日本廉价的“1美元女衬衫”涌入美国，振兴美国服装业。
佐藤为了获得冲绳施政权，虽然愿意接受美国提出的限制出口要求，但由于日本服装业和通商产业省坚决反对，佐藤不敢轻易对美做出让步，纺织品贸易谈判开始后三年都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日方谈判代表由大平正芳到宫泽喜一，二人都受到国内纺织业界的压力，没有解决“纺织品摩擦”问题的魄力，因此谈判一直久拖不决。到了1970年1月，日本服装产业联盟成立，目的是向日本政府施加政治压力，阻止政府向美国做出让步。从此，日本在对美贸易谈判中让步更加困难。这年6月22日，通商产业大臣宫泽喜一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谈判宣告破裂。贸易谈判没有结果，“归还冲绳”谈判也不可能有结果。
田中角荣在日本纺织品贸易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71年7月5日，佐藤改组内阁更换了谈判失败的宫泽喜一，由田中角荣任通商产业大臣，继续与美国周旋。佐藤荣作让自民党的实力政治家田中担任这一角色有其政治考量，他要为福田赳夫接班开道。福田是佐藤的胞兄岸信介的亲信，佐藤内心已经决定由福田接替自己成为下一届自民党总裁，为此要抑制一下福田的政治对手田中。佐藤的考量是任命福田为外相，这个职位距离首相最近，而田中任通商产业相，这一职位不但距离首相很远，而且还要负责与美国谈判非常棘手的纺织品贸易摩擦问题，如果谈判破裂，田更无望问鼎首相宝座。
田中对此心知肚明，但还是迎难而上，积极与美国谈判。他对通产省的官僚说，“这个问题不能通过常套的办法解决”，于是，凭借其担任过大藏大臣的经验，特别是与官僚之间广泛人脉，与大藏省官僚“密谋”出了解决办法。即，日本同意自主限制，减少对美出口，日本政府向国内纺织业者支付救济补贴贷款，其中包括：由于自主限制闲置起来的3.9万台纺织机械损失全部由日本政府买单，价值377亿日元。这样，在田中主持下，1971年10月15日，日美纺织品贸易谈判在他就职不到三个月就达成协议。虽然日本做了让步，承诺自主限制对美出口数量，却未受到国内纺织业界和舆论的激烈反弹，因为日本政府为中小企业提供了包括产业转型、金融贷款等在内的总计1278亿日元救济补助，从而为冲绳的顺利“归还”扫清了障碍，也为佐藤内阁立了一大功，日美纺织品贸易摩擦暂时告一段落。田中角荣在自民党内人气大增，为他后来超越福田成为首相奠定了政治基础。
（三）“广场协议”与资本转移
纺织品贸易摩擦只是日美贸易摩擦的一个片段。20世纪80年代日美贸易摩擦又激烈起来。当时摩擦的主要战场已由纺织品转变为钢铁、彩电、汽车、半导体和农产品等领域。70年代后期（福田—卡特）贸易摩擦以钢铁、彩电为主，80年代（中曾根—里根）以汽车、农产品为主，两国在这些领域都是互相对立、缺乏互补的。
在美国压力下，日本采取迂回战略继续进入美国市场。日本的具体做法是：先从同盟大局考虑向美国让步，然后把工厂转移到成本低廉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向美国迂回出口。比如，日本在台湾地区的高雄设立自由贸易港，日企业在高雄设立加工厂，生产的产品向美国出口，因为这些产品是“台湾制造”，所以减轻了美国对日本的压力。但是，这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美国对日贸易赤字仍然只升不降，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达到500亿美元。
1985年，美国鉴于日本的“自主限制”仍然不能解决贸易摩擦问题，开始引导日元升值，逼迫日本签署“广场协议”。尽管近来有人认为“广场协议”未必是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但是日元急速升值，严重打击了日本企业的出口势头，日本向美国的出口暂时受到了抑制却是不争的事实。之后，日本像“拧湿抹布”一样继续挖掘潜力，通过合理化产业调整和持续海外转移，扩大在亚洲其他国家设立加工厂，利用廉价劳动力，降低成本，很快恢复了竞争力。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经过短暂的减缓之后，很快开始又强劲增加，继续向美国出口，两国贸易摩擦继续扩大。
在自主限制和日元升值之后仍然无法降低对日贸易逆差的背景下，美国提出日美两国贸易摩擦的原因在于日本国内需求过少，于是要求日本扩大内需。1986年，日本发表“前川报告”，提议扩大内需，开放市场，日本还被迫将央行贴现率降低到2.5%，实行了前所未有的金融缓和政策，结果导致了日本“泡沫经济”的发生。“泡沫经济”期间日本企业向美国的房地产业进行渗透。对于美国以不公正贸易为由，要求日本对汽车出口实行自主限制，日本开始在美国当地设立工厂生产汽车，这样在贸易统计上，日本的出口有所减缓。对此，美国国会通过了包括“超级301”报复性条款在内的《新贸易法》，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采取强制措施，就是对于所谓因不公正贸易导致美国产业的损害，美国可以采取适当方式进行报复。
1989年，美国又指责日本的贸易结构不合理。在美国压力下，两国签署《结构协议》，要求日本进行结构改革并开放市场，包括农产品市场的开放。1993年，日美《结构协议》改成一揽子经济协议，美国进一步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在美国压力下，日本在乌拉圭回合谈判答应开放部分大米市场，2000年日本废除了大规模零售商店法。在克林顿时代，两国汽车贸易摩擦进入白热化。美国除了要求日本改变宏观贸易不平衡之外，还在汽车谈判中向日本提出承诺在个别领域实现“数值目标”，但遭到日本的强烈抵制。日本认为美国提出的“数值目标”是不公平的，当时的通商产业大臣桥本龙太郎，联合欧盟与东盟对付美国，迫使美国放弃了“数值目标”要求。最后，双方在这轮谈判中达成协议，日本也做出让步，日本的自主限制达到了极限。
二、TPP与贸易摩擦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问题是日美贸易摩擦的继续，奥巴马政府试图通过TPP压日本开放市场，特朗普政府则撇开TPP，变本加厉继续要求日本开放市场。围绕TPP问题的日美关系，无论美国参加还是不参加，都改变不了两国贸易摩擦的基本事实，也改变不了美国施加压力，日本自主限制，然后迂回反击的模式。
（一）TPP问题是日美贸易摩擦的新阶段
日本的消费税政策其实与日美贸易摩擦有关联，TPP问题对于美国来说是解决日美贸易问题的又一个新花样而已。日本“经团联”支持日本政府增加消费税的政策，因为它们可以从中获得利益——日本产品出口到美国，可以从日本政府获得相当于消费税同等金额的出口补助金，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有一部分由此而来，实质上还是日美贸易博弈的新表现。
正是因为如此，美国一直对日本不断走高的消费税政策实行报复措施。比如，1989年，日本开始征收消费税以后，美国就迫使日本签署日美“结构协议”；1994年，日本增加消费税税额时，美国向日本提出了“年度改革希望书”；1997年消费税再次增税之后，发生金融危机，日本经济遭受重大损失；2010年，日本通过了消费税增加10%的法案，日美之间开始举行经济协调对话；2012年消费税增税法案通过，美国要求日本参加TPP谈判，实现零关税，开放农产品市场。日美贸易占当时参加TPP的12个国家贸易总量的70%以上，所以TPP问题其实是日美贸易摩擦的新阶段。
TPP是奥巴马政府试图走出经济困境的重要措施。奥巴马政府推进TPP的意图是提高美国的出口能力，为美国的工人、制造业者和农民提供高质量的工作机会。奥巴马上台之后，为了使美国经济走出困境，制定了五年内出口增长一倍的政策，试图实现增加200万个就业机会的目标，目的在于以此来拉动产业复兴，增加就业，缓和社会矛盾。奥巴马政府在2011年的经济报告中指出，必须认真对待阻碍经济增长的各项问题，其中，出口的增长与金融制度改革、清洁能源被认为是美国经济恢复的三大任务。奥巴马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提出政府应该支持农业生产者和中小企业的出口。他还说，为此我们必须寻找新的市场，并且加强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要求贸易对手遵守贸易规则，这是我们继续追求全球市场开放的多哈回合的基本理由。
在2012年2月开始的日美事前磋商中，两国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牛肉、简易保险和汽车方面。关于牛肉，自2003年美国发现“疯牛病”之后，日本开始禁止美国牛肉进口，直到2005年12月，日本以月龄20个月以下，除掉脑和脊髓等特殊部位为条件，恢复了进口。美国认为，其他国家都以30个月以下为条件，只有日本规定20个月，要求日本缓和规制。
TPP也是维护美国传统产业汽车业的重要手段。因为受到日本汽车的冲击，2006年福特公司为了避免破产已经借款234亿美元， 2005-2009年福特汽车公司已经关闭了16家工厂。2013年8月22日，福特汽车公司高级职员说，因为日元贬值，日本丰田汽车等公司提高了在美国的竞争力，使美国失去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奥巴马政府坚决要求日本开放汽车市场，认为看不见的非关税壁垒阻止了美国车进入日本市场。
奥巴马政府还想通过TPP进入日本国内的邮政储蓄市场，以获得巨额利润。邮政储蓄的主体是日本国民的个人储蓄，金融市场的开放将把这些资金卷入日益风险化的美国金融市场。日本有识之士开始认真考虑，如何应对美国的金融战略，使日本人的资金能够安全地运用到健全的投资上，这也是日本金融改革的重要内容。美国还利用日本国内的金融公司长年所处的不利地位，联合日本民间金融业一起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开放邮政储蓄市场，目的在于吸收日本国民的这部分储蓄资金。
（二）特朗普政府的压力与日本的应对
最初，日本政府鉴于保护农业等领域利益的需要，并不急于参加TPP谈判。农林水产省对于日本参加TPP的利弊进行了经济测算，结论是如果日本农业及与农业相关的产业损失是约8万亿日元，GDP将减少1.6%，还将减少340万人的就业机会。安倍上台之后虽然表示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但在TPP问题上受到党内制约，开始态度也不积极。日本农业利益集团的代表、自民党议员山田俊男甚至说，如果自民党不能在农产品等五个特殊领域确保关税例外，那么可以退出TPP谈判。
同时，美国汽车业界也有颇纠结，担心日系汽车大规模进入美国。由美国三大汽车公司共同结成的美国汽车贸易委员会，以日本汽车市场封闭性为理由，反对日本参加TPP谈判，他们的担心日本参加TPP，汽车进口关税被废除，日本汽车将击垮美国汽车业。而TPP对日本农产品网开一面，承认保留条款，也引起美国农民的不满。2013年12月25日，对于日本要求在TPP另辟例外条款以保护农业利益的态度，美国的17个农业利益集团联名上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要求政府向日本施加压力。他们认为，日本一边表示支持TPP，一边却要求在大米、牛肉、猪肉等五个领域谋求保留关税，日本作为一个富裕国家，却要在农业领域寻求特殊照顾。如果日本继续坚持无理地要求农业保护，就应该把它排除出去。
安倍内阁虽然克服了国内农业利益团体的阻挠，勉强达成一致，签署了TPP，但特朗普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向选民承诺他将给美国带来更多利益。特朗普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退出TPP，认为TPP是非常糟糕的协定，只会让一小撮人获得利益，大多数人会面临失业，还说TPP会给美国制造业致命一击。所以，他在竞选期间就扬言要把这个协定扔进垃圾箱。果然，特朗普宣誓就职之后，毫不犹豫地宣布退出这个框架，根本没有考虑安倍的感受，日本几年来的努力成为泡影，接下来面临的将是来自特朗普的更苛刻的压力。
由于美国退出TPP，所以今后日本将单独应对来自美国的开放市场的压力。日美双边贸易谈判意味着战后以来不断发生的日美贸易摩擦将再次出现，日本必须单独应对，而不是像TPP谈判那样，日本可以联合其他谈判国家一起与美国讨价还价。美国对日本的压力主要是逼其开放市场，特朗普上台后，美国16个农业团体致信，要求美国政府对日本进行公正的贸易，开放日本市场。2017年1月12日，特朗普还点名批评日美贸易不平衡。
汇率博弈也是特朗普时代的日美贸易摩擦重要内容。美国汽车业界认为日本操纵日元汇率，扩大了日本汽车向美出口，2017年1月24日，福特汽车公司高管说 “所有贸易壁垒的根源都是汇率操纵”，他们要求特朗普抑制美元升值，特朗普的对日批判显然是迎合了美国汽车业的要求。日本反唇相讥，否认操纵汇率。2019年 1月27日，在被问到日美双边谈判的可能性时，安倍说“不能说绝对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不仅是美国，任何双边谈判都不能只有一方让步”，表示了日本要在双边谈判中抵抗美国的压力。
2017年1月31日，特朗普说：“其他国家依赖货币贬值，中国这么做，日本多年来也这么做。”这是特朗普与安倍通了电话并见过面后继续对日本提出的批评。特朗普批评日本操纵汇率，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对日本的批评如出一辙，特别是上台以后作为美国总统，特朗普仍然点名批评日本，这不但让日本很没有面子，也让日本感到十分不安，贸易制裁的大棒随时会再次落到日本身上。
2017年2月1日，安倍在众议院说，（特朗普的批评）“完全不符合事实”，“首脑会谈时应该反驳之处就要反驳”。官房长官菅义伟也表示，特朗普的批评完全不是事实，他说日本银行的金融缓和是为了物价稳定，不是为了日元贬值。日本财务省财务官浅川雅嗣说：“日本最近没有介入汇率，现在的金融政策是为了摆脱滞涨。”他还说：“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就不再介入汇率的日本与经常操纵汇率的中国不同。”日本银行总裁黑田东彦在众议院说：“中央银行是为了政策目的和稳定物价推行金融缓和政策的，这已经为各国所理解。G20和G7都认为不应该为了增加出口而实行汇率贬值，但是承认为了摆脱滞涨采取金融缓和政策。”
2019年5月底，特朗普访日，主要目的当然是解决日美贸易的不平衡。虽然此次访问日美双方没有签署双边贸易协定，但并不意味着日本的抵抗能够成功。安倍其时面临7月的选举，显然不想在此之前就农产品对美出口和汽车对美出口数量的自主限制上向美国让步，因为一旦让步，自民党的支持层农业利益团体和“经团联”会撤销对自民党的投票。但是，日本“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特朗普在2020年的选举之前势必要压日本做出让步，而安倍则还要提高消费税，日美之间的博弈还将继续下去。其实，这次访问安倍还是向特朗普做了承诺，日本参议院选举之后，日本会有巨额农产品购买。
三、中美贸易战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延续
中美贸易战并未减轻日本所受美国的压力，反倒加剧了这种压力，使日本既受到美国的直接压力，又受到因中美贸易战中国受损而带来的间接损失。日美贸易摩擦的结构性特点是两国经济不互补和日美同盟不平等，美国凭借在同盟掌握主导权的优势，不断向日本施压，利用安全利益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美国一边与中国打贸易战，一边以同盟为借口，压日本跟随美国一起牵制中国，却不管日本的利益是否受损，经济上“抛弃”日本。
（一）摩擦与日美同盟
美国在贸易谈判中，经常利用在同盟中的优越地位向同盟国施加压力。比如，美韩贸易谈判，美国就以安全理由压韩国做了让步。从日美摩擦的历史看，也是美国以同盟利益为借口向日本施压的。有人认为，日美同盟的结构性特点，决定了日本必须在经济上做一定让步。比如，2009年12月6日，日本防卫大学校长五百旗头真说，战后由于日美安保的存在，日本的安全受益，只维持轻军备就可以了。美国用GDP的4%投入军事，现在和平的欧洲使用了GDP的3%用于军事，日本只使用0.9%用于军事费用，如果日美之间失去信任，日美同盟动摇，比如日本受到朝鲜的核武器和导弹威胁，日本国内会出现过度反应现象，甚至主张核武装，或者自主防卫。如果那样，日本至少要向欧洲那样投入GDP的3%用于军事开支。五百旗头的潜台词显然是说日本为了确保安全利益不得不付出代价。
但是，也有人认为，日美安保体制未必使日本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实际上是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呈现了同盟悖论。从中国在经济增长期既实现了高速增长又实现了军事现代化来看，日本实际上由于有日美安保的存在才在经济上“被抛弃”，受到了巨大损害。这是因为伴随着经济的成功，美国开始对日本怀有戒心。一般认为，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警惕对象从苏联威胁转向日本的经济威胁，因为冷战期间日美之间就存在经济摩擦。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约瑟夫·奈曾说过：“苏联解体之后，今后在亚洲将开始针对日本的经济战争。”也就是说，冷战以后日本经济的低迷与美国在经济上的打压有关系。
问题是，日本的政治家和官僚对于美国在经济上的“抛弃”没有抗议，而是屈从于所谓同盟的大义名分，对“被抛弃”的现实无可奈何。比如，对于国内资源贫乏的日本来说，能源必须依赖海外供应，加强与产油国伊朗的关系是必不可少的。高村正彦担任外相时曾计划邀请伊朗总统哈塔米访日，当时的驻伊朗大使孙崎享与伊朗进行了密切沟通，日本的意图当然是确保石油供应，完全出于经济利益考虑，因为日本当时获得了伊朗阿扎德干油田的开采权，这也是当时日本邀请哈塔米访日的主要动机。然而，美国却认为日本不应该与伊朗接近，也不应协助开发阿扎德干油田。据孙崎享回忆，当时美国副总统切尼要求将日本外务省积极活动获得阿扎德干油田开采权的官僚调离岗位。由于美国的干涉，最后日本不得不放弃该油田的开采权。
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把日本在经济领域对美国的让步叫做“经济战败”，也叫“第二次战败”。他们认为，这次战败与第一次战败的最大不同，是日本不经战斗就投降了。根本原因是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是美国的保护国，所以才使“被抛弃”的担心成为现实。换言之，是因为日美安保的存在，日本一直采取让步态度，因而使日本经济蒙受了巨大的损害，经济上彻底失败，陷入“失去的十年”“失去的二十年”，这段时间日本的GDP基本上没有增长，人均GDP则从世界第三位骤降到第20位。
美国损害日本的经济利益，谋求本国经济利益，还把这看成是同盟的必要。美国认为，日美同盟关系的深化，不仅需要两国在外交和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也十分必要，而TPP是这种合作的有效手段。尽管高度自由化的TPP瞄准的是日本的农产品和金融市场，但既然美国把它上升到同盟的高度，日本也只好把它解释为经济版的“北约”，赋予它战略意义，并在国内做了最大的努力取得共识，牺牲了农业利益，同意参加。但是，特朗普上台后，退出了TPP，要求日本做更大的让步，特朗普也打着同盟的旗号向日本施压，2019年5月的访日，日美双方都强调了同盟的牢固性，日本则对此全无招架之功。
日美同盟其实是亲兄弟明算账。2017年1月20日，安倍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强调：“只有日美同盟才是我国外交与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础，这是不变的原则。”但是，美国方面并未因为是同盟而在经济领域网开一面，特朗普一再要求日本与美国签订关税协议，解决日美贸易不平衡问题，日本一直进行抵抗，但继续抵抗势必影响日美同盟。美国会在有关日本安全问题上，让日本难堪，奥巴马政府期间，在是否协防钓鱼岛问题上，美国曾立场模糊，安倍为了获得奥巴马的承诺，不得不在参加TPP问题上做了让步。日本对美出口的40%是汽车，如果特朗普对日本汽车也征收25%的追加关税，日本汽车业将失去50%的利益。日本对美国既有安全利益，又有贸易利益，随时又有被美国“抛弃”的可能。
（二）中美贸易战是日美贸易摩擦的延续
表面上看日美是同盟，但在贸易领域美国打压中国的结果也使日本受到经济损失，在中美贸易战中日本企业也遭到打击。从这个侧面看，日美贸易摩擦也在中美贸易战中继续存在，在一定意义上，中美贸易战是日美贸易摩擦的延续。
特朗普发起中美贸易战并打压华为，其借口是安全问题，日本被要求同步
而行，作为同盟的日本不得不跟随，但是与美国配合的结果会导致日本经济损失也显而易见。中美贸易战显然不是单纯两国之间的问题，也殃及日本，比如，中国向美国出口的商品中，使用了日本制造的零部件，根据日本财务省的贸易统计，日本的半导体等电子产品以及塑料产品大多出口到中国，美国对中国产品提高关税，势必造成中国出口的减少，从而导致日本出口的减少。
日本企业在中国工厂生产的产品出口到美国，如本田公司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出口美国，上面写的是“中国制造”，美国不可能对之网开一面，所以打击显而易见。与之相连的还有日本企业股价下跌。所以，中美两国的贸易战，对日本的打击正在变为现实。日本向美国出口的产品中汽车占40%，美国如果对日本车征收25%关税，将使日本汽车利益减少一半。中美贸易摩擦，对日本的打击也是以汽车产业为主，因为汽车产业中日系车规模最大，如果中国在贸易战中经济受到影响，日本企业所受损失将最大；由于日系车主要出口美国，如果美国经济在贸易战中受损失的话，日系车也将受损。所以，中美贸易战对于日本的主导产业汽车业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对未来日本经济也将造成极其重大的损失。
特朗普2019年5月的访日看似使双边贸易谈判延期了，但实际上中美贸易战已经通过打击中国来打击了日本。美国对华贸易战实际上是间接对日本的，因为日本就是为了规避日美贸易摩擦才把一些工厂转移到中国，如果中美贸易战激化，日本企业将把对美出口部分转移到日本国内和其他国家。松下的车载音响是在中国生产，供给美国的工厂，可以暂时转移到泰国和马来西亚。东芝机械向美国汽车工厂出口塑料汽车零件，它们打算转移到静冈县沼津市和泰国。日本家电厂商大金工业在中国生产空调零部件，出口到美国的空调工厂，它们准备把工厂转移到泰国。富士通也准备把空调生产工厂的一部分转移到泰国。日本电产在中国生产车用空调电机，准备把工厂转移到墨西哥。富士胶卷生产的数码相机零件从中国进口，然后相机出口美国，现在也考虑从中国撤走。三菱电机向美国出口半导体制品和产业机械，也在考虑将从中国撤回日本。日本2018年卖给华为7300亿日元零部件，苹果显示屏是在日本制造然后向中国出口，日本所受影响确定无疑。所以，日本人认为，中美贸易战对日本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中美关系背后是中美日三国关系。如果中日两国因安全问题对立升级，必然导致日本过于依赖日美同盟，日本当然在经济问题上难免“被抛弃”，忍受美国的霸凌政策。中美关系紧张对日本基本上有利，美国会更需要日本，从而减小来自美国的经济压力，但是中美关系过于紧张则有“被卷入”的担心，对日本不利，中美关系缓和则必然给中日关系的改善提供机会，但是由于这种改善使日本的安全担忧减小，减轻安全上的对美依赖。日美之间的结构性经济矛盾会突出，日美贸易摩擦会尖锐起来。
奥巴马政府推行TPP战略，其实隐藏着一个重要战略目的，就是试图通过TPP在地缘经济领域包围中国，牵制所谓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但结果自然是切断中国和日本的联系。特朗普挑起的贸易战，也是牵制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难免“被卷入”其中，并损害自己的利益。但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有两面性，除了遏制，美国实际上也不想放弃中国市场，希望依赖中国市场能够使美国经济起死回生，而日美两国在中国市场也是具有竞争性的。这种情况下，日本必然“被抛弃”，成为美国打击的对象，损害日本在中国市场的利益，因为美国不愿看到中日两国关系缓和并扩大合作，如果东北亚的中国和日本进行合作，势必动摇美国在这一地区的主导性。对于这一点，安倍内阁不是没有看到，所以他们认为这才是对日本的威胁。
中国市场也是日美两国经济利益角逐的战场。日美两国在中国市场是竞争对手，值此中日关系改善和日本再次提高消费税之际，美国必然担心中日合作牵制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当然，如果中日再次出现对立，则势必被中国反制，美国既可以离间中日关系，又有可能达到把日本挤出中国市场的目的，最后实现分化中日的目的。现在，特朗普政府对日施加压力，迫使日本跟随美国制裁华为，目的是让中日关系破裂，阻止东亚合作进程，为美国在这一地区巩固优势提供机会，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掌握政治经济主导权的战略构想。所以，日本媒体呼吁：“日本不能只与美国交往，而是要认真考虑如何扩大日本的国家利益。”2019年9月25日，自民党政调会长甘利明表示，日本可以在高科技以外的领域与中国继续合作。
其实，美国与日本比较，除了军事工业和农业之外，并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产业。2019年5月27日，安倍表示日本将购买105架F-35战机，尽管这种战机事故频出，但安倍此举与其说是强化日美同盟，实现军事装备更新换代，不如说是在平衡日美贸易赤字。安倍在配合美国通过同盟和制造“中国威胁”的神话，甘心在经济领域“被抛弃”，让美国不断从日本吸收资金，日本俨然成了美国军工产业的摇钱树。今后日美之间的农产品贸易谈判和汽车贸易谈判，也将一如既往在同盟的背景下以日本经济“被抛弃”的模式继续下去。中美贸易战显然越战越不利于日本，而美国却要以同盟为理由要求日本“选边站”，喝下这杯毒酒，自绝于中国市场，这便是中美贸易战与日美贸易摩擦的关系，也是日美同盟悖论的逻辑。
总之，日美同盟是把双刃剑，存在着难以破解的悖论。它既是日本防卫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日本受制于美国的紧箍咒。目前，对日本来讲，同盟中“被卷入”的担心日益增长，“被抛弃”的担心也在贸易摩擦中成为现实。日美贸易摩擦迄今为止通过“压力与自主限制”和迂回反转的模式展开，今后日本如何应对美国不断施加的压力，如何在中美贸易战的夹缝中走出“被卷入”和“被抛弃”的困境，如何进行日美双边贸易谈判，在中美战略博弈中维持更有利的地位，还需拭目以待。
基金：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基金项目(GD17YYJ03)； 广东省软科学项目重点项目(2015A0707030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