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俄、中美、俄美关系目前各是什么态势
丁晓星：中俄是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两国关系多年高水平运行，日臻成熟。中俄对当前国际秩序和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一致，中国认为国际局势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俄认为全球秩序处于深度调整之中，两国共同推动世界多极化，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演变。
中俄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两国领导人每年会晤四至五次，就全球重大的战略性问题及双边关系进行磋商、对表，对两国关系发挥战略引领性作用。中俄建立了总理定期会晤机制，在这一机制下有能源、投资、金融、地方、人文等分委会，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2019年中俄贸易额达1107亿美元，中国连续八年为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贸易已占俄外贸总额16%以上。两国能源合作取得新突破，2019年俄对华石油供应7000多万吨，俄是中国第一大石油供应国。2019年12月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成并投入运营，未来通过该管道对华天然气供应达到每年380亿立方米，中俄还在筹划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中国参与俄亚马尔液化天然气项目的开发。中俄科技、投资、农业、旅游等领域合作近年都快速发展，农业合作潜力巨大，俄农产品越来越多地进入中国市场，俄也成为中国人出境游的主要目的地之一。中俄在国际舞台上密切协作，共同促进全球安全与稳定。两国同为金砖组织、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相近，均积极推动世界多极化，都主张加强联合国的权威，反对单边主义。两国在伊核、朝核、阿富汗等问题上紧密协调。
尽管特朗普上台后一直有意改善美俄关系，但由于双方的矛盾是战略性和根本性的，俄拒绝接受美国治下的国际秩序，缓和难度大。冷战结束后，美国以冷战胜利者自居，对俄居高临下，继续弱俄、遏俄，推行北约东扩，策动“颜色革命”，不断挤压俄地缘空间，引俄强烈不满。俄当局虽多次试图调整、改善对美关系，如9.11之后和2009年的俄美关系重启，但都以失败告终。近年来随着俄大国地位的提升，俄美在独联体、欧洲、中东等地区的地缘争夺明显加剧。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对美发出挑战，美对俄实施多轮经济制裁，俄美关系严重恶化，陷入冷战后的最低点。2015年9月底，俄军事介入叙利亚问题，在中东的地缘影响不断上升，与之相反，美在中东的影响力日益下降。俄美经济合作也乏善可陈，2019年两国贸易额仅262亿美元，对美贸易仅占俄贸易额的3.9%。俄对美主要出口一些原材料、金属、木材与化工产品等，从美进口机电产品。而随着美国油气开采量逐年增加，俄美在国际能源市场的争夺不断加剧。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俄美互动频繁，普京与特朗普4月以来五次通话，俄美互相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共同发表关于易北河会师的声明。但俄美分歧与矛盾是战略性的，很难因一时一事而变。美仍力图维护其全球霸权地位，而俄主张世界多极化，反对美单边主义，两国对全球秩序的看法存在着根本分歧，美对俄打击遏制政策不会变。美对俄已实施多轮制裁，相互驱逐了大量外交人员，美对俄制裁被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总统无权解除。此外，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协议可能不复存在。美退出反导、中导条约，俄美削减战略武器的协议也即将到期，俄提出将该协议延期，但美并不想延期，俄美之间的战略稳定的基础面临全面崩塌。俄美经济关系体量太小，经济制裁之下两国合作点越来越少。因此，俄美关系看似有缓和的可能，但事实上难以质变。
2020年4月11日，中国政府赴俄罗斯抗疫医疗专家组一行10人自哈尔滨市启程。
张腾军：中美关系正步入建交40年来最黑暗时期，两国在几乎所有领域均存在分歧且被不断放大。两国关系的恶化不仅来自实力结构上的对抗，更源于相互认知的下坠。中国认为美国对华遏制不会停止，国内反美情绪抬头；美国认为中国全面挑战美国领导地位，不遗余力加强对华战略竞争。中美对双边关系的消极看法及不断升级的行动正将“修昔底德陷阱”变为“自我实现的预言”。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全面性超过美苏冷战对抗，尽管尚未形成体系性对抗，但各自体量及地位决定了，如得不到有效管控，两国关系恶化对全球和平稳定的威胁不会低于美苏对抗。
俄美关系持续处于紧张状态，“干预门”“通俄门”极大增强了美国内的反俄声音，反俄与反华同样成为美国的政治正确。与此同时，俄亦不可能为迎合美国而牺牲大国尊严和利益，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严重阻碍双边关系缓和，两国在战略安全领域的博弈不会停止，总体竞争态势只会加强，不会减弱。但鉴于双方“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依旧存在，两国关系的恶化不太可能演化为直接军事冲突。
张志新：美俄关系近年一直在试图重启和继续恶化间摇摆。一方面，特朗普试图缓和与俄敌对关系，在就任之前曾表示美俄“并不注定成为对手。我们应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共同立场”。另一方面，面对来自国内建制派的强大压力，特朗普政府不得不继续对俄施加制裁，比如在乌克兰问题上，要求俄必须先从乌撤军才会考虑解除制裁和缓和外交关系。2017至2018年间，美国众、参两院分别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对俄新制裁议案。国会通过的法案规定总统在做出涉及美国对俄政策“重大改变”时，均需向国会提交报告，且国会有权否决总统的决定。其后，美国还以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大选为由不断扩大对俄制裁范围。疫情期间，特朗普与普京多次互动，但两国战略界的敌意难消，特朗普改善美俄关系的愿望可能被迫延后。
李自国：审视中俄、中美、俄美关系，需要使用历史的“潜望镜”。如果从苏联解体后的30年历程看，用“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来描述中俄、俄美关系最为贴切。30年前，中俄关系的基础并不好，甚至是从敌对的状态中逐步解冻，但30年间持续向好，不断创造“历史最好时期”，现在进入新时代。30年前，俄美关系从所谓“蜜月”开始，俄罗斯对西方心存幻想，从精英到民众都充满期待，希望尽快融入西方，但30年间美国不断挤压俄战略和发展空间，致使两国关系不断走向对抗，战略互信荡然无存，民众敌意逐渐固化。
2020年4月12日，中国政府赴俄抗疫医疗专家组在莫斯科第40临床医院与俄专家进行交流。
2、新冠疫情是如何检验中俄、中美关系的
李自国：在抗疫过程中，中俄守望相助，坚持多边主义，力推国际合作，而“守望相助”正是对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的最典型描述。
在中国向国际社会率先报告疫情后，俄是首批向中国提供援助物资的国家之一，也是第一个向中国派出援助医疗队的国家。普京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中国抗疫的支持，“我们准备向友好的中国人民提供一切援助”。在俄疫情趋于严峻后，中国向俄派出了医疗队，并援助了大批的医疗物资。迄今，就疫情问题，两国领导人已经三次通话，表达相互支持。对美西方抹黑中国抗疫的言行，俄站出来驳斥。《俄罗斯报》连续发文，批驳西方言论，如《美国不厌其烦地将所有过错归咎于中国》。俄学者提出，由意识形态偏见和双重标准引起的“政治病毒”比新冠病毒危害更大。
针对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的攻击，中俄都坚持维护世卫组织作为国际合作的多边平台。不久前的世卫大会期间，俄常驻日内瓦代表加季洛夫表示，我们和大多数国家一样，相信世卫组织必须协调各国在国际卫生领域的互动关系；美国指称世卫组织缺乏透明度和效率，但约90%的世卫组织领导层是美国专家，他们对新冠疫情暴发和蔓延的信息非常清楚。美专家参与了派往中国的三个专家组，所以美至少已从其专家处获取了一手信息。
尽管在疫情暴发初期，俄加强了对中俄口岸及外国公民的管控，引起一些“不适”，各种各样的谣（传）言层出不穷，不乐见中俄关系发展的人更是冲锋在前，但绝大多数信息经中国驻俄使馆核实后发现并不属实。不过这也暴露出中俄关系民间基础仍较薄弱的问题。在双方的合作中，互利、相互尊重是基础，在共同抗疫中，不能把一些瑕疵放大，不能把维护中俄友谊与保护民众安危对立起来，“友谊换利益”的心态要不得。
丁晓星：中俄疫情出现的时间点不同，正好促进了两国之间的抗疫合作，具体情况我不再重复，补充两点：一是疫情期间，中俄贸易逆势增长。受疫情影响，各国经济萎缩，全球贸易大幅下降。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1～4月，中国对外贸易总额下降7.5%，其中对欧盟贸易下降9%，对美贸易下降15.2%。同期，中国贸易总额达335亿美元，同比增长0.1%，从俄进口增长7%。疫情之后，中俄经济合作的潜力将得到充分发掘。二是双方就重大国际问题保持协调。俄2020年是金砖机制和上海合作组织的轮值主席国。在俄主持下，分别召开了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特别外长会。中俄通过金砖机制与上合组织共同发声，主张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坚持共战疫情。金砖国家元首峰会和上合组织峰会如能在7月下旬按期举行，中俄领导人将就全球重大问题面对面交流看法，普京总统也可能于下半年访华。
2020年5月22日起，美国全国降半旗三天，向新冠疫情逝者致哀。
关贵海：俄罗斯是最早关闭中俄陆路口岸的国家，也是在其首都对中国人实施最严厉隔离和监控措施、对违反相关规定的中国人采取包括驱逐出境在内极端措施的国家，还是在其境内对登机（车）前往中国（口岸）的旅行者不测温、不监控的国家，更是通过发表俄美关于易北河会师精神联合声明反衬中美关系恶化趋势的国家。这些细节被许多专家捕捉到。不过，由于中俄两国领导人的高度互信和良性互动，特别是在俄方高层在美国借病毒来源、赔偿责任等问题上甩锅中国时，明确批评类似做法以后，两国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回归正常轨道，也凸显了两国关系的高层主导特点和基础牢靠的优势。
庞大鹏：疫情突如其来，俄起初把应对的主要注意力放在防范中国上，忽视了自欧洲的输入，因此虽赢得几周时间，最终没能阻止全境暴发。这是个防范的方向性问题，却反映了在俄心中，对中国和亚洲是一种思考方式，对欧洲是另一种思考方式。尽管如此，疫情并不会对中俄关系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中俄是邻国，“邻居不可选择”，且战略上互相倚重，俄既需要中国的支持，也需要一个稳定的东方。中国亦然，处理好对俄关系，有利于在欧亚大陆构筑战略缓冲区和安全屏障，使“三北”方向成为“可靠的后方”。中俄双方都深知：即使存在一些问题，也要区分战略性问题和一般性问题，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受外部环境干扰，具有巨大的内生动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张志新：疫情本应成为中美相互接近与合作的契机，然而在美极右翼势力推动下，中美竞争面被无限放大，合作面则越来越小，美政府似乎正试图“切断与中国的关系”。例如，近期特朗普在参观宾夕法尼亚州医疗制造厂时表示：“我的目标是，美国可以生产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制药工厂在内，然后出口全世界”。特朗普又将针对华为和中兴的行政令延长一年，该禁令禁止美国企业使用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企业生产的电信设备。美国对中企的打压，尤其是对在高科技领域对美构成竞争优势的企业的排挤，正加紧落地。这显示，美方已下定决心无论自身付出多大代价，都要从根本上压制中国的创新能力增长。特朗普政府还宣称将在中美人文交流上按下“暂停键”，例如重新考虑发放学生签证给中国留学生，以及将中国媒体驻美机构列为“外国使团”并变相驱逐中国记者。皮尤中心民调显示，自2017年特朗普上台时，美国对华持负面看法的比例为47%，今年4月则有66%的美国民众对华持负面看法，好感度降至26%，两项数据均创2005年进行此调查以来的新记录，且过去三年来，美国两党选民对华负面看法均显著增加。
张腾军：疫情的暴发将国内政治推向两国关系的前台，美国内政治力量正在对华事务上比硬斗狠，新一轮“中国威胁论”“中国病毒论”“对华索赔论”层出不穷，理性、温和派人士噤若寒蝉，这是“新麦卡锡主义”的征兆，持续积累“新冷战”的可能性。两国恶性竞争并非不可避免，但当前显然缺乏克制这种冲动的因素或力量。一方面，受整体氛围影响，两国合作基础大为萎缩，双边框架下谈合作受到不少牵绊。另一方面，民意基础持续下滑，伤及两国关系基本盘。但中美暂时不会进入敌对状态。敌对状态意味着冷战，美对华强硬派尚未做好准备，强硬派内部也有争论，因为对他们而言，中国是比前苏联更具威胁和难对付的对手，需充分计算新冷战的后果。
刁大明：作为非战争态势下的全球危机，新冠疫情无疑塑造着包括中美关系在内的国际格局。就中美关系而言，疫情打破了基于以往经验而得出的危机可能促使中美携手合作的一般认识。究其原因，应该是危机本身的性质、持续时间、中美先后暴发且情况差异之大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等交错影响的结果。但无论如何，疫情之下，由于美方的非理性做法，原本就已凸显竞争性的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对峙明显、脱钩加剧、民意恶化、舆论战升级，基本已呈现出一些情绪化对抗。但疫情本身未必导致中美不可避免地彻底“敌对”起来，也不会如同战争那样直接导致权力转移的重大变化，而只会加剧疫情之前就已显现出的某些趋势。
赵明昊：疫情使中美关系更趋紧张，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多方面展现出从竞争向对抗的转变。疫情尚未结束，美战略界已在筹谋“后疫情时期”如何深化对华压制的问题。中美在一些重大敏感问题上保持相互尊重或维护一定默契，是确保两国关系不走向“敌对”终局的前提。然而，美方部分势力似有冲撞底线的冲动，试图将中美关系推向恶性竞争。疫情令中美围绕治理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更趋显著。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在公开讲话中将矛头直指中国共产党，针对中国的政治体制发表挑衅性言论，比如5月4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波廷杰用中文发表的涉华政策演讲。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国会有很多“亲台”甚至是支持“台独”的议员。以往美国行政部门常会发挥“刹车闸”作用，但如今美国国务院在很多问题上也冲到前台。在两岸关系受到严重破坏、中美围绕台湾问题的政策沟通很不顺畅的情况下，中美出现误判甚至是正面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
3、疫情之后俄美外交战略方向将有怎样的调整
丁晓星：俄罗斯战略界近期密集发布分析报告，研判疫情对全球政治及国际关系的影响，总体认为，疫情没有改变国际关系演变的方向，而是加速了已有趋势的变化。首先，疫情对美国冲击巨大，宣告美国霸权的结束，美国已失去了领导全球的道义基础。尽管美国企图用制裁、威胁、打压来挽救霸权的衰落，但这一进程已经无法阻挡。疫情也将使美国大选选情发生变化。疫情之前，特朗普连任可能性大，但其在疫情中的糟糕表现令人大跌眼镜。其次，中美对抗加剧，有可能形成“新两极”，这与之前俄认为世界多极化的观点有所不同。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定撰文称，中美对抗加剧，疫情后有可能形成中美新两极。第三，疫情后欧盟将更加孱弱。本次疫情将是欧盟继金融危机、乌克兰危机、难民问题、英国脱欧后面临的第五次危机，欧盟一体化将更加举步维艰。第四，全球化受到冲击，民族国家理念大步回归，国际组织的作用受到严重削弱。全球贸易大幅下降，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调整产业布局，限制人员流动，疫情后全球化势必面临较大调整。
基于这些认识，俄认为，后疫情时代，俄作为有影响力的大国，有机会发挥独特作用。俄高等经济学院发表报告称，俄需要提出新的思想，俄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二是反霸，主张各国拥有自主选择本国发展道路的权利。三是促进环境保护和全球治理，通过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俄借疫情也力图改善与西方的关系，但俄西关系早已时过境迁，俄罗斯不是苏联刚解体后的俄罗斯，西方也非当年的西方。乌克兰危机后，俄就彻底放弃了融入西方的努力，八国集团（G8）变回七国集团（G7）就具有标志性意义，虽然近来西方有人重提让俄回归G7，但俄对此毫无兴趣，其寻求的是平等关系，而美是不会平等接纳俄的。俄今年是金砖国家和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尽管受疫情影响，仍提出不少合作倡议。
庞大鹏：俄罗斯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而是独立和有潜力的文明，想要成为欧亚大陆政治中心与经济纽带，摆脱“中心的边缘”的历史宿命。从2012年普京重返总统宝座开始，俄就致力于通过建立欧亚联盟这一强大的超国家联合体模式，成为当代世界中的一极，发挥欧洲与亚太地区有效纽带作用。在这个总的战略方针下，俄提出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疫情结束后这一总方向不会变。所谓“转向东方”，只是俄经济的转向，不是文明的转向。俄“转向东方”的目标不是离开欧洲，而是在继续发展与欧洲关系的同时提高亚洲在俄外交中的地位。所以我们要注意，未来中俄关系的利益摩擦点将集中在欧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中国在欧亚地区缺少一个抓总的战略。中亚是建设“21世纪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第一环，具有示范性效应。中俄双方需要相互有所妥协，在区域一体化过程中彼此独立而又同步发展。中国建设“一带一路”着眼的是整个欧亚大陆的经济合作，如果没有俄的有力参与，前景将打折扣。
2020年2月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重申了“美国优先”和“公平贸易”原则。
刁大明：美国已进入国家历程中的新矛盾期，虽然当前矛盾显然无法与南北战争的高烈度相比，但也一定是美国在世界登顶以来空前严重的。内部矛盾导致的内顾倾向在重塑美国的国际角色，进而美国习惯性地需要一个“冷战叙事式”的外部威胁来“团结”国内。但从莫斯科通向华盛顿的路径无法复制在北京身上。对苏（俄）政策在美国国内利益中更为单一，对华事务则有太多的利益链接，这就决定了对华“冷战叙事”无法转移美国国内的既有问题。而对外竞争与对内纾困之间如果无法打通的话，美国就必须重新确定侧重。即便西方某些国家可能进一步跟随美对华施压，但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面对这样一个今非昔比、退回“孤岛”的美国，如何想象会出现新的阵营对抗呢？基于这些考虑，中美关系或许正在进入一种新的权力共存的状态，并不会以今年的大选结果为转移，将来美国对华政策无论怎样调整，都无法超越竞争性共存的现实预期。
这一轮美国对外战略调整从冷战结束那一刻就开始了。在国际层面，美国的领导“经验”其实就是冷战经验，是对抗性的经验，所以一直在重新锁定对手和敌手。在国内层面，极化部落化加剧、身份认同显现出新的危机，“美国是谁的美国”成了比以前“何为美国”或“谁是美国人”更难回答的问题。支撑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诸多政策议程在美国国内政治层面都触及利益分配或再分配，进而不可避免地陷入极化阻力。因而，即便是民主党人重新上台，也回不到过去那种自由主义状态了，即便不会如特朗普那样说“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但也不太容易坚持“美国是全世界的美国”。或许，美会回到“门户开放”思维上去，但不强调负担更多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领导，仅以强调看似对各国都有利的规则方式要求“开放度”，在“开放”竞争的情况下勉强维持自身优势。
俄罗斯长期面对着权力、安全与空间之间的平衡考验，在面对西方时长期保持着“欧洲而非西方”的思维，近年甚至更加自信地认为自身才代表着欧洲的真正理念与价值观。与此同时，随着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俄强化东部地区开发、强化在亚太地区存在的努力再次发轫。这对俄而言并不是一种战略能力过度分散的做法，反而是有助于扩展安全范围、分享各地区经济红利，甚至在不同地区多点牵制美国，增加议题和筹码。同时，俄从未停止全球布局，疫情之后极可能加速推动“全球俄罗斯”态势，进一步增加在能源市场的话语权，扩展在中东、非洲、拉美地区的影响力。
张志新：疫情结束后影响美国外交战略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是特朗普能否在2020年大选中连任。虽然目前从各种民调看，民主党参选人拜登胜算大一点，但特朗普竞选团队操纵议题、引导舆论的能力不可小觑。现距大选投票还有五个月，选情还有很多不确定性。如果美国实现政权更迭，其对外战略向自由主义略有所回摆的可能性较大。这主要是源于特朗普政府对美国与传统盟国关系的破坏，已达到让美国战略界“发指”的地步，而政府内部倾向传统建制派的“深暗势力”一直在抵制特朗普在外交上的恣意妄为。但是，在对中国、俄罗斯的政策问题上，不能指望未来的民主党政府有大幅度的回摆。一方面，特朗普政府的战略竞争动员在美已深入人心，期望中美俄重回“旧日好时光”既不现实，也不可能。另一方面，当对战双方的车马炮已部署完毕，战略竞争的态势已经拉开，争斗只能是大闹与小闹的区别。核热战不可能，小范围局部冲突又有迅速升级的风险。在此情况下，经济战、贸易战、科技战可能成为今后中美竞争的主要形式。美俄关系的缓和在特朗普时代如果不能实现，在拜登时代只会更难。
张腾军：在国内外挑战的共同作用下，美国向右转的趋势短期难以逆转，甚至可能受国内政治势力的操弄而继续增强。即便拜登当选，国内不满情绪的存在也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美国外交回摆的幅度。总体上，美国外交可能继续向右走，但预计不会走向极端右翼化，后者过于激进，难获国内广泛支持。后疫情时代，美国面临更为严峻的国内外挑战，尤其是中国的较快复苏和更趋进取的国际角色，将令美国更为紧张，对自身全球领导权旁落的担忧继续上升。此外，中美在全球治理和发展模式上的分歧日益凸显，已引发美国国内高度警惕。这将促使美国重新反思对外战略布局，把更多精力和资源投入对华战略竞争。
2020年5月2日，美国空军 “雷鸟”和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飞越华盛顿上空，向抗击新冠疫情的医护人员致敬。
4、中俄是否正联手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赵明昊：美国对中俄联手改造国际秩序的防范之心很重。美国战略界已经就中俄联手对抗美国形成共识，认为中俄正合力打造有利于“威权主义”的国际新秩序。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丹尼尔·科茨称，中俄关系达到了1950年代中期以来最亲密的状态，中俄近年升级伙伴关系就是为了向华盛顿释放两国不惧美国打压的信号。美方对中俄关系的相关具体关切包括：一是认为中俄高度重视美国对两国政权安全的破坏，并共同防范“颜色革命”，包括联手铲除美国在两国的情报网。二是重视中俄在支持伊朗、委内瑞拉等威权主义政权方面展开的协调。三是认为中俄针对民主国家采取“锐实力”策略，两国展开的“影响力行动”在手段、方式等方面相近，如重视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交媒体、在选举期间散布“假信息”。四是关注中俄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内部相互配合、协调反美的做法，认为中俄通过在太空安全等新领域塑造国际规则对美国加大制约。
张志新：与其说中俄在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不如说美国正在亲手摧毁它所主导建立的战后国际秩序。特朗普就任以来美国已经退出了伊朗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条约》、《开放天空条约》等一系列国际机制和机构，近期由于应对疫情不力，可能有更多“退群”行为。
新冠疫情对现行国际体系最大的冲击在于它加速了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衰落。美国本身应对疫情不力，凸显美式民主制度的弊端，且加剧民众对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等现象的反感。换言之，一个不能将本国公民的生命权放在首要地位的政府，必将遭到民众的唾弃。一国不治，何以平天下？另一方面，美国口口声声要维护自己的全球“首要地位”，但面对疫情所做的却是闭关锁国、“自扫门前雪”、给世界卫生组织断供和向外推卸责任，难称负责任大国，更不要说“首要大国”。后疫情时代，国际格局的多极化局势将更为突出，西方世界更加趋于分裂而不是团结。默克尔对欧洲不能过分依赖美国的警告和马克龙“北约已死”的预言事实上已经宣告西方世界的分崩离析。中国将按照自己的既定计划稳步发展，中俄将推动构建更加民主、和平与繁荣的国际新秩序。
2019年12月19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举行大型年度记者会。谈及中俄关系时，普京说，两国合作是维护世界稳定的最重要因素。
庞大鹏：俄罗斯从不讳言改造甚至重建国际秩序的需要，主张用“世界新秩序”取代“美式寡头秩序”，认为世界已在出现两种对立的进程：一个是美国领导的霸权秩序，一个是创造没有美国霸权的替代世界秩序。俄认为，伴随着不可避免的混乱，世界从多极走向两极的趋势开始形成，一极以美国为中心，另一极在欧亚。
新冠疫情对国际格局的冲击是实质性的，加速了此前已经形成的一些演化方向。疫情前，美国更大程度上说还只是想通过重新规划全球贸易规则将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其这一想法没得到跨大西洋共同体的全力支持，法德等国并未与美国一起对中国的技术等方面实际施压。但是，疫情的暴发让美国掀起针对中国的政治攻击和外交打压，并借此公共产品将西方社会重新聚集到一起。在产业链客观断裂的现实面前，美国希望借此引导西方国家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今后有可能基于不同规则和标准，以欧美日的市场经济体制为一方，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另一方，形成新的经济全球化局面，其核心特点可能是不均衡的“平行体系”，中俄都要做好准备。由于市场不完善，经济结构过度倚重能源出口，俄长期处于经济全球化边缘，处于“有稳定无发展”的尴尬局面，将来无论国际体系如何变化，都不可能在体系之外实现所谓的“战略性自给自足”。
关贵海：尚不能确定地讲中俄正在联手冲击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理由一是美国对自己长期主导的国际秩序方向和内涵也在不断修正，中俄在一定程度上是要求美国留在现有秩序（自由贸易、战略稳定、联合国等）中；二是中俄虽对现存国际秩序有一些不满，但两国的不满程度和修改诉求有同有异，故不太容易形成合力去冲击现有秩序。新冠疫情客观上使中美俄的国内治理能力差异彰显，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会有较大幅度升降变化，特别是美国在抗疫方面的迟滞、低效和随意性很强的表现，会使美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主导地位进一步被质疑。相应地，中俄两国的话语权会同步上升。
2020年5月9日，俄罗斯举行空中阅兵式，75架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飞过莫斯科红场，庆祝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
5、疫情后会形成中美俄激烈博弈的“漩涡”吗
关贵海：中美俄战略互动的基本框架和大方向，不大可能会过多地受疫情因素影响，因为，中美力量对比变化的总态势，与疫情带来的影响之间，基本是正相关的逻辑关系，也就是不是逆向或颠覆性的变化。当然，不排除俄在中美竞争、对立和博弈日趋激烈和白热化的情况下，其在中美之间战略腾挪空间会加大，以利于其改善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所面对的外交困境，或为自身经济发展赢得更多外部资源注入。
丁晓星：在当前的中俄美三边关系中，中美关系是主轴，如同当年的美苏关系，中俄共同应对来自美的压力。未来中美、俄美、中俄关系都有一定的变量。中美关系的变量在于两国是否会全面对抗、全面脱钩？俄美关系的变量在于面对中美日益走向对抗的趋势，美对俄的战略遏制可能减轻，俄美关系看上去出现了缓和的可能。特朗普如连任，可能在改善对俄关系方面迈出更大步伐。总体看，中俄美三对关系尽管存有一定变量，但不会大变，中俄背靠背应对美遏制打压这一基本态势将持续。不同的是美国未来会将主要精力用于遏制中国，俄面临来自美的压力相对减轻，战略处境比目前有所改善。但对俄来讲，联美制华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中国对俄也日益重要，俄不会牺牲中俄关系来迎合美国。联华抗美也未必可行，俄容不得自己有任何沦为他国“小伙伴”的可能。俄作为全球性大国，将发挥独立的平衡作用。
张腾军：三国博弈的“漩涡”如果存在的话，大概是地缘安全困境。就中美而言，两国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安全竞逐日渐白热化。美国通过加强亚太地区军事部署和地区安全同盟网络，试图制衡中国不断上升的军事能力和区域投射力。中国则通过军事现代化旨在强化不断拓展的周边及海上利益的保护，并防范美国地区军事存在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中俄战略安全协作十分密切，显著降低了安全竞争的风险，但战略默契之下亦非毫无分歧。中国在中亚地区影响力的上升，受到俄罗斯的密切关注。俄罗斯与印度军事安全合作的加强，也引发对地区安全的担忧。就俄美而言，两国战略目标显著冲突、安全竞争从未停止。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与俄罗斯在欧洲地区的安全困境长期存在，乌克兰问题更令美欧与俄罗斯的关系严重恶化。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中东地区冲突等问题上，美俄也存在严重分歧和激烈竞争。
赵明昊：这个“漩涡”主要是和地缘政治相关的考量。美国战略界人士日益担心中俄在东亚和欧洲两个方向“分进合击”，给美国和北约制造“两线冲突”，抵消西方的威慑效力。他们担心，在挑战美国利益方面，中俄不仅会相互借力，还会彼此借胆，美国对中俄任一国的妥协会鼓励另一个国家进一步挑衅美国，这是未来美国处理对中俄政策的突出难题。美国外交政策理事会高级研究员斯蒂芬·布兰克等称，在北约内部分歧和矛盾日趋严重的情况下，中俄将会寻机挑起冲突，美须推动欧洲、亚太等盟友组建“大北约”，应对中俄构建的“威权主义轴心”。显然，这个“漩涡”在疫情前就已存在，疫情使中美俄三方的地缘政治博弈变得更富张力。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一言一行更加敏感，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威尔逊学者中心亚洲项目主任亚伯拉罕·丹马克等人已经提出要研究“后疫情中国战略”，他们认为中国在未来一个时期会在地缘政治问题上更加强硬，美国需要提高警惕性。中美俄三国在后疫情时期国际格局中的位置应不会出现太大变化。当然，这需要将国际格局视为一个“多层复合的棋盘”，俄在经济方面的影响力会进一步下滑，但在军事方面依然占据重要地位。俄瓦尔代俱乐部学术主任卢基扬诺夫等人最近撰文称，中美矛盾已成为世界政治的主轴，更加自信的中国和更不自信的美国面临发生尖锐冲突的重大风险，这对俄有利，美国或会因此向俄提出进行新的交易。
2019年4月9日，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出席国会众议院听证会。之后的4月18日，司法部向国会提交并公开删节版“通俄门”报告。
李自国：中美博弈烈度加剧，俄罗斯会不会乐见其成？我看未必。中美保持一定的对抗、竞争，俄可以在三角关系中得到更舒适的位置。但中美对抗失控双方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则对俄不利，俄乐不起来。如果中美经济激烈对抗、脱钩，全球经济将“哀鸿遍野”，作为能源资源输出国的俄罗斯会成为第一波受影响的国家。从更高战略层面看，中俄是背靠背的伙伴，如果中国在中美对抗中失利，俄将是美国对付的下一个目标，唇亡齿寒。
6、核导问题会成为中美俄互动的核心议题吗
张腾军：鉴于俄罗斯经济体量较中美均有不小差距，经贸问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不会成为三边互动的核心议题。战略安全仍将是三边关系的核心关切。首先，三国需要通过艰难、繁复的战略协调，建构大致稳定的大国平衡架构，但这一愿景的实现存在较大困难。在当前三边关系结构里，美国同时加大对中俄的战略竞争，成为最具破坏性的因素。中俄走近的一个考虑，即是对美国恣意妄为的霸权能力的某种制衡，增强抵御美国战略竞争的能力。其次，战略安全问题是最易动摇三边关系的变量。三边互动的重要目标，应是避免任何双边关系的误入歧途、擦枪走火，引发整体关系的坍塌。最后，共同就关涉全球和地区和平与稳定的战略性议题如朝核、伊核等问题进行对话磋商，是三边互动的重要内容。由于中国与俄美在核武库和能力上的悬殊差距，以及中国并无参加削减核武器谈判的意愿，预计军备控制不太可能成为三边共同议题，仍将局限在俄美关系的范畴之中。
庞大鹏：战略安全问题是俄美关系的核心议题之一。该议题实际上涉及中国重大国家利益，但中国不宜搅入该议题。当今世界，战略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是俄美双边军控和战略稳定的问题，更是涉及全球和地区安全、欧亚地区秩序、以及中国周边安全等的综合问题。宜以总体安全观来审视核导在内的传统军事安全问题。《中导条约》的终结意味着俄美双边军控和战略稳定框架的坍塌。表面上《中导条约》因俄美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约发展中短程导弹引起，但是实际上俄美都有各自的战略考量。问题在于“双零点方案”（苏美消除欧洲中程和短程导弹的一项方案，由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4月提出，即苏可以全部消除它在欧洲的中短程导弹，同时美国不在欧洲部署这类导弹，从而把美苏在欧洲的中程和短程导弹全部减到零）的实际终结，对中国国家安全亦有重大影响。
7、中国该如何在变化的中美俄三角关系中自处
李自国：在未来的三边关系乃至整个国际秩序构建中，中国要有“平常心”。中美博弈是长期过程，对中美关系要有底线思维，同时向好的方向谋划。其次要“守正”，就是坚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尽管美国有“例外论”，不认可相互尊重，但我们要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打造全球伙伴关系，既包括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志同道合是伙伴，求同存异也是伙伴。也要看到，中美俄三边关系永远是动态的，但未来十几年的总态势是中俄联合应对美国的压力。对俄罗斯，要通过互利互补的经济合作项目提升战略互信水平，不断释放经济的互补性。中俄关系的基础是相互尊重、平等、睦邻友好。只有坚持这一基础，中俄关系才会一直走在正确道路上。
丁晓星：中俄美三边关系是全球最重要的一对三边关系，中俄美三边关系的互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际体系的走向。因此，运筹好中俄美三边关系意义重大。
面对美的无理挑衅与步步紧逼，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既要有斗争的勇气，也要讲究斗争的艺术。中美这场斗争不同于美苏之间的冷战，今后并不存在两大阵营的竞争。与美国不同，我们没有盟友，只有依靠14亿中国人。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从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我们能否办好自己的事，能否保持经济与社会的活力。在对美关系方面，该斗争的地方要敢于斗争，但在可合作的领域也要谈合作，比如，今年是二战胜利75周年，中美应共同举办一些活动，纪念两国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合作。
要推动中俄战略合作持续深化，保持中俄背靠背合作的态势。中俄保持一种平等、灵活的关系十分重要，结伴而不结盟的政策有利于两国关系长期稳定发展。美国虽是全球实力最强的国家，但没有能力同时遏制中俄两国。美国未来将进一步加大对我们的科技脱钩，中俄可在科技领域加强合作，目前双方在宽体飞机、导航系统等领域的合作都在顺利推进。中俄应共同维护联合国权威，推动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核心作用，旗帜鲜明地反对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对于俄美之间缓和关系，中国应持欢迎态度，这也有利于国际形势总体稳定。
也要采取适当措施向中美俄三边互动注入积极因素。本来，中美俄三国领导人已原则同意今年联大期间在纽约举行三边首脑会晤，这是一件有助于增进三国相互了解、促进全球治理合理调整的好事。现该计划恐因新冠疫情出现变数，但是否可以考虑借用视频会形式实现呢？
2020年4月30日，中国辽宁省境内，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建设火热进行中。
庞大鹏：首先，在中美竞争不断加剧的大背景下，中国崛起的根本问题在于中国能否很好地解决国内发展的问题，这是一切对外政策的基础。其次，中国不应该把未来中俄战略协作的出发点建立在对美斗争上，俄罗斯与中国并行不悖已经是很好的局面了。第三，发展因素和历史因素决定了相互尊重发展差异是中俄两国保持关系健康发展的基础。两国从产业结构到民族性格都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必然会体现在对外交往和双边关系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几乎每隔十年在对外关系中就会出现大问题、大麻烦，每次都不得不重新判断国际形势，调整对外政策。当前，我们再次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挑战，冷静和辩证地观察是应有之义，冒进强势或者孤立封闭都非可取之策。透过现象看本质，必须沉着应付来自美国的挑战。世界是复杂和多变的，中国要“积厚有待”，发挥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增强战略定力，明确战略方向，执行行之有效的政策，逐步积累，推动国际地区形势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
关贵海：中国不能也不应该指望俄罗斯会彻底站在中国一边与美国对抗，不必过于担忧会形成所谓“基辛格三角”，即美俄联手遏制中国的局面，理由是，俄难以接受成为中美任何一方追随者的角色，而是要求平等的大国地位，中方承认其这一地位的概率远远大于美方；俄的经济发展和稳定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俄关系的良性运行，特别是其核心创收品类（军工、能源、农业），与中方需求高度互补，却与美方高度竞争；俄战略传统一向避免同时在东西两个方向上面对交恶对手的巨大战略压力。只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做好国内的事，不断完善发展和治理，俄美对一个平稳走出疫情周期的中国产生全面或部分合作意愿是可以预期的。
赵明昊：中美俄走向对抗和敌对不符合任何一国利益。作为实力相对较弱的国家，中俄需要注意维护两国关系的战略稳定性。对此，我想介绍一下美战略界人士的一些观点。他们认为，美国虽对中俄关系未来发展的影响力有限，但仍可利用中俄之间的矛盾和问题设法打入“小楔子”。美国知名俄罗斯问题专家杰妮·威尔逊等认为，中国经济总量是俄罗斯的八倍，在科技、军事实力方面的两国差距也在显著加大，俄担心沦为中国的“小伙伴”；一些历史恩怨使俄精英始终对华保持警惕，中俄“文化共生性”程度较低。此外，美国专家认为，俄在南海争端、中印对峙等问题上并没有站在中国一边，反而与印度、越南不断深化关系，这两国是中国在印太地区的竞争者；对于中俄在中亚地区的关系，美方人士用“面上合作、私下较劲”来描述，称中俄在上合组织内部的关系并非一片和睦。显然，美方有意对中俄关系进行“离间”。
此外，中国需要应对的一大难题在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态势。美方更多用中俄比较的视角看待“中国威胁”，也就是将对俄罗斯的研判和定性逐步投射到中国身上。兰德公司等智库专家在研究中将一些原本贴给俄罗斯的“标签”用到中国身上，如“混合战争”“信息战”等，并对中俄的相关政策和举措进行比较分析。美国乔治城大学专家梅惠琳认为，中俄之间存在某种“战略效仿”，在处理争议领土问题、加强互联网管理等方面相互借鉴。
张腾军：中美俄三边关系的演变趋势对中国有利有弊。利在于，中俄合作持续加深，共同利益基础不断扩大。这是中国稳定周边和深化大国关系的成绩，应继续推进。中俄一要加强战略协调和互信建设，求同存异，妥善处理分歧和潜在矛盾；二要拓展各领域合作，令双边关系走实走深；三要多发动来自民间社会的力量，切实加强两国友好。不利之处表现为，中美战略竞争愈演愈烈。稳定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目标，两国合作基础并未消失殆尽，中国应当理性冷静看待美国国内的反华言行，不到最后一刻不轻言放弃。争取中美关系稳定不是为了迎合美国，而是争取中国和平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在非战情况下，与世界头号强国为敌从来并非明智之举。应当认真研究如何建立符合新时期两国关系现实的新范式，努力将战略竞争的趋向从恶性转为良性。当然，我们也要做好美国史无前例的对华战略打压的应对准备，在不放弃合作努力的同时做最坏的打算。拉住俄、欧等第三方是我们管控双边关系、避免陷入对抗的有效途径。
刁大明：中美俄三边关系不会因疫情而发生突变，但会强化一些负面、不确定性的趋势。就中美而言，两国实力差距缩小，美国的国际领导力严重下滑，美国对华竞争性甚至对抗性的一面更为突出，新老问题上的博弈无法避免。中国可能还是需要严格区分合作和竞争的不同议题，一码归一码，对话合作面要维持住，竞争面要更多通过现有国际机制与国际规范以及更广泛的国际合作加以规范，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和程度内。面对美国这样一个内外交困的大国的猛烈转向，应对上易稳不易急，以稳定的航向应对风雨。就中俄而言，作为同样被美国定位为“竞争者”和“修正型力量”的两个国家携手共同面对、分散美国的压力，是应有之义。不过，“共同面对”也要强调区别，美俄博弈涉及的范围和烈度与中美竞争不同，中方须避免无差别卷入，避免中美矛盾被动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