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本是中印关系大年，双方为建交 70周年准备了 70场庆典活动。然而，先是一场猝不及防的新冠疫情打乱了一切部署，紧接着中印关系状况 迭出，及至 6月 15日夜爆发的加勒万河谷流血冲突则将两国关系推到 1962年边界战争以来的最低谷。印方挑衅在先，夜侵、偷袭中方控制区，重伤中方边 防官兵，中方予以痛击实属后发制人。印方边防官兵遭遇大面积伤亡。从印方在冲突后明显缺失后援救治的情况看，这次率连队夜袭大概率是印度陆军巴布上校的一次“独走”式冒险邀功行为。印方不敢公开反躬自省，反而利用媒体、外交渠道在国内外 大打“悲情牌”，渲染“中方霸凌”，引发印度社会群 情激愤; 不明真相的国际社会对印表示同情，美方政要则更是借机拱火，频频抨击“中国威胁”并公开挺印，不少军火贸易大国纷纷跟进，表白对印售武意愿。在各方哄抬之下，莫迪政府对华示强层层加码，两国对立情绪不断聚积，中印关系一路下探。尽管通过双方多层级、多机制的对话沟通，加勒万河谷冲突引发的边境紧张氛围明显趋缓，但对两国关系造成的伤痕不易修复。这场 1975年以来首现大面积伤亡的边境冲突说明，两国关系陷入了结构性发展瓶颈，已到了非重构而难以重启的地步。它再现了莫迪执政以来对华关系的怪现象，即每年都在重复 “高开低走止跌回升”的运行轨迹。本文拟探究印中加勒迈河谷冲突及其前后印方对华示强外交的行为逻辑，以期总结教训、殷鉴于后，进而助益于未来两国关系的突破。
一、绝对安全追求
印中加勒万河谷冲突正是两国之间新一轮军事对抗、经济脱钩、民意敌对的导火索。边界争端只是两国关系诸多难题中的一个，但自两国先后建立现代国家以来一直对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民意构成严重干扰。
加勒万河谷冲突虽系印度边境驻军部队巴布上校率性鲁莽所致，但偶然中有必然，是印度历届政府长期在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的必然结果。
所谓的“前进政策”，实质上，就是寻求单方改变边控现状的政策。早在尼赫鲁时期，得益于地形的便利以及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继承，新德里大张旗鼓地实施“前进政策”，按照自身安全需求对中印边界进行“自我修正”，不断前插、蚕食、抢占中方主张的控制区，不断试探中方容忍底线，直至触爆1962 年边界战争。尽管印度输掉了这场战争、丢掉了“前进政策”的大部分成果，但印度历届政府却利用中方军队后撤之机，再度恢复了“前进政策”，继续在边境地区重施“切香肠”策略，期间还曾导致数起边境流血冲突、军事对垒事件。不仅如此，在两国1980 年代以来开展的各类型边界谈判中，新德里始终坚持当年尼赫鲁政府“前进政策”所曾构建的“印方边境实控线”。
如今，印军已在中印边界东段、中段基本上控制了绝大多数制高点。莫迪总理上台后，印度边防部队着力在中印边界西段推进“前进政策”。这也是莫迪执政以来两国边界对峙基本发生在西段的主要原因。以2019年为例，印度对我实控线的越线活动多达 1581起，其中94%发生在西段边境。一旦我方强势回怼，边界对峙乃至冲突随即发生。边界一出事，基本上两国关系必受扯动。这也是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两国关系总是高开低走的一大原因， 形成了两国关系年度高低变化曲线与青藏高原雪线年度升降曲线密切关联现象: 雪线升高(气候转暖)，边防对峙增多，两国关系走低; 雪线下降(大雪封山) ，边防巡逻减少，两国关系抬升。
印度政府之所以不惜冒着与中方发生军事对峙乃至冲突的风险而几十年如一日地执迷于“前进政策”，根本原因在于印度决策圈、战略界长期存在的对追求“绝对安全”的一种迷思。此次印方挑起加勒万河谷冲突的最大理由就是，中方在加勒万河谷的边防基建活动对其今年正式投入使用的达尔布克—什约克河—斗拉特别奥里地（斗拉特别奥里地啦昆仑公路的战略高地，也是印巴两军对垒的世界最高战场）实施有效控制的战略要道。
印方对“绝对安全边界”的执迷源自当年英印殖民帝国19世纪50年代起在次大陆推进的“科学边界”计划，意在为建立“更安全”“更具防御性”的殖民帝国，埋下了中印边界争端、印巴克什米尔争端、印阿杜兰线争议的祸根。1947年独立建国后，新德里以“大英帝国殖民遗产的天然继承者”的身份承袭了这一理念，并不断履践，最终导致了印度与 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乎所有邻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在中印间，远至1962年边界战争、1967年乃堆拉炮击、1975年土伦山口枪击事件、1986～87年桑多洛河谷军事对峙，近至 2017年洞朗对峙以及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等等，都是印度追求“更安全”“更具防 御性”的“绝对安全边界”的恶果。
实际上，对“绝对安全”的执迷是一种典型的零和博弈式行为习惯。一方所谓的“绝对安全”必然对另一方构成“绝对的不安全”，从而使两国关系深受“安全困境”干扰。
二、保守政治的影响
外交服务于国内政治，国内政治决定外交风格。此轮中印交恶的导火线是边境冲突，但国内政治生态的右倾化则是印度对华示强外交的政治逻辑。
2014年莫迪执政以来，印国内政治生态日趋保守。2014、2019年两次大选，带有印度教民族主义胎记的印人党均强势胜出，一举结束 1980年代中期以来长达 30 年的联合政府时期。与此同时，印人党“母体”国民志愿团（RSS） “母随子贵”，政治影响如日中天。国民志愿团是一个以印度教民族主义塑造印度社会意识形态的右翼组织，2014 年莫迪上台之初，其基层组织“沙卡”不过 4 万左右，如今拥有近8.4 万基层分支，统摄印度各层社会。国民志愿团并不直接参选，但大力支持印人党竞选，助其连选连胜。特别是2019年议会选举中，在国民志愿团强大的基层动员力助阵下，印人党大胜。部分地区，国民志愿团甚至绕开印人党“建制派”，直接提名印人党内“团干部”参选且表现不俗。从印度两届政府的决策圈构成来看，政治挂帅色彩日益浓厚。莫迪第一任期里，66 名部长阁僚中有41 位出身国民志愿团; 第二任期里，53 位部长里有38 位拥有国民志愿团背景。从执政党党魁到国家总理再到内长、防长等重臣均出身国民志愿团。两届议会里，印人党及其同盟军的议员里几无穆斯林代表，系印建国以来族群比例最失衡的议会。穆斯林约占印度总人口的15%，2014 年在议会下院席位减少至22个，仅占总席位4%，为50年来最低。2019年大选后，穆斯林议员27个，仅占比5%。相比之下，在印人党303位人民院（下院）议员中，出身国民志愿团的有146名，占比48%; 在印人党 82 名联邦院议员里，出身国民志愿团的则有34人，占比41%。在印人党与国民志愿团等右翼组织的联手推动下，整个国家的社会与政治形态加速右转，印度教民粹主义大行其道。追求理性、自由的传统精英受到排挤，认同印度教特性、效忠国民志愿团等右翼团体的新精英则普遍得势。显然，印人党、莫迪本人及其执政团队出于自身政治利益考量，不得不在内政外交上特别是对华政策上要承受来自国民志愿团等右翼势力的巨大政治影响。
中印两国间存在的诸多结构性难题原本就使得保守派对华深怀战略疑惧。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保守势力政治上得势后便迅速挤压传统上以外交、商界精英为主的自由派生存空间，甚至印度长期坚守 的在中美间“左右逢源”的战略文化也受到冲击。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勃兴的国内政治环境以及中美甚至中西方对抗的国际政治环境相互激荡下，由保守势力把持的莫迪政府，在对华政策的投机性与风险偏好上双双攀升。仅以中资中企在印遭遇为例。以国民志愿团为代表的保守势力长期以来反对一切外资。过去，印度右翼保守势力特别担心美国企业控制印度市场，败坏印度“传统价值观”。国民志愿团下属经济组织曾多次阻挠沃尔玛、亚马逊等美企在印扩张业务，在美印经贸摩擦上拒绝对美让步。近年来，随着中国对印投资增多，特别是中资企业在印度发展迅猛。印度右翼保守势力转而认定中国资本威胁已迫在眉睫，远远大于美国资本。若不及时限制中国投资，阻止中国商品对印“倾销”，印本土制造业将“永无翻身之日”，而且还对印度构成越来越大的安全威胁。此次边境对峙与冲突期间，国民志愿团下属组织“国货觉醒阵线”( Swadeshi Jagran Manch) 多次牵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华”和“抵制中国货”活动。
三、国内维稳的重压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其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民主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很弱，因为它们控制社会相对较难。为此，民主国家政府自然想把矛盾外移，外化成国际问题。这一观点也同样适用于解读莫迪政府此次不断渲染加勒万河谷冲突的行为逻辑。
一方面，为回击反对党指责，莫迪政府必须对华示强。疫情防控问题早已是反对党指责莫迪政府的 “口头禅”。面对指责，受限于各种现实条件，莫迪选项极其有限。不“封城”，挨骂；“封城”，也挨骂。对于反对党特别是国大党的各种指责，莫迪始终处境被动。但加勒万河谷冲突发生后，面对反对党的公开痛斥，特别是在面对国大党领导人拉胡尔有关政府对华“认怂““服软“的抨击时，莫迪执政团队还是有些办法的。只要对华示强，就能最大限度地有效回应反对党的各种指责，而这方面的资源与选项明显较多。譬如，大规模调动军队、采购更多先进军事装备、出台与华脱钩的各种经济举措、发表对华强硬措辞、纵容非政府组织“抵制中国货”、在中国敏感问题上换个做法变个腔调，如此等等。尽管会冒着恶化对华关系、甚至有可能“伤敌八百自伤一千”的风险，但那又何妨。维持执政党地位是民主国家领导人的最大政治，何况还有利好的外部战略环境。实 际上，自从莫迪不断做出对华示强的姿态、不断推出对华示强的举措以来，反对党的批判调门明显降低。莫迪反而因种种对华示强政策而人气攀升，进一步塑造了莫迪“安全守望者”的强人形象。
另一方面，要转移社会矛盾，莫迪政府必须对华示强。莫迪连任以来，其一系列印度教民族主义政策，如宣布建立罗摩庙、推出统一民法典、修改公民 身份法案等等，激化了印社会族群、教派、阶级矛盾 与冲突，社会骚乱此伏彼起。特别是2019年底印政府通过颇有争议的《公民身份法( 修正案) 》以来，在全国范围内引发持续数月的抗议活动乃至暴力骚 乱，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国际负面影响之大，都是近 20 年来所罕见。即便是在 2月底特朗普访印期间，首都新德里还是爆发了 1984年来规模最大的教派冲突，造成 40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国内骚乱的政治损害已经初现。今年初，印人党已在德里的地方选举中惨败; 印人党单独或联合执政的地方邦占全国面积的比例由两年前的 71% 大幅萎缩至当前的 35%。这一系列变化令莫迪执政团队心惊肉跳。
印度政治是一个超多元的生态系统，一切皆有可能。仅以 2019年大选为例即可见选战在印度的激烈程度: 多达2354个政党在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注册，其中450个政党推举了8000多名候选人，角逐543个议席。每一张选票都很关键。就在莫迪政府苦于缺乏应对国内骚乱的有效举措之时，新冠疫情的暴发突然为其解了围，使之得以冠冕堂皇地通过“封城“而在短时间内迅速化解此次国内政治动荡的风险。
然而，国内骚乱是瞬间消解了，但疫情防控措施又使民生问题迅速凸显。强制“封城”使打零工的“日薪”族（约占德里、孟买总人口的1/10）面临或“病死”或“饿死”的两难选择。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封城”造成印至少5000万人失业；而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则称，“封城”导致约4亿非正规部门从业人员失业，“陷入深度贫困”。根据印度经济 检测中心的数据，印度失业率从2月的8%一路飙升至5月的27.1%，仅4月就有1.22亿人失业，即出现约1/4人口失业的严峻状况。此时，席卷美国全国的“黑白大战“骚乱更令莫迪政府惶恐。
加勒万河谷冲突再度给莫迪政府提供了转移视线的救命稻草。通过制造对华军事对抗的紧张氛围，通过出台制华政策以及炒作怼华议题，莫迪政府在并不寻求对华战争相向的前提下，两害相权取其轻，至少临时安抚住了国内政治反对派和民众躁动情绪与怨气，最大限度地维持着疫情折磨下的政治与社会稳定。但这也只能奏效一时，民生问题终究将再度扰局。
四、变道超车的发展路径选择
莫迪执政以来，在经贸领域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复制中国模式”一直是其孜孜以求的目的。
2014年9月，莫迪第一任期刚开始没多久即推出“印度制造”计划，誓言2022年（后来调整为2025年）要让印度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由当时的18%提升至25%，并为此推出一系列大胆的经改计划以及以“印度制造”为主的各种眼花缭乱的发展倡议，但效果远不如人意。据世界银行统计，印度制造业逐季度下滑，近两年在 GDP中占比更是徘徊在14% ～ 15%，为过去50 年里之最低。疫情导致的中国“断链”“断供”则又暴露出印制造业对华高度依赖的脆弱性。特别是在莫迪政府非常看好的四大领域，即手机、纺织、电子和汽车零部件，因中国零部件的“断供”，几乎陷入停工待产状态。联合国3月初报告称，“印度是受中国生产放缓影响最大的15个国家之一”。“断链”“断供”刺激莫迪政府掀起一场“自力更生”运动（这其实仍是“印度制造”倡议的翻版) 。然而，莫迪政府很清楚，若按市场化与全球化的发展惯性，由于印度经济发展严重受制于劳动力流、土地流、物资流与资本流“四流”之不畅，这场“自力更生”运动至少中近期内难有起色，除非另辟蹊径，变道超车。
两条蹊径可供莫迪政府选择。一条是利用印国内已有的“国货”替代“中国造”。例如，印度政府拟对300余种“非必要低质产品进口”设置更高贸易壁垒或抬高进口关税。这些“非必要低质产品”主要来自中国，印度国内已有替代品。再如，印方要求国有电信公司在将移动网络升级至4G（注意不是5G）时排除华为和中兴产品，这也是因为有了国产4G电信设备。
相比硬件而言，印度在软件方面的“山寨”能力更强。特别是在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方面，由于中国企业先期多年的参与推动与培育，印度第一次站在了全民迈入互联网时代的门槛上。例如，印度的视频互动应用Mitron与中国的抖音在功能与用户界面上高度相似，目前在印下载量仅次于抖音。这次禁用中国手机软件将使该领域的“山寨”货直接受益。其实，对于莫迪政府而言，10亿级用户的移动互联网市场是一个世界级“金矿”，绝不会拱手相让，更不会相让给与之存在严重战略互信赤字的中国。
由此可见，印度政府在“去中国化”时有着明显的选择性。莫迪政府尚不敢与中国“全面脱钩”，因为印度不但有大量的产业领域高度依赖中国零部件和中间品供应，还有一些关键产业（如家庭常用药） 高度依赖中国的原材料供应，全面“去中国化”只会造成疫情背景下的更大经济困境甚至社会动荡，最终受损的只能是莫迪总理的“自力更生”运动，甚至扰动起民怨民愤。
另一条蹊径就是利用中美产业脱钩之机，吸引产业链向印度整体搬迁，快速实现“制造业强国梦”。为此，总理莫迪今春已要求各邦做好吸引自中国移出的跨国企业赴印投资准备，印工业和内贸促进局则牵头组建跨部门联委会，研拟吸引外资相关政策。与此同时，为推动全球产业供应链从中国撤出、建立“由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组成的经济繁荣网络”，美也有意与印联手推动产业链重构，鼓励在华美企向印转移，助其以“印度 制造”取代“中国制造”。美国务卿蓬佩奥4月底表示，特朗普政府正设法连接美印两国均能进入的供应链，尤其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美国务院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瓦伊达则与在印美企代表会晤时指出，印是在华美企外迁的潜在目的地，“美 印政府将为此提供便利”。此次利用加勒河谷冲突之机，印度政府第一次正式拿中国手机软件开刀，也是为了向美方表明决心。
为了能够在未来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中分得一杯羹，2020年4月，印驻外使领馆密切接触了逾千家美企，提出将为有意迁出中国的制造商提供优惠。为此，印已初步划出约46万公顷的土地，专门承接那些从中国迁出的企业，重点聚焦电气、制药、医 疗设备、电子设备、重型机械制造、太阳能设备、食品加工、化学与纺织等行业。此外,印还有意通过开展美印军工合作，引入美军工技术与国防产业，军民融合，在实现强国强军的同时强大印度制造业。
至于印美能否最终复制中美产业链，则是一个天大的问号，需要时间以及莫迪政府更大的改革勇气与措施来印证。眼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促使印度国民用“国货”替代早已用得非常顺手的“中国造”。这需要一个重大契机。加勒万河谷悲情刺激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狂热,乃至此前疫情催化的印度反华民意，都为印度政府此次强制禁用 中国软件、强制替代“中国货”培育了土壤。只需稍加利用，在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大棒下，政府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完成强制性的“替代”，至少短期内能让印度的“自力更生”运动取得显著进展。河谷对峙提供的机遇是有时效的。如果不能及时消费当前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一旦边境对峙消失，印度政府或可错过这一难得的变道超车或咸鱼翻身的大好时机。
由此可推定，至少莫迪政府公开渲染看似有些夸张的军事调动、集结，不断制造 紧张气氛，显然并非真要“同仇敌忾”，对华动武，而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个“沛公”就是利用煽动起来的爱国狂热，完成对中国产品的一次强行替代，部分实现印度产业大翻身。
五、地区主导权之争
同时崛起的两个毗邻大国如何稳定相处一直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大课题。自古至今的成功案例太少。
中印两国建交之初虽有过一段“中印是兄弟”的蜜月期，双方作为主要倡导者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至今仍对国际关系具有巨大指导意义。然而，两国之间还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边界战争。冷战末期，两国关系逐渐走上正常化轨道，两国通过不断的战略沟通，不断扩大经贸合作，逐渐形成了诸如“两国互不构成威胁”“两国互有发展机遇”“两国关系超越双边范畴而具有战略与全球意义”等重要战略共识。然而，2017年的洞朗对峙又将两国30年正常化的努力打回原形。好不容易通过两次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两国关系被拉回正确轨道。特别是在2019年金奈会晤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六条建议，旨在“为中印关系注入强劲内生动力”。然而，此次加勒万河谷冲突及其前后莫迪政府推出的一系列对华示强举措几乎又将两国领导人的努力化为乌有：产业脱钩卸掉了“两国制造业伙伴关系”的建设动能；边境地区高强度大规模军事对峙终止了“切实提升军事安全交往合作水平”的诸多努力; 强禁中国手机APP在印使用切断了“丰富人文交流”的重要管道。两国关系更是下跌到 1962 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可见，两国关系始终未能跳出地缘博弈 的窠臼。
个中原因,恐怕还要从妨碍两个新兴毗邻大国稳定相处的诸多因素中去找寻。前述所列诸多因素更多是种种表相且具可变性，还有一个难变的因素在始终作祟，那就是两国建国后自始至终都面对的地区主导权之争。
中印两国都拥有成为“有声有色”的世界级大国、强国所必需的资源与禀赋。19世纪中叶之前，两国就曾是全球重要级经济体，曾富甲一方，两国经济实力当时即占据全球半壁江山，但当时两国交集太少，各相隔离，相安无事。
随着殖民主义时代的来临，印度迅速沦为西方殖民地，中国部分沦为西方殖民地。殖民者在实现对两国财富大劫掠的同时，更是将两个东方经济体强行编织进由领土主权、民族国家、势力范围等概念构建的殖民秩序之中。特别是，中国主导、以王道为内核的东方朝贡秩序被殖民秩序所取代。由于受殖民者的钳制，中印两国间的互动基本上服务于殖民者之间的地缘博弈。这种地缘博弈造成的诸多后遗症并未随着殖民者的离去而消失，反而转化为新生的中印两国之间的新问题，诸如边界争端、涉藏问题、中印邻三角关系等，不断干扰双边关系发展至今。
这些问题原本系当年大英帝国构建殖民秩序特别是英俄地缘博弈的产物，之所以又成为中印两个新生国家间的问题，原因在于中印两国对殖民历史存在着判若霄壤的认知落差。
中华民族对于遭受殖民的历史只有深入骨髓的耻辱感，因为殖民者不但解构了以中国王道为内核与主导的周边朝贡秩序，而且给中国人民留下了一穷二白的烂摊子和历史屈辱。因此，新中国对殖民秩序必否定而后快，所谓“打扫干净屋子再迎客”。
印度恰恰相反，印度人对英国殖民统治充满了感恩，因为英国人的殖民统治给印度的现代化国家发展搭建了底盘与骨架，这包括文官治理的军队、钢铁骨架的公务员体系、精英阶层的英语、基于“自由贸易”的司法和金融体系、竞赌式的民主政治文化、一个现代化工业发展的底盘，以及一个以印度为中心的囊括次大陆和北印度洋地区的殖民秩序。所以，印度第一代领导人尼赫鲁一边摆脱英国殖民统治，一边却又提出“印度是大英帝国的天然继承者”，忙着办理“遗产继承手续”。
一个新生国家是殖民秩序的否定者，另一个新生国家是殖民秩序的继承者。中印两国由此几乎自摆脱殖民统治的那一刻起就注定要在边疆秩序以及地区秩序的构建过程中产生严重的利益冲撞乃至军事冲突。中印间的涉藏问题、边界争端问题因而不断激化终至战争相向，至今这两个问题仍在不时冲击着两国关系的稳定。加勒万河谷冲突就是最新例证。
比涉边涉疆问题更复杂的就是以中印邻关系为内容的周边秩序之争。周边秩序之争主要体现为影响力与主导权之争。随着国力增长，两个毗邻大国在共同毗邻地区会形成越来越大的利益重叠。与此同时，国力增长还不断丰富各自构建周边秩序的资源与手段。在“国强必始自周边”的经略逻辑驱动下，围绕周边地区的秩序之争终究难以避免，并成为两国关系的持久干扰因素。
印度认为，其地处南亚次大陆中心，无论基于历史还是基于现实考量都是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地区的天然盟主。这片区域理所当然应为印度的势力范围。在该范围内，印度负有特殊的责任和义务维护地区秩序，其他南亚各国不应、也不能挑战印度的主导地位，更不能招引域外势力介入次大陆；同时，任何次大陆之外的势力均应照顾印度在地区秩序问题上的关切与敏感度，主动避免干涉地区事务，让该地区事务由印度主导处理。实际上，尼赫鲁早在1947年印度独立前就指出，“门罗总统提出的门罗主义确保了美洲免受外来侵略近百年之久，现在到了将同样的门罗主义运用于亚洲国家的时候了。”
建国后，尼赫鲁即开始在南亚地区实行“门罗主义”政策，将南亚事务视为印度的“禁脔”，不容外者染指与干预。例如，尼赫鲁政府加紧沿袭英国的殖民政策，与喜马拉雅山区小国逐次重订“和平友好条约”，先后加强了对锡金（后于1975年正式吞并）、不丹、尼泊尔的内政外交控制；此后又通过“和平友好条约”，将阿富汗、缅甸也纳入到“南亚战略统一体”中。通过这一系列条约，印度确立了“次大陆”以喜马拉雅山为界的战略定义。至于西藏，尼赫鲁政府及其往后历届政府始终对中国和平解放西藏耿耿于怀。早在20 世纪50年代，特别是1959~1962年间，尼赫鲁政府就曾冒险尝试最大限度地保持并扩张英国人曾从西藏攫取的殖民利益，不断挑战新中国捍卫在藏主权及领土完整的底线：一方面，不断蚕食中国边境地区，特别是不断推进“前进政策”，寻建“科学边界”，甚至多地段突破殖民帝国时期的边控主张；另一方面，图谋实现大英帝国时期未竞的梦想，即让“西藏脱离中国，成为中印之间的缓冲区”，不断教唆西藏上层人士反叛中国统治，并在西藏叛乱平息后主动收容达赖。尼赫鲁对华频频示强政策的后果就是直接引发了中印边境战争。
尼赫鲁的“南亚门罗主义”到了其女英迪拉·甘地执政时期更是成为印度周边外交的正式政策。早在1983年，英·甘地即提出了被称为“印度主义”的“英迪拉主义”，亦即“印度版 门罗主义”。英·甘地总理公开表示，“印度不会干涉这一地区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除非被要求这么做，也不容忍外来大国有这种干涉行为；如果需要外部援助来应付内部危机，应首先从本地区内部寻求援助。”在印度统治精英看来，南亚地区复杂的地缘政治和社会文化“迫使”印度不得不担负起“南亚的安全管理者”的角色。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南亚邻国越过印度而与非南亚国家特别是与北方邻国中国打交道都是“不道德的”，新德里必予以强力干预。
莫迪执政以来，新德里提出“周边第一”外交政策，开启了印人党时代的“门罗主义政策”。然而，此时印人党时代的“门罗主义政策”却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迎头相撞。随着越来越多的周边国家积极参与“带路”建设，中印在南亚及北印度洋地区渐渐陷入越来越尖锐的地区秩序之争。印方对中国南亚政策的过敏反应已成为印周边邻国政局动荡的 最大外部因素。封锁尼泊尔边界（2015年9月~2016年1月) 、分化斯里兰卡友华政权(2014年12月~2015年1月)、通过先后介入选举（2013与2018年）强力遏止不丹政坛的友华倾向以及搞掉马尔代夫的友华政权（2019年），等等，这些都旨在确保印度的地区秩序主导权不受中国影响力的侵蚀。这些国家政局变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凡主张与华友好的政治势力和人物均遭无情打压。
此次边境对峙与冲突期间，莫迪政府维持对华示强态势，甚至不惜使用战争用语,既为了最大限度地逼迫中方让步，更为了威慑周边近国，打掉其在中印间选边站的任何心思。而且，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对华示强也是做给美国人看的。
近年来，考虑到自身并不具备单独与中国抗衡实力，印度不得不策略性迎合美遏华战略，并对美主导的“印太战略”采取更加积极融入的政策。但是，美方战略界人士认为,印度做得还远远不够。要想获得美方更大力度更大规模的支持，印度必须继续对华示强。例如，6月24日，曾参与小布什时期美国对印政策大调整的知名印裔战略家阿什利·泰利斯在“卡内基印度”举行的主题为“中印边界: 升级与脱离”视频研讨会上公开表示，美国需要印度在中美间明确“站队”，美印走深的决定权在印度；印度需要以自己的方式对华示强，可采取一些微妙的行动明确战略态度，如分享应对中国挑战的意愿、提升区域国家之间的战略互操作性等；在公开舆论上，印度应该与“印太四国”加大公开接触、在联合国安理会共同发声；要在看不见的幕后采取更多实际行动。
显然,莫迪政府7月正式邀请澳大利亚参加印美日年度“马拉巴尔”军演的决定很难不属于“对华示强”的范畴。美国2017年推出“印太战略”以来一直希望印度邀请澳军参加“马拉巴尔”联合军演，但印此前一直未置可否。
六、国际环境之利
莫迪总理执政以来，除周边环境有点闹心之外，印度的国际环境总体趋好。在美西方不断增加的制华需求催化下，特别是中美对抗日趋尖锐的情势下，印度的地缘价值陡升，达至印建国以来的历史峰值。这使莫迪执政团队在对华示强时有了更多底气与自信。
随着中美迈入全方位战略博弈的新阶段，拉印制华已成美国跨党派基本共识。21 世纪以来，美陆续将印度定性为“天然盟友”、“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民主基石”及美战略级别的“离岸制衡手”，视印崛起“符合美国利益”，希望在“印太战略”框架下，与印度一起在对华、地区和全球问题上实现“战略对接”，共当“维护安全与繁荣的战略稳定器”。美前国务卿蒂勒森2017年10月曾公开宣称，美国绝不会“与中国——一个非民主社会——发展犹如美印关系那样的关系”。美方这一表态既强调了在意识形态上与印度的“天然盟友”属性，又巧妙暗示了两国战略走近的共同诉求，即应对中国。正是基于这两大共同价值取向，尽管受扰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但美印关系依旧一路高歌猛进。今年2月下旬，特朗普访印期间更是高调宣示两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趋同”和“在全球领导上的伙伴关系”，并正式宣布两国建立“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度知名战略家拉贾·莫汉对此盛赞不已，并认为，美印建立“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标志着，“印度对美国的看法发生了决定性转变，莫迪终于打破了与美国接触的系统性偏见”。印度的“战略自主”文化已经生变。正如外长苏杰生的最新阐释所言，所谓的“战略自主”就是“自主选择盟友”且“勇于冒险”。
随着印方对美战略拉拢的日益接受乃至迎合，美印军事防务合作不断深入。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在“印太战略”推动下，美印军事合作甚至在某些领域超过了盟友水平。当前，美印防务正从军火 贸易向联合生产和作战体系对接迈进；从单兵种双边演习向三军联合大演习迈进；从情报分享到态势感知体系的共建共享转进；从双边安全对话向小多边安全合作及区域军事安全秩序构建转进。加勒万河谷对峙期间，美方积极向印提供边境局势卫星资料，积极询问印方军事需求，展现出来自盟友的“安全关爱”。美方的“热情”为莫迪政府增强了安全上防范中国的信心与能力。
在边境对峙与冲突期间，美方政要前所未有地高调“力挺”印度。其中以国务卿蓬佩奥最为活跃，6月15日在推特上发文，对因主动寻衅中方而“阵亡”的印度士兵表示“哀悼”；6月19日在“2020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的视频讲话中谈及“中国威胁”并借机指责中方“制造与印度的紧张气氛”；7月8日表示“中国在边境采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侵略性行 动”。美方“拉印制华”的居心昭然若揭。受此不断刺激，莫迪执政团队难免生发出对华频频示强的政治冲动，甚至此次在边境问题上大玩战争边缘政策。
美印关系的不断升级还带动了美国同盟体系不断加大对印度的示好力度。这突出体现为“印太战略”框架下的小多边安全合作越走越实。两年多来，“印太四国”（美日澳印）磋商加快，迄至2020年年中已举办6次，一次比一次更具实质内容。2019年9月，“印太四国”还举行了首次部长（外长）级磋商。更为重要的是，美日澳印四国均建立起“2+2”外长防长对话机制网络，四国后勤体系随着2020年6月4日印澳正式签署《后勤 相互支持协议》最终“连点成网”，四国海域态势感知、情报共享也进一步网格化。这些进展为四国海军日后在印太地区联演联训、联合侦查、联合巡航提供极大便利与保障。显然，在美推动下，印太四国同盟化趋向愈发明显。印度战略环境利好度达至历史峰值。
不过，莫迪政权受制于国内诸多制度性瓶颈，尚未能将这种地缘战略环境优势转化为“国家振兴”的强劲动力，但借重这种地缘利好使其大国外交风生水起，由此催生出其在对华政策上日益偏强硬、不妥协乃至冒险的心态。通过示强外交，印度不断探试中 方“稳东谋西”“拉印制美”的战略底线与套利空间。有印媒甚至指称，莫迪政府相信，在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印越是靠美，就越能引起中方对印度的重视。此即中印关系近年波折不断的地缘战略逻辑。
对比之下，在印度看来，中国的外部环境险象环生。一方面，中美对抗全面加剧。美对华进行全政府、全方位、全时段的公开打压，甚至加快推动构建反华统一战线。另一方面，疫情加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重组，中国经济面临逆全球化进程的严 重冲击。
确实，当前中印关系所处环境有点类似1959~1962年间。当年，尼赫鲁政府不断在边境地区推行“前进政策”的一个主要底气就是，新德里自恃拥有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同时加持，而中国当年对内受困于三年自然灾害，对外受困于美西方经济与军事封锁，中苏关系又初现裂痕。中国之所以后来能够在边境地区通过一场自卫反击战实现局面的逆袭与反转，主要是中国领导人不失时机地抓住了美苏古巴导弹危机这一转瞬即逝的战略契机。这从1962年中国对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间段与古巴导弹危机的时间段几乎完全重叠可见一斑。总之，当前中印外部战略环境的反差至少是此次印度在对华示强道路上越行越远的一个重要诱因。由此可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当前因加勒万河谷冲突而不断紧张的中印关系实际上也是本地区大国地缘博弈的一个强烈折射。
七、结语
综合看来，印中关系迈入长波动期是大概率的事。面对这样的新常态，印中关系显然需要“重构”。
未来印中关系可能出现两种斗争前景。一方面，印中将在边境地区特别是印中边界西段地区继续“缠斗”。两国边界争斗将大概率地由“以对话求解决”迈入“以实力强争控”的新阶段。这种边境争控战必然伴生边境对峙乃至冲突，加勒万河谷冲突绝非是“历史的终结”。鉴于印政府已授予边防军“完全自由处置权”，未来双方冲突由冷兵器升级为热兵器的概率在加大。尽管如此，只要能够防止热战，这种常态化的边境对峙与冲突客观上将有助于双方“触碰到”对方的容忍底线。久而久之，容忍底线就会成为一条横亘在两国边防军之间的碰不得的“高压线”。这条“高压线”最终很可能就是双方间真正的“控制线”。一旦有了这条“高压线”，即便双方仍无法从法理层面达成彼此可接受的“国际边界”，边境地区也能基本维持和平和安宁。但在此前，危机管控将成为两国涉边部门的头等要务。如 何确保双方在边境对峙甚至冲突成为一种新常态的情况下仍能在其他领域开展正常合作,特别是保持并拓展有利于两国崛起的发展合作，这是对两国政府治国理政“智慧与能力”的巨大考验。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特别是海上丝路建设将与美国主导下的“印太战略”在次大陆及北印度洋地区展开持久的地缘博弈。“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崛起的发展战略，美国则视“印太战略”为针对中国崛起的牵制战略，而夹在其间的印度也视参与美国倡导下的“印太战略”为其大国崛起的重要路径。由此，两大战略体系碰撞最为激烈的地方就是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间陆海地带。其中，次大陆和北印度洋是重要角逐场。可以想象，若非重构两国关系框架，印中未来的地缘博弈只会更趋激烈。
化解大国博弈危机之道，关键在于视对方的大国崛起为自身崛起的助力与机遇，相互成就。两个毗邻的大国不可能搬开，两国在共同毗邻地区的利益重叠与交汇只会越来越大。两国只有摒弃绝对排他性的旧式主权观，只有拥抱合作共赢思维，方能走出当前的地缘安全与大国博弈的零和式困境。
印中两国业已拥有的强大后发优势、互补优势和先发优势，互为毗邻的地缘之利理应让这三大优势拥有史无前例的大开发前景。即便印方认为与美合作的收益超过对华示强的代价，那也只是暂时现象，因为就在发展问题上所拥有的共同利益以及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而言，印中两国之间远较各自与其他发达经济体之间要大、要难。而且，印中两国面临的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不但具有高度相似性，在可预见将来都难有根本变化，这理应成为两国持久合作的基石。这个共同威胁和共同利益就是，如何化解两国政府面临的主要矛盾，即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需求与两国不平等不均衡不充分的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如果将两国民众的每一张嘴都合成一起，那会是一个140~150平方公里的无底洞。两国政府面临的巨大挑战与压力就是，如何确保每天至少两次往这个无底硕洞里填充量足质好的食材。由此，威胁、挑战、利益三位一体，这在世界上也难找到比这还更需要合作共处的更加充分的理由了。
印中两国还面临一个更加紧迫的挑战，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双方需要审慎谋划和作为，才能促使这场大变局朝着有利于两国崛起的方向演进。印中都是历史悠久的大国，绝不甘心成为其他大国的附庸。然而，如果因相互恶斗而致在这场大变局中缺位，那只会断送再创历史辉煌的战略机遇。
如果非要给中印关系未来发展设计一条行稳致远的路径，那就是建立一种“分行于相邻车道的车际关系”。中印各行其道，既不强求其他车辆追随，也不突然变道、抢行,引发祸端。更理想的是，双方还可以不时停下来交流互动；或互伸援手，解决双方乃至其他方的各种突发问题，平安赶赴各自的目的地。
如是，中印关系必会迎接更加顺畅的下一个7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