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不明、管理欠缺、社会信任度低，即便是站在公平的融资平台上，中国民间组织同样很难找到钱。
“他们最差的还不是钱，而是项目执行能力和公信度。”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窦瑞刚坦诚地说：“把钱交给民间组织是有风险的。”
公益招标路还漫长
12日，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和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等单位举办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的北京召开。南都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表示，主办方力求打造“国内第一公益资源供需匹配平台”。
据介绍，来自全国各地的128家基层民间组织带来了数百个参展项目，涵盖了灾后重建、环保、文化教育、扶贫、助残、社区服务、公平贸易等多个领域。许多民间组织希望借此找到资金。与此同时，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南都基金会也共同出资1200万元，设立专项基金，接受基层民间组织项目申请。
不过，这笔钱能否全部花出去尚是一个未知数。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在2008年下半年进行三轮公开招标，原计划安排2000万元，而实际上只用了1700万元，没有按照预期全部资助出去。”中国红十字会副秘书长刘选国称，总体的感觉是投标的民间组织在能力上有欠缺。
回顾这些项目的落实情况，刘选国遗憾地表示：“客观地说，有三分之一的项目实施效果不好。主要是项目机构的能力有些问题，从策划到执行都不规范，不能按照合同约定以及项目申请的程序来履行责任。”
不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此次仍拿出500万元，准备提供给符合条件的民间组织。
“公开招标的方式能不能成为未来公益项目运营的主流方式，这个路还很漫长。”中国扶贫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何道峰说。
一些基金会手里有钱，但是花不出去，大量资金又拨回到政府去了，通过政府再做事；大量民间组织很想做事，但是手中又没钱。这正是“5·12”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后，冒出的一个让社会各界都焦虑的问题。
“其实这种情况在救灾阶段就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秘书长杨鹏称，当时，该协会就有一个会员，“谁都信不过，自己背着现金在灾区到处跑。有些钱，直到现在还没有给出去。”
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组织的一项调查，在2046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无所谓，只有0.3%的人选择了其他。这与西方国家的情况截然相反。在西方国家，公众最信任的是民间组织。
目前，大量基层民间组织因种种原因无法获得合法登记，公信度大打折扣。多家民间组织的财务和资金运作情况近期甚至接连遭到媒体和公众质疑。
北京“太阳村”主要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提供无偿代养代教，但今年5月，有媒体披露，北京“太阳村”的资金运作过程和盈利方式可能存在问题；重庆小动物保护协会、森森孤儿院和绿叶义工等3家民间组织，日前也被指骗取捐款，用捐款买别墅、小汽车、房子等。
“民间组织建立志愿服务机制，提升专业素质，加强组织能力建设，尤为关键，尤为迫切。”中国社会组织促进会会长陈虹说。
至于“有钱的”为何不愿意把钱给“缺钱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分析认为，除了对民间组织能力有质疑外，“可能自己建一所小学更能让人看得见”。
而事实上，由于基层民间组织更了解当地人的需求，只要执行能力较强，就能让项目运作得更加直接、具体和经济。
“项目交给我们来运作，花很少的钱就能帮助很多人。”甘肃省文县重建与扶贫开发促进会秘书长刘沐说。
文县是“5·12”地震重灾县，也是甘肃省国家级贫困县。据刘沐介绍，文县共带来了13个公益项目，希望能在“展示会”上找到资金。
CBN记者注意到，文县提出的公益项目多数花钱少、社会效益好。比如，文县山大沟深，70%以上的中小学生需要住宿，山里孩子每周末都从家里背着柴火、土豆到学校，搭个小土灶自己做饭，身材普遍矮小，营养不够。“一个鸡蛋”项目每天为贫困儿童提供一个煮鸡蛋，平均每投入100元就可以帮助一个孩子在校期间一年内每天吃到一个鸡蛋。
“民间组织中普遍存在的人员非职业化、服务非专业化问题，已经成为阻碍其规模扩张、功能发挥的主要瓶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汶川地震应对政策专家行动组秘书长张强认为，民间组织应通过引入专业人员、建立长效培训机制等途径，实现专业化。
张强说，从国家的层面，也应在公益项目的设计、实施等过程中，建立起政府、企业及社会等多元参与的治理视角和运作框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