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中资银行更好控制环境负面影响的贷款，如何更多地披露相关信息，成为中国绿色信贷的核心内容。目前，这一切在中国银行界刚刚起步。
上市银行绿色信贷履行对比（2007-2008）
本表格资料来源于绿色流域编著、即将出版的《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2009）》 （李伯根/制表/图）
隐身大鳄的绿色标签
当厦门市民“散步”抗议危险化工原料PX落户自家门口时，他们并不知道，为千夫所指的台资鹭翔集团提供融资的名单上，是一连串声誉清白的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民生银行。
当金沙江鲁地拉、龙开口两个水电站项目因“未批先建”被环保部叫停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一违规撞线事件背后，至少有6家趋之若鹜的中资银行的身影——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交通银行、中信银行以及光大银行。
大唐电力、亚洲纸浆（APP）、中石油、紫金矿业、五矿集团……如果足够耐心和执著，留心散见于报章、国际组织的报告甚至工程进展通告里的只言片语，就能简单还原出高贵的银行与污染项目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是一张你所不知的“黑名单”。
云南绿色流域的创办人于晓刚和国内9家环境NGO正努力发现这样一份“黑名单”——《中国银行业环境记录NGO版》（下称《报告》）。这民间报告详细说明了14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绿色信贷履行现状。
绿色信贷主要指银行在信贷方面控制对环境可能产生影响的项目和支持有利于环境保护的项目贷款。
这份长达12万多字的民间报告比照国际通行的“赤道原则”，列举了评价银行“绿不绿”的八项指标。八项指标中，银行具体环境政策标准措施、执行绿色信贷的力度、是否有针对绿色信贷的专门机构和信息披露等四项，被视作是刚性的核心指标。
赤道原则是八年前由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金融公司和荷兰银行提出的一项企业贷款准则。它主要用于判断、评估和管理项目融资中的环境与社会风险。
2007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央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关于防范和控制高污染行业贷款风险的通知》，这被认为是中国绿色信贷政策的肇始，而一位业内人士则称此举是“环保部门借了金融部门的一杆枪打污染”。
咨询机构商道纵横的郭沛源认为，2007年绿色信贷政策的初衷，更多着眼于“控制”角度，即银行在放贷时要纳入环境风险评估，用金融手段卡住污染企业的脖子，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在落实过程中，“银行表现得很灵活”。
这种灵活反映为，在具体的绿色信贷政策上，14家中资上市银行中，有的银行比照“赤道原则”，宣布了自己未来三年绿色信贷建设的目标、思路、框架和实施步骤，却因为缺乏细节佐证而显得语焉不详。
《报告》发现，很多中资银行，比如中国银行，依据2008年的公开信息，当时尚无具体的政策或方案出台，关于执行国家环保政策的落实情况如何也未有明确提及，明显缺乏说服力。
另一个体现“灵活性”来自银行退出高污染高耗能、投资节能环保产业的数字，如绿色信贷贷款余额、退出贷款的数额以及投资环保项目的增长比例。在不知道基数是多少的情况下，即便字面业绩表现优良，也很难确定这些数字的真实含义，“假设一家银行此前环保贷款的比例只有0.01％，只要提高到0.1％，从数字上看就是增长了10倍。”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人士表示，“这样的增长更像表面数字。”郭沛源的感觉是，银行更喜欢张扬后者，对于前者则遮遮掩掩，主要因为银行在操作层面上还没到位。
更有意思的是，在核心指标上表现参差不齐的14家中资上市商业银行，在宣传范畴的外围指标上，却表现出了一致的不遗余力。
从推行低碳银行卡、号召电子帐单到热衷于参评各类环保和企业社会责任奖项，《报告》显示，几乎每个银行都得到过各类奖项，而其中最为突出的兴业银行，作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一家加入了“赤道原则”的银行，更是荣誉加身。
民间组织VS绿色信贷
和《报告》执行方的身份——民间组织一样，国际通行的赤道原则也是在民间组织的推动下得以建立。
本世纪最初几年里，花旗银行因为几个项目贷款成为众矢之的。秘鲁Camisea燃气工程、美国加州水源林红木砍伐项目、厄瓜多尔管道项目、巴布亚新几内亚油田等项目，由于忽视环境责任和当地社区利益，招致了环保NGO的猛烈抨击。国际热带雨林网络（RAN）发起了一场由众多知名人士参与的抗议活动，大学生客户甚至对着电视机镜头折毁花旗信用卡，这让向来衣冠楚楚的银行丢尽了脸面。
来自社会的压力旋即转化为银行的贷款风险。为此，花旗银行采取了全面的环保政策，制定了新的投资标准。2003年花旗银行加入象征国际银行业环境准则的“赤道原则”。到了2005年，花旗银行在21个有潜在显著环境影响的项目中只批准了3个，并按照赤道原则和环境社会风险管理政策严格执行。
回顾中国环境违规项目，之所以背后的银行毫发无伤，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在信息保密制度及公民社会力量的薄弱。《报告》主要执行者于晓刚在历时一年多的调查撰写过程中，深感信息披露之难。尽管中国已通过《环境信息公开条例》，然而“要想跟踪资金在污染项目中的流转，查到银行在污染项目中扮演的具体角色，仍然很难”。由NGO、媒体和普通公众构成的第三方力量，仍被排斥在政府、企业和银行构成的三角之外。
于晓钢提及，上世纪九十年代，关闭淮河流域“十五小”企业的“零点行动”中，中国农业银行十几个亿贷款无法回收。安徽淮北市造纸厂因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倒闭，淮北金融机构为此损失近3.5亿贷款。然而，这样的案例毕竟太少。“企业难免要吃过亏以后才知道心疼，中国的银行因为环境问题吃亏的例子太少了。”郭沛源解释。在国外，这样的例子已经很多。亚行对老挝南屯2号电站的贷款项目，由于遭到当地NGO的抗议，10年来工程一直难以上马。催生了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两大政策的美国“超级基金法案”，也是始于上世纪纽约州著名的化工厂污染事件“爱渠”。
在中国，虽然因为环保政策会停建项目，然而，事后证明，这些项目最后均“补票通过”。这也助长了银行肆无忌惮的心理。
中资银行：不必盯着脚尖走路
于晓刚和中国环境NGO正试图敦促更多的中资商业银行加入“赤道原则”。伴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程度，中资银行遭遇环境风险挑战的范围正扩展到了非洲、东南亚和南美洲。这客观上提醒政府不仅仅为银行贴上绿色标签。
对银行而言，赤道原则由于不是国际公约、不具备强制性，更像一个风险管理工具。目前，中资银行加入赤道原则心态各异。有的想开拓跨境项目融资业务，觉得赤道原则有助于提升国际形象。有的银行想把其作为品牌差异化的实践，有的则因预见到国家监管框架可能要发生的变化，早早开始关注赤道原则。
在李耀眼中，绿色信贷真正能够影响中国银行业的关键，在于“形式上，需要详尽的标准体系，日常业务中，有可操作的原则，有渗透在信贷分析、评估过程中非常具体的环节设置”，而中资商业银行“离理想目标还相去甚远”。
比如，商业银行如何评估申请贷款企业的环境绩效，比如投资环保产业面临的风险近乎风投，银行决策机制中的绿色因子还不足够强大，任何的环节都可能增加额外的成本。
一位商业银行从业人员甚至说，“如果我加入了赤道原则，而那些没有加入的银行反而更容易向赚钱的污染项目贷款，市场的公平性何以体现？”
这些均加剧了中资银行对“加入赤道原则会自戴紧箍”的担忧。郭沛源觉得，银行如果被动接受，所有的事情都会被看作是额外的成本和束缚，如果积极主动，其前端费用可以防止项目在未来出现更大损失，比如因为移民安置不妥遭到抗议和工厂关闭。
“如果你盯着自己的脚尖走路，永远也走不快，如果你望着前方100米，就不会为脚下的10米怎么走而畏首畏脚。”郭沛源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