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应该是什么样子?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标准和期望。在股捐被迫搁置一年多以后，曹德旺选择一次性捐出2亿元，被誉为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性个人捐款。然而这并不是全部。媒体全程监督、3%超低管理费、违约索赔等一系列近乎苛刻的要求令这2亿元善款尤显特别。媒体更是以2亿善款保卫战来描述曹德旺的此次捐赠。
2亿元，全程透明的第一次尝试——曹德旺用近乎理想主义的方式，试图推开善款全程透明的大门。“我不信任他们，我不信任任何人，包括我自己，我只相信制度和逻辑。”曹德旺正用自己的方式，勾画着他心中的慈善模样;亦或许，打造透明、令人信赖的慈善制度，才是他追求的目标甚至慈善理想。
5月19日，云南省武定县插甸乡小龙潭村一个叫杨献珍的妇女手里拿着2000块的现金，一边用颤抖的双手略显笨拙地数着钱，一边告诉记者，这是她这辈子手里第一次拿这么多钱。她抬头看了一下记者，眼神明亮、神情激动。小龙潭村海拔高、土地贫瘠，全村只有34户村民，全是贫困户。对于年人均收入仅700元的村民来说，2000元可谓一笔巨款。领取善款的当日，村里热闹得像是过节。和他们一样，西南旱区有近10万户贫困农户将获得2000元善款，总额达2亿元人民币。
这些善款来自曹德旺曹晖父子。在以个人名义为玉树灾区捐款1亿元后不久，曹德旺同儿子曹晖一起，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向西南五省(市、区)贫困家庭捐款2亿元，创下国内迄今为止最大的一次性个人捐款。这些善款将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发放到西南旱区近10万贫困农户手中。
白手起家的曹德旺，经过二十多年的奋斗，目前已经将福耀打造成了汽车玻璃行业国内排行第一，世界排名第三的知名企业。如今，投身慈善事业近20年的曹德旺，豪捐2亿元只是他慈善旅程的一个缩影。与其他企业家“豪捐”不同的是，曹德旺对善款执行方——中国扶贫基金会，提出了诸如3%低管理费，拉上央视等新闻媒体共同监管，超过1%的不合格率就进行索赔等苛刻要求。而他本人，还将亲自成立独立的监督委员会，对项目执行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在捐赠仪式前一天，5月19日，2亿元捐款发放试点在小龙潭村启动。当晚，身着白底黑色条文体恤衫，黑色裤子的曹德旺在昆明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可能是因为2亿元的捐款终于找到可以信赖的“托管者”的缘故，在与记者谈论起这2亿元捐赠的前因后果，谈论起对财富和慈善的看法时，曹德旺显得气定神闲，随意地与记者侃侃而谈。
曾想让9亿元下西南
5月19日，中国扶贫基金会在武定县插甸乡上沾良村委会的小龙潭村进行了试点发放。小龙潭村是苗族村寨，共有34户、141人，村民的平均年收入每人700元左右。当记者把杨献珍拿到善款后激动的情形告诉曹德旺时，曹德旺稍稍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轻声对记者说：“我相信，他们高兴就行。”
“我种过田，我苦过，对农村的问题很熟悉，对农民的生活非常了解，农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水，而是粮食，就算没去灾区，我也知道灾区是什么情况。”年幼时曾家境贫寒的曹德旺对于现在灾民的情况和需求非常清楚，“如果下暴雨，还会发生地质灾害，希望记者不要哗众取宠，要真实地把事情报道出来，让人们关注这些事情。”曹德旺说。
还没等着记者更详细地描述在小龙潭村所看到的灾民现状，曹德旺便自己说了起来：西南旱区的灾民现在吃的是去年的秋粮，小春作物能收到2、3成就不错了，现在所播种的大春作物基本上会是绝收，以后，灾民面临的缺粮问题会很严重。“中国人对旱灾了解不够，而我当过农民，知道旱灾过后是什么，我很同情西南灾区的灾民。”
“都是中国人，在不影响自己生活的前提下，为什么不去拉他们一把?”正是基于这种想法，今年3月份，曹德旺减持了10亿元股票，在缴纳1亿元的税金之后，“已经和中粮集团签订协议，准备将剩下的9亿元都买成粮食，捐赠给西南旱区的灾民。”曹德旺回忆，但后来发现这样做也不太妥当，如果以后别的地区有更大的灾难，又该怎么去做?也怕自己做得太过火了，惹太多人非议。“而且我当时人在美国波斯顿的哈佛大学，也没有时间回国详细地运作这件事情。恰好在4月份时知道玉树发生了地震，就从这9亿元中拿出了1亿元，捐给了玉树地震灾区。”
因为已经许诺向西南旱灾地区捐款，曹德旺回国后，便从剩下的8亿元中，拿出了2亿元进行捐赠。至于剩下的6亿元，“其中的1亿9千万元，捐建了一所中学;还在福州修建了一所图书馆，花了4亿元。”
“我恨惭愧!捐的还不够。”急行在慈善路上的曹德旺曾这样说。
采用企业家管理企业的方式
据了解，在当初决定为西南旱灾人民捐出2亿元时，曹德旺并没有选择让扶贫基金会来运作这笔款项，而是准备捐给另外的机构。是什么原因让曹德旺最终选择将这笔巨资捐给中国扶贫基金会?
“凑巧了。”曹德旺告诉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创会会长项南是原来“他们老社会的偶像，我对他比较信任，这是个‘正牌’的基金会。”而曹德旺的助理曾在哈佛大学听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副会长何道峰的演讲，并告诉曹德旺，何道峰讲得很不错。
最重要的是，曹德旺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全部都接受了，包括曹德旺都知道的已经“算是很便宜”的，只允许基金会收取3%的费用，用来支付执行项目过程中产生的相关费用。而且，双方还签订了严格的协议。
“要求很苛刻。”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李利说，这是中国扶贫基金会和捐款人第一次签订这样的协议。都有什么苛刻的要求呢?曹德旺告诉记者，中国扶贫基金会负责发放善款，他和儿子曹晖则成立抗旱扶贫善款管委会，并与各省扶贫办搭建联合执行团队，对项目的管理和执行负责。
“我要求中国扶贫基金会执行项目的准确率达到99%以上，如果差错率超过1%就罚款，而且我们会是概率抽检。还邀请了央视的经济半小时来免费监管，如果发现不三不四的事情，就直接拿去报道，也欢迎所有媒体的监督。”
所有在监督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则都由曹德旺个人承担。“我是在用企业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来做这件事情。我企业管得那么好，管这点东西还不容易?”曹德旺微笑着有些得意。其实，在他以前和公益机构合作的过程中，曹德旺会亲力亲为，甚至自己找工程队去施工。(上文提到的曹德旺捐资1亿9千元建设的中学，就是他自己派的工程队在做。)但是后来曹德旺发现，小项目自己可以采取这种亲力亲为的方式，但比如这次涉及到惠及近10万户的项目，曹德旺发现，必须探索一条新道路。
中国扶贫基金会也做了充足的准备，通过扶贫办系统和上千个志愿者，扶贫基金会将收集所有受助方的户口本和存折复印件的信息，然后基金会直接将款项划至经确定的受助家庭的账户，银行划帐单将作为凭据。“不用太多，只要有几例违规的事情发生，扶贫基金会就会被整死了。”李利玩笑中带着严肃。
“这种运作模式我开了先河，别的企业家也可以借鉴。”曹德旺微笑着，看得出，他为自己所创造的模式很得意。
制度保证“信任”
曹德旺也算是公益领域的“老江湖了”。自1983年，他将一批价值2000多元的课桌椅捐给曾经念过书的中学开始，便走上了慈善之路。在今年捐赠9亿元之前，曹德旺已经陆续捐出了4亿8千万元，捐助范围涉及社会救灾、扶贫、助学等方面。
去年，曹德旺拟捐出高达43亿元的股权以成立以其父命名的河仁基金会的计划，因为制度原因而搁浅，现在河仁基金会注册的情况如何?看得出曹德旺并不太愿意过多地谈河仁基金会的问题，他低下头，听完记者的提问后，只简单地说了句，还在注册。
忽然他加快了语速：以股权的形式注册他不肯，到现在我也妥协了，准备拿2000万去审批(成立基金会)，然后再把股票给河仁基金会。“我也不知道河仁基金会什么时候才开始启动……”曹德旺迅速地转移了话题，他更希望记者问关于为西南旱灾捐赠的问题，并希望通过媒体的报道，让更多的人来关注西南旱灾地区。
其实，曹德旺和儿子曹晖成立的抗旱扶贫善款管委会中，也包括河仁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曹德旺透露，尽管基金会还没成立，但那个班子的人，基本上以后是河仁基金会的人。
曹德旺对记者讲述了他在捐赠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听得出，他对于中国的慈善现状和慈善环境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直言，在中国做慈善准入门槛高，但是监管门槛又很低，国家应该加强立法，对基金会严格监管，“放低准入门槛，抬高监管的门槛。”让曹德旺尤其无奈的是现在号称价值多少钱的物资捐赠，最终利益受到损害的还是最需要帮助的人。“我捐了这么多钱，包括捐寺庙的钱，没有一分是物资，都是现金。”
曹德旺坦言，他也并没有信任中国扶贫基金会，否则也不会有这样的监管模式，但是，曹德旺相信中国扶贫基金会会做好，这种相信是“建立在制度的保证下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