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29日），备受关注的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在上诉期即将届满的最后一日，原告小吴将通过代理律师郑继能向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上诉状，艾滋病携带者究竟是否可以成为一名老师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在艾滋病就业歧视第一案于11月12日一审判决原告败诉后，原告小吴今天终于交上诉状、再次出发。小吴的代理律师之一李方平表示，一审中，双方的争议焦点是“HIV-1抗体阳性”的笔试、面试合格人员，是否可以做教师。这在一审判决书中也有明确的表现。但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因而他们选择上诉。
代理律师李方平：我国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卫生部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小吴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是会使艾滋病扩散的规定，因为根据法律规定，只有易使艾滋病扩散的工作，才是禁止准入的；第二点，法律没有对他们所适用的法律依据进行合法性审查，目前安庆市教育局所适用的主要是公务员体检标准试行，还有教师资格条例试行办法，与后来通过修改的传染病防治法、就业促进法以及艾滋病条例都是相冲突的，一审回避了这一问题。
小吴和他的律师们冀望二审能够撤消原先的判决，实现小吴的教师梦。
小吴：希望法院能够尊重我们这些艾滋病人或艾滋携带者的权利，让我们能够继续有勇气活下去，我相信党和政府会给力的！
同时，小吴还向记者表示，因为明天就是第23个“世界艾滋病日”，所以他现在已经草拟好了致艾滋病宣传大使的公开信，希望他们就艾滋病毒感染者能不能当教师做一个公开的回应。
为此，记者昨晚采访了艾滋病宣传大使濮存昕和周涛，濮存昕态度坚定回应说：艾滋病感染者有权利工作。
濮存昕：本身我是一个艾滋病宣传员，在这件事上，我的态度就是，支持任何一名艾滋病感染者享受就业权和生存权，在没有传播危险的空间中，社会的各个工作单位，艾滋病感染者都是有权利工作的，没有权利辞退。
他特别指出，艾滋病感染者的维权现在刚刚开始被社会关注，值得推广。
濮存昕：勇敢地请律师，这是前几年都没有的事情，我愿意参与这种事情，然后引起大家的关注，并和大家一起讨论，这是一个很好的策动，将来可以带着我的调查研究，我做政协提案，如果艾滋病防治法需要法律条款的增补，另外对教育部门的明确下文，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点尝试。
而周涛则给出了如下回应。
周涛：作为我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病没有那么可怕，因为它的传染途径非常的独特，只有血液、性和母婴传播，所以它并不是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传染上的。其实只要不是一些极特殊的行业，一般性的行业，哪怕是一些感染者，也应该有他们工作的权利和机会。
虽然有了艾滋病宣传大使的支持，小吴的上诉仍然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心，究竟怎样做才能既不伤害艾滋病携带者，又让家长们放心呢？
对于小吴想要当老师的愿望，樊女士的态度也许代表了大多数家长的顾虑。
家长：如果要是我的孩子的老师，我肯定不能接受，因为毕竟孩子的身体健康还是最重要的，每个家庭现在只有一个孩子，如果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我们也不能冒这个险，我们毕竟是有一个心理障碍。
为了打消这种担心，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以 “护士”和“警察”行业举例。
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和艾滋病人几乎天天打交道的传染病医院的这些医护人员和警察，这两个职业应该说带有一定危险性，因为警察接触艾滋病人，像双方出血了，这种情况更多，也就是“职业暴露”。卫生部当年的职业暴露起草办法是我来起草的，艾滋病在中国20多年，没有发生一起“职业暴露”。
而除了身体上的担心，还有很多家长更担心像小吴这样感染艾滋病的老师会把孩子教坏。
王女士：我觉得我还是不能接受，倒不是我歧视艾滋病患者，不赞成他们到社会上就业，而是因为教师这个行业的确太特殊了，因为他每天要面对孩子，言传身教，在我看来，教师应该是要言传身教，但感染艾滋病的患者，总觉得是和一些不端的、不洁的行为有关。
对于王女士的心情，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在理解的同时，也感到很悲哀。
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景军：中国社会现在普遍弥漫着一种对他者的不信任，比如小吴，我怀疑你是个坏人，之所以他不被录用，并不是他身上有艾滋病病毒把别人吓到了，这是一个原因，这背后更是我们怀疑小吴是一个道德不检点的人，我们怀疑你当老师以后会以狰狞的面目出现，把我们孩子带坏，那这样的问题同样可以给乙肝的患者提出来啊，实际上，并不是说坏人才会有性传播。
在今天的社会中，实际上孩子们面对的不仅仅是艾滋病的威胁，各种危险随时可能降临，此时的家长怎样做才是更好的决定？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给出了这样的建议。
卫生部艾滋病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李楯：怎么解决这些问题？比如我说有一条路上不安全，有人可能会打黑枪，解决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规定谁也不许出来，我现在要过去了，这是一种特权的办法，而另一个对大多数人来说，才是更重要的，穿上防弹背心，面对我们生活中有可能遇到的种种伤害，首要就是从幼儿园的孩子起，给他一种本领怎么保护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