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2日，由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办公室主办的“北京市政府购买社会组织公益项目推介展示暨资源配置大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召开。北京市将出资1亿元，购买由北京社会组织申报的社会公益服务民生类的300个项目，每个项目将给予3万至30万的资金支持。
项目涉及金额达1.12亿元
在当天北京会议中心的现场，共有近400个社会组织公益服务项目设置了“摊位”，进行展示和资源配置。值得注意的是，在现场同时有110多家基金会和数十家提供配置资源的支持性组织，与社会组织进行现场交流和洽谈协商，为社会组织提供更多的帮助。
据主办方透露，有1846个社会组织共申报项目2706个，而全市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参与社会组织资源配置923个项目。其中，已经签约并实施的项目有71项，达成合作意向的有227项，正在洽谈之中的有100项，已开始合作的有525项，项目涉及到的金额达1.12亿元。
“这种政府大规模地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新模式在全国尚属首例。”这次资源配置大会的协办方，北京市协作者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负责人李涛告诉记者。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理事长杨平也认为，北京市民政局社团办牵头做民间组织的资源配置，推动民间组织的资源整合和发展，“这件事情是具有标志性意义。”杨平说，如果说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主要任务是政府通过各种手段发育市场，未来三十年我认为我国最主要的任务是政府来发育社会，健全一个好的社会：不仅仅是大家能够挣得财富的社会，而且是能够安心生活，有社会公平正义，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社会。“所以民政局的作为是值得赞赏和优待的。”
购买服务利于提高服务质量
北京市社会组织建设与发展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徐家良介绍，社会公共服务包括社会服务和政府服务，此前政府关注后者比较多，社会服务很多则是由社会组织、个人、企业在出力。“这次北京市政府大规模购买服务，政府的观念确实有了很大转变。”
徐家良说，以前政府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有时候政府也会做不好或没做到，通过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做好?“一个是通过政府提高自己的能力，另一个是交给更为专业、灵活的社会组织来做。”徐家良说，以前在政府没做好的领域，是社会组织主动介入其中，“现在则是政府主动把一些事情交给社会组织来做，可以说政府对其职能的理解有了一个新的解读。”
徐家良认为，政府通过购买服务，可以有效培育社会组织的成长和发展。“社会组织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钱，现在政府给钱，就能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能力。”另一方面，政府在购买服务的过程中，会对社会组织有一个评选，比如它的能力强不强、素质高不高、能不能完成任务等，这样社会组织之间就有了竞争，“这种竞争能把各个社会组织的活力激发出来，促进社会组织进行自我提升。”
从服务对象这一层面来说，徐家良认为，社会组织的服务效果至少会比政府购买服务之前要好。“社会组织与居民距离比较近，能通过调研最快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提供更专业、更有需求性的服务。”
慈善资源应更多流向民间
而在南都基金会秘书长徐永光看来，北京市民政局的这种主动推动慈善资源配置的做法，不仅在政府的工作安排中非常有前瞻性，“如果做得好，确实能够为全国的慈善体制的改革创造经验。”
徐永光指出，整个世界的潮流是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在美国，政府购买民间组织的服务资金投入是民间捐款的1.5倍，公益服务机构的30%左右是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美国的捐赠那么多，但美国的慈善捐赠只占非营利组织收入的20%左右。“而在中国则恰相反，民间组织在购买政府的服务。比如2008年发生汶川地震后，全国的社会捐款总额达到千亿元人民币，八成却进了政府的财政。”
民间慈善捐款从民间到政府的流向，这与从小政府到大社会的体制的管理体制的改革目标是背道而驰的。“未来应该进行慈善体制的改革，慈善资源由民间流向政府的行为应该结束。慈善体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慈善机构自身的动力，还需要社会压力和政府的推动。这次的资源配置大会是政府在主动推动慈善资源的配置，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在全国是领先的。”徐永光说。
■对话
《公益时报》：政府购买服务在我国经历了哪些历程?
陶传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我们国家购买民间服务的进程，一般归结到1994年。那一年，深圳市政府向罗湖区的一个公司招投标，那时候很多企业把这个作为政府购买民间服务的一个起点。到2002年的时候主要是卫生领域。2006年，财政部出台《关于开展政府购买社区公共卫生服务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优先是在卫生、社区服务的领域购买服务。2005—2008年，江西开始村级的试点项目，它虽然有亚行的配套资金，再加上新加坡企业的捐赠等有很多资金来源，但更多的资金是来自政府的整村扶贫的资金。到2009年，有一件很多NGO非常关注的事情：财政部正式批准中国法律援助基金会5000万的彩票公益金。这个事件让很多NGO都感到很兴奋。政府要大规模向NGO购买服务。
《公益时报》：参考国际做法，政府购买服务有哪些特点?
陶传进：我归纳了国际上政府购买NGO服务的行为，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新生事物，不管是中国还是在国际上，政府购买服务都是新生事物;第二是购买方式的多元性，但存在原则的比照性，这个原则是比照政府采购的法律;第三是额度非常小;第四是客体的狭义化，这个对象主要是民间组织;第五是集中在特殊领域，比如像上海主要支持三个方向，第一是社区服务，第二是行业协会，第三是涉农组织。主要是购买服务的优先发展领域。NGO主要在社区服务层面提供服务，养老、残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