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6日，《中外专家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在北京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控烟政策效果不佳，与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差距甚大。“签约”五年来，中国控烟政策履约得分仅为37．3分（百分制）。控烟5年基本失败。
中国“控烟大业”的失败，原因很复杂，但说到底，根源还是有关部门在烟草专卖与公共卫生两项公共政策之间进行博弈的结果，控烟5年的失败，实际上就是烟草生产商及其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的胜利。
2008年，在南非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会议曾通过了约束烟草的三条实施准则：一、在制定和实施控烟公共卫生政策时，应防止其受烟草业的商业和其他既得利益的影响；二、烟草制品包装应标有说明吸烟危害的健康警示，警示应该醒目，宜占主要可见区域的30％至50％；三、广泛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赞助。但回首中国5年来的控烟历程，就会发现，烟草业利益集团一直在不停地影响着中国的控烟进程，这不但表现在国内烟草变相广告的泛滥、无烟立法迟迟不能出台，还体现在他们对“三条准则”的刻意抵制上。
据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报道，在制定“三条准则”的会议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赞成不做修改地通过第二条准则，但一位来自烟草专卖局的中国代表却称使用腐烂的肺等图片警示有困难，因为中国烟盒上的名山大川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如果放上难看的图片是“对广大公众的污辱和不尊重”，因此中国“从民族感情和文化基础上有保留意见”。结果，中国被与会的200名全球ＮＧＯ代表授予“烟灰缸”奖，“颁奖词”是：“宁要漂亮烟盒，不要公民健康”。在随后国内由烟草专卖局发布的《卷烟包装标识的规定》中，果然对香烟包装上的警示内容作了低于国际标准的低调处理，中国烟盒上不但看不到腐烂的肺部图片，连警示语字号都比原来规定的要小。
烟草专卖局偏向烟草企业情有可原，因为其本来就是“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中国烟草总公司”，还肩负着中国烟草的销售职责。而更重要的是，除了相关利益群体的抵制之外，政府对重要税源的保护也是控烟的一大障碍。但由于近年来财政收入的猛增，房产税、个人所得税、土地转让金等收入大幅增加，政府应该已有足够实力和勇气去面对控烟带来的经济损失。控烟终究是世界潮流，对烟草业下重手的时机已到。如果从现在就开始渐进式地减少其在政府岁入中所占比例，或可更轻松地把控烟带来的负面财政效果减少到最小，而假如任由烟草业税收比重继续攀升，则将来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从长远来说，在公共卫生领域的收获也将会超过控烟所带来的损失。未来中国要在社保领域投入巨额资金，如果因为控烟而使相关致病人数大幅下降，这不但是整体国民福利的提高，也将真金白银地节省下医疗卫生支出。另外，加大控烟力度，在国际上，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积极体现。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烟草生产国和消费国，控烟必然会遭遇强大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因此，除了寄望通过政府在政策层面与烟草业博弈之外，必须发动全社会力量推动控烟进程。在西方，各民间组织一直是推动各国政府约束烟草业的主要力量，通过法律诉讼和争取对烟草公司的惩罚性赔偿，一步步向无烟社会前进。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的民间控烟组织大有可为，比如去年，控烟人士就集体把“中南海”香烟推到了被告席上，引起公众广泛关注，方法值得推广。
（作者系北京资深媒体人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