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群家在城中村，就读于民办学校的外来者子女，他们写下“阳光作文”，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彷徨
“流动儿童小记者”笔下装点的世界
昆明，2012年4月末的一个下午，傍晚7点左右。
福达路口的公交站台旁，有一处矗立在街边的治安岗亭，外墙赫然几个大字：流动人口。
12岁的女孩小乔正与同伴小青嬉笑打闹，偶然间瞥见了那几个字。她有些丧气地垂下头来。“流动人口？是说大人们是流动人口吗？那我们不就是流动儿童吗？”与小乔同岁的小青也发现了墙上的那几个大字。两个人突然间沉默不语。
就在她俩蹲坐的石阶一旁，12岁的小男孩小佳正出神地玩着手中的iPhone。电话响了，小佳一溜烟跑回家——不远处的时代风华小区。
小乔、小青与小佳，这三个孩子都是“小记者”，只不过，两个女孩是“流动儿童小记者培训班”的成员。这个培训班，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支持的。在培训班期间，两个女孩和她们的同伴留下了许多文字，吐露着她们的心声。
通过这些文字，我们将目光投射到这群孩子的身上。但是，细细读完孩子们充满童趣的作品，却令我们震惊：在这些“流动儿童”纯朴的童真之下，掩盖着现实中的彷徨和无奈……
联合国代表与城中村孩子的“网络互动”
按照云南省携手困难群体创业服务中心(以下简称携手中心)的说法，携手中心目前所举办的流动儿童小记者培训班是得到了中国社会组织发展促进会的资助，而资金则是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支持的。联合国驻华协调员兼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罗黛琳，本应在4月上旬前来昆明，与携手中心的流动儿童小记者见面座谈。然而，此事最终的结果却是，因为罗黛琳背部突然剧烈疼痛，所以，昆明之行暂时取消了。
得知对方因为身体原因无法前来昆明的消息后，在担心对方身体健康的同时，小乔和小青这对小姐妹却也有些失落。本来，这对小姐妹是有好多话想与对方进行交流的。
这对小姐妹的生活圈子，仅仅局限在位于城中村的出租房，以及城中村里的民办小学里。突然有了个能与来自万里之外的“联合国”的女士聊天的机会，她们自然非常高兴，万般期待。
“其实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期待什么，就是觉得这种交流的机会太少了，如果真能和他们坐在一起说说话，我们多少也能学到点什么。”4月17日当天，当问及这对小姐妹到底在期待什么时，他们这样答道。
尽管罗黛琳的昆明之行暂时取消了，但在携手中心的帮助下，流动儿童小记者仍然通过电邮的方式与对方取得了联系，罗黛琳也承诺等病好了一定前来昆明看望。事后，孩子们用自己平时积攒的冰棒棍制作了三张贺卡邮寄给了对方。
在携手中心所拍的照片里，小乔和小青手捧贺卡，笑意盎然。
来自宣威的小乔和来自贵州的小青，因为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同一个班级，相识相熟，情同姐妹。
小乔在昆明的“家”，位于所在福德社区唯一一所公办小学旁边的一栋民房里。单间的出租房不大，住着一家四口，10岁的弟弟与姐姐同读一所学校。因为住房太小的原因，不得已，父母在楼层的过道间加设了一张木床，每晚，姐弟俩轮流睡在过道。
小乔每天去自己所在的荣华学校(民办)，都要经过那所公办小学的门前。大多数时候，小乔目不斜视，不愿去看那个学校的大门。12岁的她很清楚，因为自己“身份”的原因，她不可能在公办小学就读。
12岁的小青在昆明出生，贵州老家对她来说已十分模糊。但小青至今仍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生活在昆明的贵州人”。她的亲生父亲已经去世，母亲带着小青重组了家庭。小青从不主动提及这些，这是她内心的伤痛，碰不得。当她的母亲无意间提起这些，小青的泪水顿时涌出。
小青的姐姐就读于昆明的一所公办初中，学习成绩很好，但是小青从母亲那里得知，姐姐读完初二之后，或许就不能继续读下去了。因为升高中要在户籍所在地参加中考，而老家已无亲人。小青的姐姐是否还能继续上学，大人们心里也没有数。
“说不定就不读了。那我说不定读到初二也是那样了。如果实在不能读书，我就去打工”小青说。
小乔也有相同的想法。这对小姐妹甚至还幻想着，如果有一天俩人实在没办法继续上学了，他们就相约一起出去打工，“或许我们能找个帮人卖衣服的工作，这样，我们就能靠自己，在小区里租个小房子。”
“我觉得我就像豌豆角，外面很嫩，里面老了”
携手中心的流动儿童小记者培训班(以下简称培训班)始于2010年3月。作为培训班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郗伟告诉我们，携手中心之所以成立培训班的初衷之一，就是想借助专为流动儿童小记者们而印刷的新闻杂志《七彩心声》，让更多这亲样的孩子发出自己的声音，也想借此让更多的人倾听来自他们的心声。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携手中心流动儿童小记者培训班开班了。首期20多名来自兴辰、红香、荣华等3所民办学校的流动儿童加入。小芸、小姣、小乔、小青等孩子都是这个培训班的成员。
毕竟是才刚开始学写新闻，更多的时候，孩子们仍旧拘泥于日常写作文的模式，但为了鼓励大家，携手中心仍然将孩子们的文章修改后一一刊登。信手翻阅出自这些孩子笔下的一篇篇文章，让人轻易就能感受到文章中所流露出的那一份份童真。
“太阳像一个快乐的孩童，它不甘寂寞，跟着我们一起玩耍……一阵风吹过，小草小花跳起了欢乐的舞蹈，风儿在空中翩翩起舞，海浪像一头暴怒的狮子不停地拍打着堤岸，连浪花都发出阵阵轰响。”出自小乔笔下的这篇文章名叫《大自然的美妙之处》，这是她今年去大自然风情园的游记。
当看到我们读完之后露出笑容时，小乔主动发问了：“是不是觉得很幼稚？其实这也符合我当时玩耍时候的心态。但是，我并不怎么喜欢这样的文章，别看我年龄不大，可我觉得自己内心很复杂。打个比喻来说，我觉得我就像豌豆角，外面看起来还很嫩很嫩，其实里面已经老了。”
这个孩子的言语，让我们心里一惊。
“我是一个生在昆明的贵州人，我不会说老家话，只懂普通话，像一个昆明人一样。在昆明这个繁华的城市生活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昆明是四季如春的城市，是一个丰富又充满趣味的地方，在昆明生活令我开心又幸福。”这是小青在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题目叫《在昆明的生活》。
耐人寻味的是，小青同样不喜欢她的这篇文章。虽然在学校里，小青的作文成绩一直都很好。在她看来，她们所生活的环境其实并不是那么美好。
住在城中村，小乔和小青曾经多次目睹街边的打架斗殴，也曾看到过不少年轻女子站在街边拉客，“看到男的就上去拉着，很恶心的。”在背街的昏暗小巷里，他们甚至还见过拦路抢劫者。“一群人围着一个人，拿着刀逼着对方，太害怕了。”
类似的场景，小芸了曾多次亲眼目睹。在她的文字里，流露出对黑暗的恐惧。
“我这个人很怪，平时胆子很大，捉毛毛虫、踩蟑螂，就连死老鼠我都敢提它的尾巴，但唯独怕一个人在昏暗的灯光下走夜路。”在一篇名为《独自走夜路》的文章里，小芸写道。
“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我就很快乐了”
12岁的小芸话不多。在与我们交谈的时候，她更愿意倾听，一双小手始终握在一起，紧张兮兮的。最初的交谈，就在这样有一句没一句的状态下尴尬进行。
在与小芸交谈之前，携手中心的郗老师就曾提醒我们，“孩子的戒备心很重，她很怕外人揭自己的伤疤，所以不愿向外人谈及自己的家庭和生活。”
在此之前，有媒体记者走进过这些孩子的家庭，将他们家中简陋、寒酸的场景曝光在大众面前，并以此呼吁大众募捐。孩子因此大受刺激，虽然该媒体的初衷也是想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和帮助他们，但造成的效果适得其反。
“虽然我们穷，但我们穷的有骨气。”在我们向小芸解释此次采访的动机，试着让她说心里话的时候，小芸冷不丁冒出这么一句话。她流泪了，无声地抽噎着。
4月19日下午5点半，在携手中心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小芸哭了，却也自此放下了内心的戒备。
3岁那年，小芸随父从老家大理来昆明谋生。“你知道，农村很穷，我爷爷有两个儿子，我爸爸是小儿子，爷爷那时对爸爸不怎么好，妈妈当时和爸爸的关系也不行，经常吵架，爸爸在老家生活不下去，于是就卖了家里的小猪，凑足路费来的昆明，当时，爸爸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来昆明，我答应了。”
小芸至今清楚记得，初来昆明，她和父亲住在双龙商场附近，在一个十字路口露宿街边。虽然城市改造令街景大变模样，但小芸说：“再怎么变，我只要走到那附近，闭着眼睛我都能找到我们曾经住的地方。”
父女俩在昆明没有熟人，身上又没有钱，除了露宿街头，没有其他选择。 “碰上下大雨的时候，雨水很容易就飘到我们的被子上，身上都湿了，可是我记得我那时候很乖，一点也不喊。”那一年，小芸的父亲在昆明街头做起了擦皮鞋的营生。
擦皮鞋能赚多少钱？小芸依旧记得，碰上生意好的时候，忙到晚上十点左右，差不多能挣到二三十元，“那时候是一元钱擦一次，不像现在，都涨到了两元钱了。”
擦皮鞋的收入所得毕竟有限，街头露宿的日子依旧持续。“有时候爸爸出去擦鞋，怕晚上回来睡觉的地方被人占了，就留我一个人在街边看被子，中午的吃饭时间，都是好心的叔叔、阿姨从饭店里买点东西给我吃。”小芸懂得感恩，她一直没有忘记曾经帮助过自己的那些善良的人。
令她记忆深刻的不光是好心人。陪着父亲摆摊擦鞋的日子里，在火车站、双龙商场、和平村等地方，小芸经历过一次次被城管追赶的场景。“城管会来撵我们，我那时候就认识了城管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每次都是爸爸擦皮鞋，我在旁边放哨，远远看到城管的车子开来，我就喊爸爸赶紧跑，我也跟着跑，很害怕，怕城管没收了爸爸的擦鞋工具。”
回想起露宿街头陪父亲擦鞋的那段日子，小芸说，虽然苦，但很开心。“爸爸辛苦养我，已经很不容易了。虽然我们到现在都没有自己的房子住，可是只要能和爸爸在一起，我就很快乐了。”
“我们一起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
12岁的小姣是从母亲那里得知，她出生几个月后，就被父母从老家贵州带到了云南开远。她的弟弟是在开远出生的，更小的妹妹则是父母来昆明谋生时，在昆明出生的。
随着父母四处搬家的日子，小姣一直记忆犹新。她记得自己在开远呆了近6年，就读的第一所小学是开远的东方小学。那时父母在街头卖服装，小姣在开远读书。但因为父母生意的缘故，不得已，她被送回了老家贵州。
在老家贵州，小姣就读的第二所小学名叫土石田小学，靠着爷爷奶奶的照顾，小姣读完了小学一年级。
2008年，小姣的父母来昆谋生，又把她接到了昆明。她在华锋学校读完了二、三年级，又转学来到了德馨学校。但仅过了一年，她又转学至昆鹏学校。一年后，她又转学到荣华学校。这些学校，都是民办的小学。
谈及频繁转学的原因，小姣说，要么是城中村拆迁没法继续租住，不得已转学；要么是所在学校迁建；或者是父母换了打工的地方。
“要不是没有办法，父母也不会经常搬家。我知道他们压力大，经常会心烦，一心烦就骂我。可我也觉得自己压力挺大。”小姣说，有时母亲发火，会用难听的话骂她，这让她心里很不好受。遇到这种情况，这个小女孩只好一个人蹲坐街边，呆呆地望着眼前的人来人往，望着距家咫尺之遥的高档，偷偷落泪。
“我知道自己是来自农村的孩子，根本没办法跟城里的孩子比，但有时我又特别羡慕城里的孩子，我觉得我有时好像已经看透了这个世界，看透了这个不公平的世界。”说这些话的时候，小姣的眼里充满泪水。然而只是一瞬间，她迅速背过身去抹掉眼泪，扭转身来，再次以笑脸迎人。
“其实简单地说，就拿我们所上的学校来说，我们一起步就输在了起跑线上”小姣说。
“他们有自己的世界，有对社会的看法”
作为携手中心的助理中心主任，时至今日，邓恒凌已经记不清，她到底面对面接触过多少城市里的流动儿童了。
邓恒凌所在的携手中心，是在云南省民政厅注册成立的非营利组织，致力于服务城市流动儿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公益服务，改善流动儿童及其家庭在教育、健康、生计方面的现状。这个中心位于熙熙攘攘的福德村福发路上，一座三层小楼里。
在福德村，住满了拖家带口来昆明讨生活的外地人。主干道两侧各式小商铺林立，多是操着明显外地口音的生意人。行走在巷道里，外地口音电动车车主们，热情主动地和每一个路人打着招呼，极力为自己拉生意。
在与流动儿童打交道时，邓恒凌了解到，这些孩子的父母在昆明，大多数都从事着相对底层的工作。“例如：饭馆服务员、环卫工、建筑工、菜贩、擦鞋工，电动车拉客者等。一些条件较好的，可能会自己开个小铺子。”
就在这个面积狭小、拥挤不堪的区域里，住在这里的人已达6万。作为常年关注城市流动儿童的专业人员，邓恒凌知道，虽然该辖区的总人口数量庞大，但真正属于该村的户籍人口只有4000余人。至今，该区域内只有针对这些人而设置的唯一一所公办小学。数以万计来自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只能选择就读各方面的条件都不如公办学校的几所民办学校。小芸、小姣、小乔、小青等孩子，就是分别来自福德大村、护福村、福德小村等，她们也全部就读于附近的民办学校里。
有且仅有的一所公办小学实在不足以满足更多孩子的上学需求，更多的来自流动人口的子女，唯一能选择的，也只能是就读于各方面条件都远不足以与公办学校相较的民办学校。
距离携手中心不远的，有福德大村、福德小村、护福村、日新村、双桥村等，数以万计的的流动人口子女，因为家庭租住地的关系，只能就近选择位于租地附近的几所民办学校。小芸、小姣、小乔、小青等即分别来自福德大村、护福村、福德小村等，他们也全部就读于村子附近的民办学校里。
“学校里没有美术老师，没有体育老师，没有音乐老师，没有电脑老师，有些孩子从一年级上到六年级，连续换了10个班主任。”这就是邓恒凌了解到的一些办学条件较差的民办学校的现状，“与在公办学校里接受充分教育的孩子相比，民办学校的孩子在教育资源上，的确没有享受到公平待遇。”
或许是多年工作使然，一提起流动儿童的话题，邓恒凌便滔滔不绝。她的话语直指人心。
“流动儿童与城市儿童并没有两样，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世界，有他们自己对社会的认识与看法”，“流动儿童并不是说生在昆明就想成为昆明人，他们更倾向于保留老家的籍贯，更愿意称自己是四川人、广西人或者贵州人”。在邓恒凌眼中，流动儿童们一直都有着坚定的自我认知。
尾声：“另一个世界”里的孩子
“他们应该是打工孩子吧？是跟着他们的父母从农村到城市来打工的。”小佳的家在时代风华小区，他斜靠在沙发上玩着iPad，一旁茶几上的iPhone里不时有同学发短信进来，他熟练地回复着。
12岁的男孩小佳，就读于离家不远的一所公办小学。学校里设有云南某报社的小记者站，小佳是其中的成员。每隔一段时间，按照学校老师的要求，他都会交一篇稿件。
“在我12岁生日那天，老爸帮我在酒店订了一间包房，很多我邀请的同学都来了，收到的礼物好多……每过一次生日意味着我又长大一岁了，也意味着父母又老了一岁了。”这是小佳所写的一篇名为《难忘生日聚会》的文章。
这个学期结束后，小佳就要升初中了。父母答应他，等他毕业考试结束后，就带他去海南旅游。“等着上初中呗，然后高中，然后大学；父母希望我出国留学，我还没想那么远。”在问到小佳今后的打算时，他这样说。
(本文孩子的名字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