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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教师逃离折射当下教育之痛

社会地位偏低没有“荣誉感” 应试教育模式影响“成就感”

 

 

 

    1989年出生的赵龙因为喜欢孩子,选择了幼师专业,成为一家幼儿园的老师。他热爱幼师这个职业,喜欢跟孩子在一起,园长和孩子们都亲切称呼他“男妈妈”。

 

    图1:2012年5月3日,合肥,赵龙在跟孩子踢球。

 

    图2:赵龙穿着舞裙,在一群小女孩面前翩翩起舞教授她们跳舞。

    CFP供图(资料图片)

 

    凡是来过方书贤办公室的人,都会不自觉地问他:“你真是教研室唯一的‘党代表’?”

 

    方书贤已在河南开封市某所中学待了22年,现任该校数学教研组组长。他的身边曾先后来过5个男教师,但几乎是每两年走一个。如今的教研室,除他以外,其他13位教师都是清一色的女将。

 

    对方随即再问:“他们为什么会走?”

 

    方书贤像背书一样反复讲起这样一个场景:每年,市教委都会为单身青年教师专门开展一些联谊活动,除学校之外,其他参与的部门多是政府机关或企事业单位。联谊会的保留项目是跳舞,女伴多是学校的女教师,而男伴则通常是那些外来单位的“有为男青年”。

 

    男教师去哪里了?方书贤自问自答:作为“香饽饽”的女教师看不上男教师,公务员嫌弃自己挣得少,和做生意的又谈不来。无奈之下,男教师都躲在舞厅的角落里,和同事喝着闷酒。

 

    会后,总有一些年轻男教师向老大哥方书贤抱怨:“我热爱这个职业,我愿意为它‘牺牲’,可是我的家庭谁来支撑?”

 

    在方书贤看来,这般无奈的反问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会走?”

 

    不过,按照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中小学教师发展报告(2012)》(以下称报告)的数据统计,一个矛盾的现象出现了:一方面是近10年来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例愈来愈小;另一方面,教师整体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

 

    仅仅以收入差异或男女择业观为缘由,难以解释男教师的“逃离”。

  

  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性的吸引力越弱

 

    收入是令男教师“逃离”的一个因素。日本中小学男教师的比例比中国高出近10个百分点,按照日本川口市一位小学教师的说法,日本从事义务教育的教职工的工资要比一般公务员高,因为除了工资,他们每个月还有各种名目的津贴;中国尽管已经作出规定,教师工资参照公务员标准,但各地情况不同,以开封为例,一位小学教师介绍,教师月薪最高能达到3000元左右,而当地公务员可拿到四五千元。

 

    北师大这份报告的课题组负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曾晓东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只以收入、待遇指标来论男性的职业选择会十分片面,既不符合事实,也会将问题极端化。

 

    事实上,这一报告除了透露10年来男女教师比例的变化外,还涉及一个重要的数据差异,即以城、镇、乡为指标,不同地区中小学男女教师的比例——

 

    城市教师队伍更为“女性化”,县镇次之,农村学校中女性教师所占比例最小。具体而言,在小学阶段,城、镇、乡小学女性教师相应的比例为79.39%、68.16%和46.11%;在初中阶段,城、镇、乡初中女性教师的比例分别为64.4%、47.88%和41.67%。一个更为明显的对比是,北京、上海、广州2009年小学专任女教师所占比例分别是74.4%、74.21%、61.74%,而贵州、云南、西藏则分别是43.66%、46.56%和49.15%。

 

    从报告可以看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教师职业对男生的吸引力越弱。

 

    对农村男教师所占比重更大的一种解释是,在多数经济和文化较为落后的地方,能将义务教育读完,乃至走出去读书的多是男性。相应地,整个农村文化程度较高的也多是男性,他们中没能走出老家的一部分人便留在当地做起教师,撑起了乡村的师资队伍。

 

    留给经济发达地区的则是一个追问:一些大城市给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已是十分优越,以北京一些重点中学为例,招收教师的门槛有的抬升至硕士学历,相应的待遇则是解决户口、宿舍加5000元的中等月薪,为何仍受不到男性的青睐?

 

    曾晓东的分析是,一方面,全国教师等级工资是一致的,即使在北京、上海这些生活成本很高的城市也只是多一些津贴补贴。换句话,与同在一所城市的其他职业相比,教师的工资待遇“仍抬不起头来”;更为重要的是,大城市工作机会多,男性选择的余地更大。

 

    当然,这也就涉及择业观念和社会地位的因素。用方书贤的话来说,“男人要面子,对象都难找的工作,即便钱给的多了些也没人愿意去。”

 

    除了教书还是教书,老师成了“套中人”

 

    方书贤的说法并不夸张。根据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的声望分层——职业声望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测量》报告显示,大学教师排在第8名,中学教师排在12名,小学老师则排在第35名。而工程师排第4名,外企经理第10名,银行出纳员排在22名。

 

    深圳市翰林学校语文教师武宏伟对此深有感触:“教师的社会认同度太低,家长对老师的尊重大多停留在教他孩子的那会儿。”而就教师职业的成长空间而言,因其过于“狭窄”、“难有进步”也让一些男教师望而生畏。

 

    有一句话在教师圈内广为流传:“one day as a teacher,always a teacher”。对此一个较为夸张、但还算形象的翻译是:“当你踏入教师这个行列后,就像被关在学校这个笼子里,再难与这个社会有过多交集,以至被社会的快速脚步落下,越来越远。”

 

    这种隐痛并非所有人都能理解。武宏伟说,他曾经向很多非教师职业的朋友诉苦,但朋友多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你们有寒暑假,加一起3个月,知足吧。”

 

    不身在其中,难解其味。实际上,学校并没有给教师打开社会活动这扇窗。武宏伟发现,30年来的教师生涯,工作日要上课,周末要做继续教育,有时还给学生在家里补课“开小灶”,平日里几乎没有多少时间用来充电。

 

    一个研究生时的同学告诉武宏伟,相对于其他领域,教育是个“落后”的部分。以前和这位同学一起做教育的都离开了教师岗位,他们宁愿去中小企业接受未知的挑战,也不愿一直做个“套中人”。在学校里,学生是“有期徒刑”,老师是“无期徒刑”。

 

    武宏伟本人则告诉记者,如果不是在学校里轮岗做过团委书记、副校长等职务,恐怕自己早对学校失去了感情,“男人要有自己的事业,如果只是教书匠,没了发展空间,真的怕被瞧不起。”

 

    教师的任务不是简单的培养高分学生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吴国珍起初并不愿意过多谈及男性“逃离”中小学的原因。在这位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专业硕士生导师看来,外在因素列举起来总是简单,而一旦谈及更深层次的内涵原因,一来难以说清楚,二来难以为人信服,

 

    吴国珍所说的“内涵原因”简单来说,就是男性在选择教师职业时所憧憬的教育抱负,以及现实教育环境对其的“扼杀”。

 

    吴国珍说,愿意为教育牺牲自我,把积攒20年的知识悉数掏给学生的教师大有人在,阻碍他们释放能量的是僵化了的应试教育环境。

 

    试想如果让一个男人站在课堂上盯着学生们念书,看着他们背书,拼命做练习,这与传统意义上的蜡烛精神相比,完全变了味儿。

 

    换言之,当下的环境让教育失去了“育人”的血液,只剩下“教书”的躯干,成了“僵化的教育”。在吴国珍看来,一味地追求高分,而不是根据学生特征发展个性,不仅让学生成了机器,老师也成了教书机器,从而真正成了他们所自嘲的“教书匠”了,真正有教育抱负的男人谁甘心于此呢?

 

    吴国珍的一位朋友,在北京一所重点中学教语文。刚教了几年,这位男教师便离开这所公办学校,去了一所民办中学。他告诉吴国珍:“我很爱教学,但我不甘于教授作秀的官课。”

 

    到了民办学校后,这位教师接触到了差生、问题少年等各类学生,他的工作明显要比以前多了许多,除了学习,还要帮助学生解决生活、家庭乃至“人生困惑”等各类问题。但是他很喜欢这种状态,因为“这样的教师生涯才显得完整”。

 

    中小学男教师所占比重小的现象并非中国独有。一份数据显示,在美国,幼儿园、小学和初中女教师的比例分别为94.7%、86.5%和60.2%;法国小学和初中的女教师分别占到77.7%和62.8%;捷克、匈牙利、意大利、阿根廷和巴西,初中女教师的比例都高达70%以上,有的国家还超过八成。

 

    学者们对此的解释更多是男性、女性之间兴趣本能的差异:“女的喜欢带孩子,孩子带好了也有成就感。”但除此之外,影响这一问题的因素各国都不尽相同。吴国珍说,就中国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应试环境对教师职业“成就感”的影响。

 

    更进一步说,在国内,一些男性对中小学教师岗位的“逃离”,折射的是他们对应试教育环境的价值不认同。

 

    北京师范大学李琼教授十分认同的一个观点是:不能让男性觉得进了教师这个行当,就是走“读书进修、考证拿文凭、评职称”的套路,而任务就是培养高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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