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们在收割有机种植的蔬菜。摄影‐陈文才
7月盛夏，粤北山区。
驾驶着军绿色的金杯小货车穿梭在乡野间，亚联农场场长黄文浩指着绵延的九连山脉说，山脚下那一片荒野都是亚联农场的土地，如果老板愿意出钱的话，这里将会是一个连片千亩的有机农场。但这样壮观的景象，黄文浩等待了8年也没有出现，这家正儿八经地躲进山里，不施化肥、不洒农药、以原生态方式种植有机蔬菜的农场，自2004年开垦以来从未赚过钱。
关于什么时候能盈利，市场总监龚路宜说：“现在搞有机种植的企业没几家能赚钱，我们的情况已算好，预计明年，我们就有望实现收支平衡，进而扭亏为盈。”
然而，今年7月1日在全国范围内实施的有机产品认证新规打乱了这家有机农企的部署。
拮据的农场
亚联农场位于广东省连平县隆街镇，这个客家人聚居的小镇有且只有一条热闹的街道，当地一位汽车售票小姐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没有，只有山和农田。”
农场坐落在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中，由一条年久失修的水泥路从镇上蜿蜒连通，途中偶见白鹭飞起。这里出产的有机蔬菜，3成供往港澳，7成供往广州及周边地区。
农场20余员工住在当年知青下乡住过的泥砖平房里，虽然经过了翻新，但瓦片作顶的房子还是会漏水。刘晓床边长期放着一个胶桶用以盛水，一下雨水桶就叮叮咚咚响个不停。
黄文浩和农场的技术经理刘晓都毕业于华南农业大学，他们还有一个小师弟涂富贵，现任场长助理。黝黑的涂富贵一天要抽一包“红双喜”，他说，自己大学4年学的就是种菜，只要有一块农田就可以安身立命。“我没想太多，人活着，不就是凭着一个热爱，一个信念吗？”
涂富贵干活很玩命，农场人手不够，身为场长助理的他曾试过晚上帮工人包装蔬菜，一直工作到凌晨2点，第二天4点又爬起来去田里捉害虫。“我两个早上能捉上千只虫！”有机种植不准使用化学肥料、农药，甚至连除草剂这一类化学合成剂都不能使用，这让农民煞费功夫。“我们经常用人工捉虫、除草，用一种比较原始的方式种菜，这就是有机(种植)，种出来的菜健康。”涂富贵说道。
农技人员为他们的有机种植方式感到自豪。“我们对农田下有机肥，这里的土壤比以前更健康、更有活力了。”刘晓说，经过有机改造，当地贫瘠的红土渐渐发生了变化，产量提高了20%，种出来的菜口感也更好了。
如不是几台高大的农耕机械存在，亚联农场看上去与普通的农家菜田几无区别，但机耕路的简陋，让农机的功用未能完全发挥。黄文浩想修几条水泥机耕路，一直苦无资金。“农场可以提高的设施还有很多，比如蔬菜大棚、灌溉系统，但我们没有钱。”
年过30的黄文浩比涂富贵想得更多，他已经为这片土地付出了8年的青春，但还看不到自己的未来。身为场长，他的年薪仅在5万元左右。他一直想在广州买房安家，让自己的小孩在广州上学，但目前薪水无法支持他的理想。目前，黄文浩的一双儿女在老家茂名市生活，与他相隔500多公里。谈起儿女时，这个稳重的场长显得有点伤感。
公益理想“搞有机很难，我们知道，老板更知道。”负责销售有机农产品的龚路宜说，“不少投资者进入这个行业，首先考虑的不是赚钱，更多的是为了践行一种理念。”
有机食品的概念起步于上个世纪70年代，以1972年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成立为标志，其产生的背景是，欧美等国农产品过剩、生态环境恶化，以及逐渐展现影响力的环保主义运动。人们反思农业工业化的弊病，大力倡导纯天然、无污染、安全营养的食品。有机，这个词汇自诞生伊始就带有一种公益的理想主义色彩。
龚路宜是一位怀有公益理念的有机从业者，他拥有公共管理与工商管理双硕士学位，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在金融业打滚，曾担任外资银行行长，年薪一度超过百万。目前，他入股亏损多年的亚联农场，并义务为企业工作，不拿工资。
“我本来可以退休的，但现在的食品安全乱成这个样子，我实在看不过眼。”龚路宜认为，有机是一种对环境友好的方式，也是一种健康的生活理念，他希望通过从事有机行业影响他人，“特别是农民，我希望他们能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
目前，各种农药、兽药、激素、保鲜剂等农用药剂的超标、违规使用，国人已经进入了一个“吃什么都不放心”的时代。在日本经商归来的杨学彬更为直接——投资办有机农场，并在广州积极推广日本的有机种植技术。
去年1月，年近半百的杨学彬鼓动自己的MBA同学在广州市番禺区海鸥岛投下了400万元，数月之后，占地70余亩的“祺丰市民农园”展现雏形。一心只想种植“放心菜”的杨学彬并不拘泥于传统有机种植的条条框框，而更崇尚日式的精细化耕作。
在祺丰农场，20亩现代化农业大棚既可遮风挡雨，也可隔绝害虫，在大棚里，蔬菜是在铁架子上栽培的，土壤是混合了有机肥精心调配的，虽然同样秉持不施农药化肥的理念，但杨学彬并未走原生态种植的路子，他的农场科技色彩浓厚。
这种模式面临比亚联农场更大的资金压力，杨学彬估算，70亩的祺丰农场每年的运营费用约为130万元，想要盈利至少要在3年之后，而想收回400万元的投资成本，则可能需要7—8年的时间。
“这当然不容易，但为了健康，难道不值得吗？有比健康更重要的事情吗？”杨学彬说，几年前，他得知母亲身患癌症，随即放下日本的生意，回国陪母亲走完了最后一段时光，在此期间，杨学彬想了很多。病从口入，想让更多人保持健康，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人们吃上健康的食品。目前，除了经营祺丰农场，杨学彬还积极与认同有机理念的农场谈合作，希望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复制出更多的“祺丰农场”，“已经有3个农场与我们合作了，年内应该能落实第4个农场。”
新规变局
菜心20元/斤，大米15元/斤，有机食品带给公众的除了健康的理念，还有比一般蔬菜高出数倍的价格和“究竟是否真货”的不信任感。
国内的有机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只要交钱啥菜都‘有机’”，有机食品的认证乱象被媒体多次曝光，获得正规认证的企业也难保身家清白。多名业内人士向本刊记者爆料，国内有机食品普遍存在“挤兑”的现象——“有机菜产量低，不少大型企业以次充好，一包有机菜里往往只有五分之一是真正的有机菜。”
在新规出台之前，政府对有机食品的监管几近于无。亚联农场的刘晓说，有关部门一年内约进行3—4次的抽检，方式是企业自行送检，拿别家菜田的蔬菜送检在操作上没有难度。祺丰农场的杨学彬在今年3月赶在新规出台之前拿到了“有机转换认证”，但“从来就没有人来检查”。
然而新规使事态出现180°的转变，中央政府要开始雷厉风行地整治有机市场。新规规定，环境评定指标现在要每年一测，没有豁免权；生产过程中不允许使用生物农药制剂，市场上现有的生物农药都不能用；产品每一个品种、每一个批次都要送检，每一个生产季都要现场检查，送检费用由企业承担；20多个农残指标由“限制数量标准”变为“零残留”。
刘晓对照新规算了笔账：以菜心为例，送检至少要求做5项重金属与6项农药残留检测，每项检测费用为200元，每批菜心的检测费在2200元以上。亚联农场一年出产菜心7到8个批次，要销售有机菜心至少须支付检测费15400元。“农场有25个有机认证的品种，算下来每年的检测费不少于30万元，这是最乐观的计算。”
“我可不知道这个农场什么时候能净赚30万元。”黄文浩知道预算结果后苦笑一声， 他年初刚通过一系列缩减开支的举措把农场的生产成本控制在100万元左右，农场尚且未能盈利，假如经营成本一下就上浮3成以上，扭亏之日更是遥遥无期。
目前，超市里销售的有机产品已经贴上了新的有机产品追溯码。亚联农场的有机认证到今年10月25日，其后再想贴着有机认证标签销售，恐怕就必须支付高昂的检测费用。
“要么不管，要么管死”？
“天价检测费”引发业内争议，若新规被严格执行，有机农企的经营成本将上升数十万到上百万元。据业内人士消息，主管有机食品的广东省绿色食品办公室在新规出台后已经不再受理新增的有机认证申请，更有官员私下建议企业量力而行，“如果实在没钱赚，那就不要认证了。”
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农业研究中心主任杜相革教授表示，新规出台是为了规范市场，中国有机行业有可能在“严规”中“瘦身”，不少中小型有机农企将被迫退出有机市场。
“要么不管，要么管死，政府的新规有点矫枉过正了。”龚路宜说，有机新规的出台总体而言是好事，特别是可追溯农产品产地的新型有机码，能有效地过滤一部分假货，保护合法农企的利益，但新规的杀伤面太大，“中小企业被误伤，利润空间被压缩了，这对整个有机行业形成了一次打压。”
亚联农场正在算账，龚路宜不排除放弃或部分放弃有机认证的可能性，如果保留认证，那亚联出产的蔬菜将被迫加价10%.“好的产品更需要的是消费者认可，我不希望推高价格，最终让消费者埋单。”
面对新规，杨学彬则表现得更豁达：“我不打算依靠政府的认证卖菜，我相信对比起那个认证码，消费者更愿意相信我本人，因为他们可以见到我，也可以到我的农场参观。”
然而，生产商认为蔬菜的品质重于认证，流通商可不这么看。
“政府的认证不算靠谱，但要是连认证都没有，那岂不是更不靠谱？”村村通网上商城总经理李华强说，是否得到权威认证是流通商鉴别蔬菜品质的重要依据。“如果说亚联放弃认证了，我们只能取消它有机认证的标识。”
李华强说，在同等的条件下，大部分消费者会倾向于购买经过认证的蔬菜。
餐桌行动，曲线救国
2012年5月，海鸥岛，农场主杨学彬介绍纯净水栽培法种出的有机蔬菜。摄影‐万家
2012年5月，杨学彬的农场内，用水栽培法种植出的有机蔬菜。摄影‐万家
认证，直接面对的是资金危机；不认证，如何能够突破渠道瓶颈——这是横亘在有机农场面前的两难选择。幸而，乐观的农场主们认为难题尚未至于无解。
由于近几年食品安全问题凸显，连有机市场也假货频现，部分城里人一直试图建立“自供”渠道，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社区支持农业”(CSA)活动开始在中国大城市兴起。
北京的有机农夫集市是国内有名的CSA活动，这个由志愿者发起和组织的农贸集市没有固定地点，但每次开集都能引来两三千人参加，市集以“有机”冠名，但市集上的农产品大多未经有机认证，这一点，消费者心知肚明。在集市里，买家与卖家面对面交流，价钱虽贵，消费者对此却趋之若鹜。
柳树从大兴安岭古源带来了山里的毛榛子、野玫瑰，她会给前来问询的消费者翻看一本相册，“这是我娘，这是我爹，这是我戴着防蚊帽去山里采毛榛子”。消费者听着山里姑娘说山里的故事，很少有人问她“这得到有机认证了吗？”
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南京等地也开始出现有机农夫市集。这个致力于让生产者和消费者建立联系的集市，被称为“一场基于市民与农家相互信任之上的餐桌自救行动”。
有机新规出台之后，不少人猜测，将来有机市场会否出现体制内和体制外有机食品的博弈。毕竟对于消费者来说，兜里的银子是有限的，物美价廉是共同的诉求。
国际有机农业联盟(IFOAM)亚洲区代表周泽江认为，人们追求健康食品时，不必局限于“有机认证”。现在中国一些农场主用自然农法、生态农法，也可以令食品生产更加安全，同时对环境更友好。“农户只要能向消费者说清楚自己的种植方式，就可以获得信任。”
如果农民与消费者成为朋友，大量使用农药可能会有压力，“社区支持农业”就是以这样一种看似倒退的商业理念实现了发展。北京市郊的“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最成熟的CSA农庄之一，小毛驴以会员制的形式进行经营，让农场和消费者保持比较紧密的关系，同时相互支持。“如果想进入超市，我们需要认证，但我们没有参与认证的打算，而是希望建立一种可以在农户间推广的模式。”创办者石嫣说，小毛驴走的是“社会参与认证”的路子。
杨学彬也很看好小毛驴商业模式。目前，他正在致力于发展自己的会员。
CSA的商业链条还在不断延伸，CSA餐馆也开始在大城市里兴起。今年5月30日，“华德福妈妈”王振英在NGO组织的支持下开办了一家名叫“菜有菜味”的餐馆，这家餐馆效仿广西柳州“土生良品”餐馆的模式，更多地采购小农种植的健康食材，并承诺不使用味精等化学调味料。
吃安全、健康的食物，这是王振英一个朴素的愿望，她坦言，自己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无法忍受如今食品工业化所带来的混乱现状，“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去改变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