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触感丰富的笔记，作者参与阿拉善项目长达七年时间，用原汁原味的文字和图片，以学术的观察、用笔记的形式，呈现了阿拉善项目不同群体之间的碰撞、冲突、妥协、共识，展示了不同群体之间理念的差异，描述了生态治理中扑朔迷离的困境和各种争议，并阐释了民主在实践中的成长过程。
读者对象：政府政策制定者，NGO相关领域学者、研究人员，从事NGO工作的人士，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一般公众。
萧今，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哲学博士。
献给建立生态保育体系的行动者
自 序
要多少岁月山脉才会隆成高峰，要多少岁月山峰终于冲进大海，答案在哪儿，答案就在那刮过世纪的大风里，耐心地听，听风中带走的变迁。
要多少岁月人类才能长大成熟，要多少岁月人们终于获得自由，答案在哪儿，答案就在那刮过世纪的大风里，耐心地听，听风中带来的故事。
——一首英文歌词
这是一部心爱的笔记。
2004年2月14日，情人节，在首创集团总裁刘晓光的“忽悠”下，中国两岸三地的一批企业家“情感集体出轨”，要去治理自己压根没有底的沙尘暴。他们决定每人每年捐资10万元并要连续10年不断。随后，他们成立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其执行团队在阿拉善地区，先后对17个嘎查（村）20个自然村队1841户推进社区发展，对1290万亩农牧区实行生态保护项目，以村规民约的方式保护了120万亩梭梭林，节水59万立方米。
当时的阿拉善盟的副书记、盟扶贫小组的组长杨继业2006年对企业家考察组说：就是要“靠SEE的可行、民主的方式，符合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农村理念，让牧民当家做主人，政府在基层的管理应该采取这个方式”。在“十一五”期间，项目执行团队的社区内生式的民主工作方法，被地方政府和农牧民应用于整村推进扶贫和保护，对60多个嘎查（村）的骨干做了培训，产生了外溢效益。
唤起我做这份笔记的，还有另一位环保NGO从业者。从云南农业大学毕业后，她在一个江湖保护NGO工作10年。2005年，她回到学校告诉学妹、学弟做NGO的辛酸：“草根NGO在基层一面鼓动贫困群体自救还要保护环境，另一面朋友和家人不理解。我们还常常被认为是另类，好项目得不到资助，政府不理解，老百姓来要钱。十年的努力，好端端的项目奄奄一息，只有撤退，多少项目‘人走茶凉’。内部观点不同就争吵，看法不同就走人。项目为什么总是失败？永远就我们几个人，没有人关心你！萧老师，你一定要研究NGO!”
公益事业做得如此悲壮！
2006年，我跟随企业家去阿拉善考察他们资助的项目。2008年我写出头两份笔记，一份是考察的过程，一份是团队的认知和成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张宛丽女士觉得很有意思。后来我见到出版社的社长，我说：就想写一本笔记而已，叫“阿拉善行记”。在中国谈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底子还不够，西方有了两百多年社会科学实证研究的历史，我们需要积累。他建议我十年磨一剑，书名为“富人们的生态民主试验”。我觉得“企业家的生态民主试验”更为合适。落稿后发现，企业家以外的许多群体也参与其中，就改名为“生态保育的民主试验”。
这本笔记记录了2004年6月到2011年10月间，由于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资金的投入所引发的各种具体的环境保护实践和社会效应。资料来源于我的实地考察笔记、参加企业家和其他群体的各种公开会议的笔记、受邀请会议的笔记、专题访问笔记以及有关文件及研究报告等等。
写笔记的目的
我想，将来人上了年岁，一定会回头去寻找自己的足迹。那些造就了历史的思考和行动，当初从哪里开始的？如何走到眼前的路上？与哪些人同行？后辈能从这走到哪里去？
近十年来读到许多回忆录。进入六十、七十、八十岁的人，感到了时间的紧迫和认知的危机，出现了大量的回忆录和口述史。大家不仅忙于从少得可怜的名人日记、书信中挖掘资料，重新阐释历史，也开始关注民间百姓的日常生活史。
20年来，市场经济开启了当代中国社会新的发展阶段。1992年后下海的企业家人数逐步增多，一部分创业成功，企业相对稳定，企业家的口袋里也饱满起来。他们有了新的激情——把钱拿出来做公益事业。
与其让后人从零散、偏颇的资料中去猜测真相，与其让没有经历过的人去寻找和阐释一个永远不能复原的历史，与其在晚年靠一两个剩下来的圣人的记忆，还不如适时地记录那些公众都参与了的事件，待参与者悠然自得时再做补充，再回答：当初为什么开始了那样的行动。
这是笔记的目的之一。
改革开放以来，企业和企业家创造了什么样的价值？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企业家被概念化地归到“富人”群体里。其实大部分创业者破产了，而很多企业都是负债经营的。《中国企业家》的主编刘东华认为，企业家是改革开放后的一个新兴的群体，开创一个一个的企业，这既是企业家个人的历史，也是一个个企业集团的历史，还是搭起一个平台、撑起一片天实现梦想的历史。他深感遗憾，“至今的影视作品仍然充斥对企业家的各种误解和偏见，从中竟然找不到一部客观反映杰出企业家真实状态的优秀作品”。
我并非心血来潮要为企业家写传记。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担任蛇口工业区培训中心的企业管理培训教师，历任主任有梁宪、殷定、唐若昕，同事有韩邦凯、郭玉贵、姚忠、王晓敏、司徒等等。那时中国的大学不曾有企业管理专业，我们从香港买来美国、英国著名大学的经济、企业管理书籍，一面翻译一面培训经理班的学员，实际上是口述理论和案例。当时的蛇口培训中心，有很多很多关于改革与管理的讨论会，各路名人均有留声。
1986年秋天，我到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学习成人与继续教育，真想弄明白为什么经济特区每个成人教育培训中心夜夜爆满灯火明亮座无虚席。我们教员要上课，还要到企业实习（我曾到集装箱厂质量检验部工作）。企业培训从生产线管理、电脑使用和国际结算等，到教打工妹打工仔如何使用马桶、排队取饭、按时关灯就寝这些生活技能。蛇口还创建了第一个农民工流动的劳动市场和培训计划。
我的教授Dr. Howard Hickey是企业组织发展和领导学专家，我跟着他到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企业现场，观摩和辅助经理培训、企业组织发展。后来，我独立到社区大学实习，参与编制Buick-Cadillac-Oldsmobile联合汽车生产中级经理的培训课程，并与团队承担州政府项目，为经营不良的小企业提供培训，帮助它们提高效益，保证自雇，提供就业并偿还银行贷款，而不至于在经济低迷期破产。我还担任过密执安州职业教育的培训助教，为各种小企业和个体户提供小工艺品生产培训。毕业后，我参与州政府资助的“大学-企业-学校-社区新伙伴改革项目”，担任“社区发展-企业关系”的副研究员。我和同事要安排Flint地区汽车厂关闭后下岗工人的培训，到警察局讨论，如何处理青春期的学生党冲进麦当劳白吃白喝的反叛行为。
1991年，我的先生回到香港“下海”。1993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任教，开始系统地研究中国企业的培训，先后对中国深圳、上海、重庆及其他六个省份的12个县内企业做抽样，调查了600多家各类企业3万多职工。2004年完成了一本书：《发展经济中的人力资本——企业的策略与三元教育体系》。研究报告以大量的数据证实：新兴企业为60%～70%的职工提供了大量的在职培训，并鼓励和补贴自费的成人教育，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教育培训方式，满足了经济快速转型中人力资本的需求。企业在生产经济价值的同时，对职工个人和企业的人力做了投资。其社会意义在于，企业在创业和成长的同时，培育了一个新职工、新市民阶层。
在政府的正规教育体系外，出现了企业主导的企业培训、职工自我主导的成人教育，形成了中国的三元教育培训体系。后两者是企业和职工保持自身竞争力的重要的、自主的手段，是正规教育所不能替代的。这是中国企业和职工对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此书2005年获选中国人文社会科学优秀著作，录入《中国学术年鉴》，也算是对企业和新一代职工的社会价值的一个承认！
新兴企业家和职工摸索着走出计划经济，创业中遭遇了无数的挫折。部分企业成功了，创造了经济价值，也创造了就业。他们哪怕是一点点成就，也值得记录，可以为后来的企业、职工和市民往前走提供借鉴。
2004年6月5日，世界环保日，企业家中的一部分人聚集在内蒙古阿拉善盟月亮湖，成立了阿拉善SEE（Society-Entrepreneur-Ecology）生态协会，跨入公益环保事业。作为一个群体而非个人的行动，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将来会走到哪里去？我好奇，期望了解中国企业家，为什么从经济领域走进社会公益领域，他们的钱和行动会有什么社会效应？
这是我写作的目的之二。
中国的公民社会从哪里开始发育?中国的社团组织发展遭受窘境，学术界和媒体大量地引用哈贝马斯、韦伯等西方社会科学家关于欧洲市民社会出现的观点：刊物、报纸、沙龙、咖啡馆、剧院、博物馆等形成公共场域，市民讨论公共问题并形成公共意识，发育了公民社会。法国人普遍地在咖啡馆里谈哲学（Café Philo），我也碰到途经香港的国际学者们在讨论：上海兴起的咖啡馆会不会出现市民社会。他们要去观察。
2006年3月，我跟随我的先生武克钢参加了企业家的SEE生态协会战略考察组，一行人站在沙漠草原的大风中，看着嘎查牧民们自己制定的保护草原、保护梭梭林的“村规民约”大牌子，立在蓝天下，上面没有政府的指令，没有出资的企业家的要求，只有村民生态管理委员会共同的署名。
喝了牧民的奶茶，吃了他们的羊肉，我们一行人激动起来。草场和羊“包产到户”后，阿拉善地区出现过度放牧的“公地悲剧”，沙尘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危及华北、全国，沙子还飘到美国旧金山。现在牧民愿意把一家人几百只羊减少到一百只上下。有人往上海的咖啡馆去了，我尝试每年都来这奶茶飘香的草原。
这是写笔记的目的之三。
西方的学术研究和写作也有严格的“洋八股”程序。我对企业的生产研究曾经积累了几寸厚的采访故事，由于学术文章篇幅限制，那些活生生的故事在分析时变成数据和符号、抽象的概念，变成精致的学术理论语言，最后只能是圈内学者看了。
近20年来，西方的学术词汇大量地被译为中文，用来观察中国社会“相应”的现象。例如，哈贝马斯1962年出版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被翻译为中文。德文里的ffentlichkeit和英语里的public sphere被译成为公共领域或者公共空间，被理解为：介乎国家与社会之间，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地方；社会是国家所不能触及的私人或民间活动范围，是一个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在那里进行政治和公开的批判，不受国家干涉。中国学者常借助这些文献，设想中国会出现这类文明社会的现象吗？或者设想创造一些类似的组织和活动来发育公民社会。有大学教授亲自组织培训，推动公民社会的建构。
也有学者和政府官员认为，中国有自己的乡绅精英的传统。例如，四川的乡下在清朝和民国时盛行袍哥会，大家推举出当地最有声望、公正、有实力照顾乡亲、有文化的地主士绅当袍哥大爷，也叫舵把子，还推举出二哥、五哥、老幺来张罗和跑事。茶馆成了袍哥会讨论乡间公务和公断纠纷的场所，乡内的乡亲赶集时都可以来听，断输了的人要给大家付茶钱，还要根据公断向赢了的一方赔偿。这种民间机构管理着乡下道德上的事、乡间秩序、赈灾救济和民事纠纷，触及刑法和命案才交给衙门。又听西南联大的老人们回忆，昆明翠湖旁文林街的茶馆在抗日战争时期，曾经是西南联大的师生聚会的地方。他们一下课就到茶馆占座，几分钱一壶茶坐一天到晚上，在那里读书、讨论。后来出了许多的著名人物和事件，他们对中国和人类的贡献仍是独领风骚的。这是否也属于一种私人聚集的公共领域？
企业家出资并激动地争论如何治理沙尘暴和保护环境，农牧民在执行团队的推动下也聚集起来开会。最初，政府害怕这是做传销的地下老鼠会，盟副书记微服私访探视。这些人，企业家、环保NGO、农牧民，没有读过哈贝马斯的著作，至少农牧民没有。但他们讨论的是生态保护、生计问题、行动计划等等。其成效政府首先看到了：村规民约的保护行动让村民自己“当家做主人”了，有利于提高收益，也有益于生态保护。
我想做个尝试，省去“洋八股”理论构架，也是因为理论基础不够深厚的偷懒。在阿拉善，我太喜爱那些行动者冲动脱口而出的语言，如果用学术词汇加工后，会失去它们的精神。我想跟着行动者走，看看在阿拉善喝奶茶的人如何做生态保护，如何描述自己的行动。沙尘暴肯定是阿拉善本土的，企业家是中国的，环保NGO受过一点福特引入的PRA培训，但他们要创造本土的行动。农牧民是世代的当地人，政府也出自本土。
这是做笔记的目的之四。
政治学的朋友们关注选举和权力的来源。2004年夏天，我和耶鲁大学社会学的教授Deborah Davis，在云南某个县对60个自然村做了抽样的入户调查。其中一个研究成员关注的问题是村民选举的形式：村民是到村公所投票，还是有人端着票箱上门要求村民投票。村里的癌症病人增加很快，我关注村民有没有自己组织起来，讨论问题并与政府表述和沟通。那个成员说：村民没有权利，怎么可能为自己说话？我认为：村民可以从与生活和生产有关的事务开始，形成自己对日常村中公务的表达，慢慢参与管理。这似乎成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
我研究的领域是成人学习、社区和组织发展，关注人在社会或者机构里，如何认识人的社会之路，一个社区一个组织如何推进自己认定的使命。
像沙尘暴这样的重大生态灾害，触动了一个人、一组人、几群人。他们会以自己特有的经验和角度思考并采取行动。例如，刘晓光以投行的角度思考要有细水长流的资金投入，李佩成教援关心的是，上亿年前形成地下含水层，再有十几年就会被抽水机抽光，而邓仪考虑的是以当地人为主体的保护才可持续。各个群体如何认识，直接影响了社会可能获取的主张及其可实践的程度。一种认识和主张一定会有一个结果，一个主张被付诸实践，实践的结果就定义了这个主张的特征，这个主张的社会意义是可以被检验的。如果这些人群是负责任的，按照公开验证的发现，重新佐证先前的“意义”，再修正下一轮的主张和行动，就形成了以公共实践和经验推动社会发展的模式。谁，或者哪些人，参与了社会试验的认知过程，谁就有自己的知识和实践的权利。这是成人发展和社区、社会发展的本质。
青少年受教育是接受社会主导文化的灌输。而真正具有社会意义的教育，是具有自主性的成人在社会中对生活、工作和社会问题的学习、认识和行动，是一个群体、一个社会的自我教育和发展。没有现成的课本和老师，经验是最珍贵的课本。共同的讨论和相互咨询，会提高集体经验的质量，从而提高社会行动的质量。这是社会改善和发展最本质的互动过程。在意识高度认同的文化里，这个过程和本质被忽略了。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宣称：企业家的环保组织是按平等参与、民主决策、权力制衡、相互约束、财务透明的原则建立的；阿拉善盟的环保活动是在推动农牧民在生态项目委员会里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实现农牧民的平等参与和民主自治，实现农牧民和社区的“内生式”发展。
我很较真：农牧民民主选举后产生的生态项目委员会能做什么事？宣言的可行性能走多远？我每年去阿拉善一两趟，观察和访问亲历者，做一些笔记,纯粹是一种好奇心，看看社会人群是否能以公共学习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
这是做笔记目的之五。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第一届、第二届的副会长张树新知道我在做笔记，说这提供了“一管之见”。我的观察，肯定是以我特有的经验作为选择基础的，是我的兴趣或者我认为有重要意义的活动。其中人物的经历和话语表达，也肯定是他们自己认为有意义，才在特定的社会场合说出来，说给大家听，说给我听。这些表达都是有主观性的。但就是这些主观的、一个一个人的认识和活动，聚成了社会群体性的认识和活动。
正是这些个人最有个性、最有活力的认识给了我做笔记的理由——还没有被学术符号代替的、原本的思维和语言。既然是笔记，每一章的风格都会不同，它受观察现场、人物的认识、他们语言和思维的影响，受我的经验限制，也受篇幅的限制。每一章能抽取的只有原始笔记的十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个人的笔记难免有漏错。我期待读者对我挑选的案例，对不同的见解，或者不够完美的结果，给予包容和理解。欢迎磋商，并给以补充。
这本笔记只能对当时发生的活动提供一个脉络。好在写作该案例的还有：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第一任副秘书长邓仪，其著是《大地有声——阿拉善的故事》；生态专家、第二任秘书长杨鹏，他著述《为公益而共和》；第四任秘书长聂晓华，她著有《秘书长工作日记》。
这会形成一个不同角度的多元认识。我希望曾经参与其中的人们在闲暇时，从不同的角度补充细节、发现自己，希望读者能在其中发现可以借鉴之经验。
这是笔记目的之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