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几周前在北京参加了中国公益论坛（China Philanthropy Forum）。论坛很热闹，参加者既有不少国内商界的知名人士，也有从国外请来的慈善界和影响力投资行业的重量级嘉宾。虽然论坛讨论了诸多话题，但集中来看中国公益的走向其实不外乎两个方向：一边是完全非盈利性的慈善捐赠，另一边则是笔者一直提及的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ing）。
在全球范围内，这种趋势的分裂性其实表现得更加明显，也是相对成熟的西方慈善事业向前走的一个必然阶段。如何创造一种持续性及可扩展性的“公益文化”，以及通过这种新的模式让公益和商业行为更好地融合，在诸多事物日渐全球化的今天已经是不可逃避的命题，而类似的讨论即使在本土公益行为尚在摸索学习阶段的中国亦有同样的意义。
在公益论坛上，“中国首善”陈光标先生自然是避不开的话题人物，对其高调慈善行为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从我个人的角度说，陈光标式慈善恰恰是公益事业在目前中国大环境下陷入尴尬境地的一种折射：既想做好事，又希望有某种形式的回报，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敛和相关政策的不到位又很难让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传统慈善模式的吸引力开始走下坡路的原因之一。影响力投资作为一种以社会和环境影响力为首要目标，但同时寻求一定财务回报的新型投资行为，无疑为公益的中国式尴尬提供了一条可探索的出路。
在这次论坛上，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特别提到中国公益事业的两个重要趋势：除了公益事业的从业人员需要更加专业化之外，他还认为影响力投资将会成为中国公益行为和资源的一个重要出口，和已然先行一步的欧美同行们经常性的行业交流则是这种新的投资类别在国内被接受和实践的加速器。笔者最近刚刚完成了一份名为《打造中国梦》（Creating the Chinese Dream）的影响力投资报告，其间采访了不少在中国影响力投资领域有过专门研究或实践的专业人士，并且自己也在从事环境影响力投资工作，所以对王先生的说法尤为感同身受。
中国社会科学院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和前一年相比，针对中国大陆的善款捐赠在2011年大幅下降了将近20%，从1032亿元人民币滑落至845亿人民币。这种将近30亿美元的落差原因不少，但最主要的还是公众对慈善组织的不信任以及相关政策的缺乏所致。中国公益事业这几年受创颇多，无论是郭美美事件，还是陈光标式慈善，以及各级政府政策和执行力度的乏善可陈，都使公益事业在国人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与此同时，好的一面是，很多希望推动公益事业的有志人士藉此对公益如何在中国发展进行了诸多讨论和思考，影响力投资这个概念最近在国内升温就是这个思辨过程的一种结果。
大量的实践和文献证明，在任何国家展开影响力投资都面临着几乎同样的问题，即政府政策的作用力和必要性。除了具有公益先锋意识的投资界人士的积极参与，影响力投资在中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如何利用现有政策以及如何撬动新的政策平台，从而在广义上使社会和环境影响力指标像财务指标一样最终能够成为企业的DNA。
在中国，影响力投资要从政府政策比较成熟的领域做起，比如能源、环境、生态等行业。影响力投资还需避免前期投资项目的失误，尤其财务方面的失误。在降低项目投资风险的同时，培育出对投资人、对政府、对公众有说服力的案例应是早期影响力投资必须把握的原则。同时，影响力投资的内部收益率（internal rate of return）预期要比较现实，我个人以为在8%-15%的水平比较合适，略高于中国今后经济发展的趋势（7%-8%左右）。
因为历史，因为现实，中国的公益发展之路注定会与很多国家有所不同，尤其是和欧美国家相比。这样的差异，有些还是巨大的，也势必会反映到影响力投资领域。影响力投资的基本出发点是追求社会的公平发展，追求与生态和环境的和谐，在这点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应无二异，如能正常发展，与欧美国家的差异会是收敛而不是渐行渐远。
尽管影响力投资由一个新兴的边缘化投资类别变为主流投资依然路途遥远，但如果能够开始利用影响力投资改变传统的公益模式，公益的中国式尴尬离过去时也就不远了。
（作者张涛毕业于哈佛大学和Wake Forest大学，曾先后做过驻外记者和跨国公司经理人，目前从事投资和政策咨询工作。您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与作者交流。本栏目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