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不小心，自己就成了‘社会闲散分子’，不考试、不出国、不工作，到哪儿都是要被人另眼相待的，就是还好，有间隔年这么一说。”今年夏天，那拉荣泰从中国人民大学外交专业顺利毕业，于是他在自己的博客上这样调侃。
同时，身为“大未青年网络”创始人的他，在“22岁要做的几件事”里郑重写到，“把大未青年做成模式”。
没错，就是很大的胃口
2011年3月23日，在那拉一拍脑袋的点子下，一群来自北京各大高校有着不同专业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社交圈子的青年们以“地球一小时”行动为主题和契机聚到了一起，他们享美食、聊公益、谈未来，颇有相见恨晚的架势。聚会上大家一拍即合，决定这种即兴而为的主题讨论聚会还要办下去。
那拉也从聚会的召集人成了一个小范围网络的建立者。
随后，就产生了邮件组和人人主页。邮件组供任何有兴趣的青年自由加入，在其中分享公益资讯、探讨话题。当时还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张倩也在这个邮件讨论组里。
一次，一个叫晨曦的女孩儿在大未邮件组里发了封邮件，问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办一场TEDxBeijing的活动。接着，通过大家的积极响应，聚集了很多人的帮助，不到五个星期就把这个活动成功的举办了。晨曦在给大未的感谢邮件中写到“开始还没有信心、不知道怎么做，万万没料到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真是个奇迹。”
也正是这件事儿，让整个团队有了一种成就感。“通过邮件组这个形式，聚集起一群人、形成了一个讨论圈，然后通过大家的讨论去促成了一件事的完成。当你看到通过你的行动真的去改变或者帮助到一个人、一个项目的时候，那种成就感就油然而生了。”张倩对《公益时报》记者说。
到了2011年的7月份，这个小圈子已经组织了5次线下讨论，每次都有30人左右参加，单月的线上公益资讯分享达到52条，发布整理了两期《每周大未菜单》，分享六个类别的公益信息和机会。
关注度持续上升，邮件组和一个网络页面已经不够用了。为什么不让更多的资源转起来？
那拉和十几个“大未青年们”建立起了正式的网站。当时团队中就读于北京林业大学的黄若兰还帮忙设计了属于他们的logo——一副筷子和一个碗。
这一切都谐音自“大胃”——指一群对公益、对未来、对成长有着大胃口、更有大未来的年轻人。
“大未青年分为线上和线下两部分。”现在已经是大未青年线下活动“聚·大未”的负责人张倩介绍道。
一方面，公益资讯组的成员定期搜集筛选各种公益资讯，包括公益讲座、公益活动、志愿和就业机会等，这些资讯大多面向新四年人群。每周整理成“公益资讯菜单”，发布在大未青年的邮件组、网站、微博等各个渠道。另一方面，每月组织的“聚·大未”线下活动，是以聚餐、茶话会、观影等形式展开的小型聚会，每次围绕一个选题交流。“我们提供的是一个平台，将参与公益实践的青年聚集到一起，使青年们能收获友谊，了解资讯，碰撞思维。现在我们计划把大未聚会的模式推广到更多地方，建立地区内的公益青年关系网络。”张倩说。
“我们坚持做了十几个月，发现大未的线上资讯发布可以进一步弥合青年公益中‘精英’和‘草根’之间的信息鸿沟。能让大家的生活增添一份色彩，也可能让一些人看到生活的更多可能性。”那拉这样说。
现在，负责“大未青年”运行和管理的团队大约有15人左右，大家都是以志愿服务的形式完成工作。关于“大未青年”团队本身，那拉也有自己的想法，“比如，能不能让成员不用放弃自习时间、睡眠时间，不用为了开会满城奔波，不用自己补贴社团工作？”于是，那拉的“靠谱”体现在做事的高效和条理性上。这一群天南海北的人聚在一起开会，如果没有目的，“跑题”是一定的。所以大未青年们每周利用网络语音开管理例会，一个人主持、一个人记录、一个人计时，规定好1个小时之内要讨论清楚的事情，每项工作都有截止时间。这样才能保证效率。
成都的大未
那拉和同伴们在北京组织活动的同时，也许还不曾想到，远在“天府之国”成都，正有人和他们做着同样的努力和尝试。
在西华大学念书的刘梓舟因为专业的关系，偶然参与到中华慈善总会灾后心理援助计划活动。也是这次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公益，并喜欢上了公益这件事儿。一次到北京参加大学生论坛，刘梓舟开阔了眼界，收到了很多公益资讯，和很多志同道合的人进行头脑风暴。
但是他也发现身边的朋友们少有这样的机会和资源，因为学业繁忙，关注社会创新和公益领域的同学并不多。“当时我很羡慕北京青年的公益氛围，也感受到了自己有这么多一路同行的朋友，并不孤单，就想把这些带回成都。”他说。
于是他做了一个线上的分享小组。后来参加了大未青年的线下活动后，他说：“我很赞同这个模式，就说那我就做一个大未青年成都吧。”
刘梓舟作为成都的负责人，在组织线下活动时也有了自己的小心得。“主题要贴近实事热点，才会吸引更多年轻人的关注。”
在“黑熊取胆”事件备受关注时，刘梓舟联系到亚洲动物保护基金会，组织大未青年参观其位于成都的黑熊保护基地，当时有来自11所高校的青年人参与了活动。“那里是收容和救助被伤害过的黑熊的地方，大家只有亲眼看见才会有很深的思考和感受。”刘梓舟说。
大家管我们叫“新四年”
虽然那拉喜欢时不时的调侃自己，可是同伴们的评价都是“靠谱”。那拉自己做的事情足够“靠谱”。曾在绿色和平、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中心和联合国开发规划署实习；参加联合国在中国天津、墨西哥坎昆、泰国曼谷三次谈判；绿色和平气候与能源项目学术助理；青年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志愿者等。
同时，他的身上还有一个标签——“90后”。
“现在有个新词儿，管我们叫新四年。”张倩告诉记者。新四年指的是大三、大四和本科毕业后两年的这四年，现在基本是1990年左右出生的青年。“这是我们定位的目标群体。”
当自己刚走进大学，一切都是新鲜的、也是未知的，“当时我还是在尝试和模仿，也会跟风地做很多事儿。”到了大三，张倩开始沉淀下来，认真而深入地做一件事儿，并且思考更多。她现在同时也是一所打工子弟小学的舞蹈表演课老师，“去做志愿者有直接的、很真实的成就感，每次去上课孩子们就会扑过来抱着我，每学期我都会看到他们一点点的进步。大未青年则是一个从无到有的积累和品牌建立的过程，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看见质的飞跃，接触的面更广。”张倩说着自己做公益的感受。
这也是大未青年网络将目标群体定为“新四年”的原因，相比大一大二的学生，他们开始褪去迷茫、有成熟和独立的思考，比起在职场打拼多年的人，他们又略显稚嫩，思维活跃、接受能力强、愿意尝试新鲜事物都是他们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在树立自己人生观很重要的四年中，在心里播下一颗公益的种子，不管以后这棵树会长多高。”刘梓舟如是说，“虽然我们现在基本都是兼职做些公益的事儿，还有自己的工作和人生规划，但是这个概念已经对我们产生了影响。”
链接
FOUR 新四年
大三，大四，毕业第一年，毕业第二年。如果给你一次机会，重新规划这四年，那么我们的人生会发生什么变化？
“新四年”是一个概念，提倡把大三到本科毕业的第二年这四年作为一个时间段，是学生生涯和职业生涯中间的过渡阶段。在新四年时期，大学生们做了哪些事情、遇到哪些人、去过哪些地方、学到哪些东西，对于他们的职业生涯和整个人生都有关键性的影响。
新四年研究院(FOUR Institute)是研究讨论这个概念的公益机构，通过研究(线上讨论/线下工作坊)、联结伙伴机构和拓展(创想孵化)来开展行动。
2012年5月Oliver Ding在哈佛教育学院做了一场“新四年工作坊”的论坛，议题是《中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发展讨论》。在这次论坛上，他认识了来自纽约的陈沐，为了继续把这个概念传播下去，Oliver Ding和陈沐决定发起一个名为“新四年研究院”的公益项目，用来追踪、讨论和研究一系列与新四年概念相关的议题。新四年研究院(FOUR Institute)向所有人开放，每个人、每个机构都可以通过合适的方式参与进来，自由参与，自由退出，聚集各类社会资源更好地服务于新四年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