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慈善组织登记审批手续简化的情况下，政府“源头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政府放好权，社会还要接好力，多重监督力量应该互相补充
6月27日，广州市首届慈善项目推介大会落下帷幕。为期2天的推介会上，102家慈善组织推出了1080个项目，涵盖了扶老、助残、救孤、济困、赈灾五大领域，总共募集了3.187亿元资金。
推介会改变了以往大规模慈善募捐活动的传统操作方式，提倡以项目找资金，让捐赠者在捐款前看到项目策划，甚至更具体的资金使用计划。先认可项目，再进行捐赠。
根据广州市民政局统计，捐赠100万元以上的单位和个人有41个。其中，景兴地产黄埔公司捐赠5000万元、广东省侨商会会长梁少贞捐赠2000万元，分别是捐款最多的单位和个人。
在过去的不到两周时间里，广州慈善连出新举：首度公布城市慈善“蓝皮书”、首次举办慈善项目推介大会、首创地区性的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制……这一系列举措的背后都有当地政府的强力推动，其目的和效果十分明显——政府放权，让慈善回归民间。
“定向认捐”不做“调剂”
按惯例，广州会在每年6月底开展大规模募捐活动，先募集资金，再分配用途。去年筹得约2亿元。从今年善款的大幅增长来看，捐赠者对这种创新举措表示了认可。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为一个专门帮扶残疾儿童及其家庭的项目捐了两万元，工会副主席李争华说：“他们项目细则列得非常细，帮扶孩子上学用多少钱、看病用多少钱，资金的去向很明朗，我们感到放心。”
民营企业广东哥弟时尚服饰研发有限公司则选择了天河区慈善会的老人院项目捐资200万元。“自从2000年开始资助花都区老人院，经过十多年相处，我和这些孤寡老人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该公司总经理金林玉说，“通过帮助他们我自己的内心获得了很大的慰藉。”
为了体现对捐赠者意愿的尊重，推介会严格实行“定向认捐”的原则，包括政府在内的其他人不做干涉，也不做“调剂”。广州市民政局副局长易利华告诉本刊记者：“第一次举办推介会，肯定有不完善之处，我们也预想过可能会有项目筹不到款。但政府在这里只是起到一个搭台的作用，我们不会说某个项目已经筹得目标金额了，就劝企业改捐别的项目。一定要尊重捐款人的意愿。”
事实上，在慈善募捐中减少行政化约束、尊重捐款人意愿已成趋势。今年芦山地震发生后，民政部首次提倡由公民自主选择救灾捐赠对象。壹基金秘书长杨鹏认为：“这非常有意义，政府从‘运动员’变成了‘裁判员’。”
一些参与广州慈善推介会的机构也意识到，成功募款的前提是更多考虑捐赠者的意愿，让他们的需求得到回应。广州市穗星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拓展部主管叶颖怡说，希望推介活动能邀请更多企业与公益慈善组织直接对话，“了解了捐赠企业想找什么样的项目，我们就可以根据其需求对项目细节作出修改和完善。”
据广州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唐国平介绍，一些筹款目标高达数千万元的大项目、实体项目获得了捐赠者更多的青睐，服务类的项目则受到冷遇，尽管很多这类项目所需的资金并不多。对此，中山大学中国公益慈善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健刚说：“我国慈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随着慈善文化的发展，人们会更强调项目的可持续性、更注重长远的效果，小而灵活的项目会渐渐成为主流。”
杨鹏认为，目前国内慈善事业筹款最艰难、公众认可程度最低的，是研究项目和法律促进项目，“捐赠者往往会觉得这些很虚，效果看不到，但其实政策和法律改变带来的影响才是最深远的。”
破除“专权”民间“接棒”
2012年5月1日起，广州市包括公益慈善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用前置审批，也无须找业务主管单位挂靠，社会组织登记得以“松绑”。同期，首部放开慈善公益组织公募权的地方法规《广州市募捐条例》正式实施，破除了公办慈善机构在慈善募捐中的“专权”，为民间慈善组织提供了与公办慈善组织公平竞争的环境，从制度上鼓励了民间慈善的发展。本次推介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办的。
广州市民政局局长庄悦群告诉本刊记者，本次推介会“基本覆盖了全市慈善组织”。除了各级慈善会、红十字会、公募基金会之外，还有一大批民间草根组织参与了推介。在推介会现场，这些组织都享有免费提供的展位，用图文并茂的展板来宣传自己的项目、吸引捐赠人，并把民政局办理的“募捐许可”挂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不少社会组织非常注重突出自己的特色，例如红十字会有现场的急救演示，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请来了多名残疾人直接与大家面对面交流，广州市正信慈爱协会推出的“防止自杀”音乐电台项目，干脆把直播间设在了会场。
互相竞争的同时，大大小小的公益慈善机构也在互相学习、借鉴经验、建立合作关系。“参展这两天我们一直在场馆里跑，看看其他同行是怎么做项目的，找找可以互补的地方。”叶颖怡说。即便是残疾人福利基金会这样募款经验丰富的“老牌”慈善组织，也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秘书长伍智敏说：“我们希望从年轻同行身上学到一些新颖的构思。”
创办于2012年8月的广州公益组织发展合作促进会，在本届推介会上推出了2个项目，希望筹集467万元资金。尽管最终只募得了27万元，但会长叶子卿还是给组委会发来了致谢邮件。“通过推介会，我们与70余家公益慈善组织建立了业务联系，与20多家组织增进了了解，与3家组织达成了公益项目合作意向。”他在邮件中写道，“我们会再接再厉，加紧募捐工作，力争实现预期目标。”
即便是募捐最不理想的机构，也没有否定参与推介的意义。广州德心戒毒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一家成立于2012年7月的社工组织，希望建成一个20个床位左右的“中途宿舍”，帮助戒毒人员重新融入家庭和社区。但在推介会上他们没有募得款项。
“我们的组织还比较年轻，大家对我们还不了解。戒毒人员也不像其他弱势群体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很多人对他们还有偏见，这也说明慈善文化需要培育。”尽管没有筹到钱，中心执行总监邹林锋还是认为不虚此行。“比募捐更重要的是展示。我们站出来了，让大家了解还有哪些人需要社会的帮助，这就很有意义。”
“很多小组织可能到了推介会才真正感受到世界很大。”杨鹏说，“项目好才会有人来捐，怎样设计项目、推介项目，对草根组织来说是一个成长过程。这次筹款不理想没关系，因为这只是初次见面，慈善组织和捐款人相互了解也有一个过程。”
杨鹏认为，回顾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放权。“经济上放权激活了民营经济，让他们参与竞争，才有了今天的经济奇迹。”杨鹏说，“现在改革的重点从经济领域转向社会领域，激活民间组织才能促成国家公共建设的成长。”
自律他律监管
在推介会开幕式上，广州市慈善组织社会监督委员会正式揭牌，推介会的所有项目和全过程，都在它的监督范围内。这是全国首创的地区性慈善组织第三方监督机制。为慈监会揭牌的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说：“这在全国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首届慈监会有15名委员，来自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律师、会计师、媒体人和慈善知名人士7个界别，任期三年。这些委员的工作为志愿性质，不因履职而领取任何报酬。广州市民政局将为慈监会提供经费和办公场地保障，但慈监会将按其章程独立运作。
在6月19日的成立会议上，朱健刚被选为副主任委员。“我们要有自己的观点和声音”。他说，“我们被选出来不是为了满足微博‘微民’的乐趣和愿望，也不是政府说什么就去做什么。我们会努力聆听各方的意见，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另一名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代表、《律师》杂志主编陈舒说：“如何通过制度安排来落实监督权，是我们探索的关键。”
成立第三方监督机构，也是应对困扰我国慈善事业诚信危机的必要之举。据广州市慈善服务中心6月25日发布的当地慈善“蓝皮书”，在一份调查问卷的500名受访者中，仅有3.6％的人认为当地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完全可靠”，认为基本可靠的只有24％，而高达32.3％的被访者认为“完全不可靠”，另有超过四成的人认为“说不清楚”。此外，表示在2011年参与过慈善捐助的受访者比例为56.2％，同比下降了约9个百分点。“蓝皮书”认为，这可能与慈善透明度问责有关。
目前，广州尚未有慈善组织卷入始于“郭美美事件”的慈善问责风暴，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一事件摧毁的并不是某一个组织，而是公众对慈善事业的普遍信任。“部分被访者对慈善机构的不信任已经近于情绪化。”“蓝皮书”指出。
红十字会成立其监督委员会在前，人们难免要将广州慈监会与红会社监委作一番比较。从性质上来说，广州慈监会是面向区域内所有慈善组织的第三方监督机构，而红会社监委则更多体现自律机制。
“虽然性质不同，但自律、他律与政府监管同样重要。”朱健刚说，“红十字会正在进行艰难的改革，这很不容易。而广州政府部门邀请第三方加入监督，也是一种具有战略意义的新的监督方式。”
庄悦群表示，慈监会是在民政部门组织推动下成立的、独立运行的第三方机构，但它并不代表全体公众，与其他的监督方式、监督力量并不互相排斥。
朱健刚说，在慈善组织登记审批手续简化的情况下，政府“源头管理”的难度大大增加。政府放好权，社会还要接好力，多重监督力量应该互相补充。“要鼓励专业委员会的监督、媒体的监督，还有慈善机构的自律联盟。出现严重情况，则需要政府介入，通过行政执法措施进行查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