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晓光（中科院国情研究 中心研究员）
我长期从事NGO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对这个领域有比较深的参与，在学者的理性之外不能完全排除对NGO的感情。坦率地说，我对媒体监督的心态是矛盾和复杂的。抛开具体的事件，从客观上讲，媒体对NGO 进行公正的负面报道能够形成有效的监督，促进NGO的自律和规范发展，这在客观上是好事，媒体这样做并没有错。但是也应该看到，面对目前存在的众多复杂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在媒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针砭时弊应该考虑优先性。应该重点打击那些无恶不作的坏人，而不是热衷于挖掘好人的瑕疵。目前，媒体受到限制，无法去抓政府的问题，为满足市场需求就拿仍然处于脆弱状态的 NGO开刀，因为这样既没有太大的风险，又容易赢得眼球。另外媒体的一些批评出手太狠。我希望它们报道NGO，即便是做负面报道的时候也能从爱护的角度出发。人无完人。好人也不是完人。现在好人太少了，要多保护，多支持，对好人，即使是批评和监督也是为了他们做得更好，而不是一心要把他们一棍子打死。我认为，这是媒体应有的态度。
邓国胜（清华大学NGO 研究所副所长）
媒体对NGO的监督主要是针对资源利用上的公开透明而言，这方面应该加强。正面报道帮助社会认知 NGO，负面报道则造成压力，推动NGO采取行动树立自己的公信力。目前正面报道多的原因是主流的政策安排。同时，也有媒体意识不够敏锐，社会公开性不高的原因，使问题潜伏在冰山之下，不象西方媒体热衷于揭伤疤，所有的领域都是这样。
对丽江妈妈的报道在整体上对NGO发展有一定负面影响。公正报道不能只反映一面之词。报道要有理想，不能迎合猎奇心态，否则会激起人们对 NGO不公正的看法。但是，负面报道是推动NGO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动机。应该深入分析，而不是仅仅流于对个人的谴责。比如可以进行案例讨论、专家访谈，围绕理事会、法律制度监督缺失等问题探讨事件内在的机理和深层原因，探讨如何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政府应该善于把握时机，利用“丑闻”契机帮助NGO建立规则，推动自律，推动透明和公开化的讨论。
林谷（新华社记者）
NGO不能够自认为具备天然的道德优越感和免责的权利。公益性NGO善良的动机并不能等同于其免责的权利和护身符。接受公众监督是运作NGO的题中之义，社会对其接受监督的要求甚至比企业还要高。如果能够把NGO成长的烦恼加以理性的展示，可能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对NGO不必过分乐观或者悲观。记者对感到困惑的问题，要避免自己轻下断语。只能充分报道不同侧面，让读者自行判断。对NGO应提倡理性的关注和审慎的监督。
张淑琴（北京太阳村特殊儿童救助研究中心负责人）
一棵枣树生了虫子，如果施加剧毒农药，很可能树和虫子一同杀死。治病的方法很多，能否采用捉虫的办法？夹缝中生存的NGO需要支持性的社会环境，简单粗暴的报道可能会对脆弱的NGO可造成毁灭性打击。应该多探究政府的责任。政府平时既不领导也不监督，只是出了问题查问题。政府应加强对NGO的监督指导，希望媒体的批评要谨慎，要掌握尺度，从正面帮助NGO改善管理。
《南方周末》某资深编辑
我们对NGO的出现持积极态度，不希望造成 NGO发展的不利影响。进行负面报道是出于对NGO发展中一些非健康因素的担心，希望NGO发展能够有一个健康和环境和轨迹。不希望一些中国特色的不健康的因素影响NGO在阳光下的轨迹，通过告知真相，把这些因素置于阳光下，置于公众视野中。不想导入极端和猎奇，比如对沈阳儿童村的报道而言，我们的定位是“复杂的丑闻”，也探究了儿童村生存的原因以及背后的制度性缺失。报道推动辽宁省孤儿救助条例的修改，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儿童的身份界定问题。政府接管儿童村以后，《南方周末》又做了后续报道。
唐建光（《中国新闻周刊》 主笔）
媒体对NGO的负面报道少是因为对NGO抱有善意。有些记者接触到 NGO的负面问题，了解情况也不愿意报道，担心负面报道对脆弱的 NGO造成毁灭性影响。NGO的自身建设很重要。比如两个儿童村的事件，对整个儿童村事业造成很大打击。及时有力的外部监督，能使NGO在约束下管束自己，从而避免更大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