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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家庭暴力

“我要上访”

 

        当她迎面走来的时候,我的第一印象是,她没有表情。可能艰难和痛苦的生活经历已经将她的大部分幸福打碎,我猜测那点残留的微笑是出于对我的礼貌,我很尴尬。她默默地推着破旧的自行车,领着我穿过热闹而破烂的市场,穿过胡同,朝她家的方向走去。因为我的不安,使我低着头,这样很快就注意到了她的手――焦枯的皮肤和萎缩的手指。

 

 

        这好像并不是一个"家",董迎花和她12岁的女儿住在由她所在的大队提供的仅有10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昏暗的灯光和糊满报纸的房间,让人觉得已经离北京这个繁华的都市越来越远。年幼的女儿在5年前目睹了父亲对母亲的暴行,我担心她是孤僻或者是偏激的,但与母亲的相依为命的她看起来很活泼。

 

 

       1997年出事的那天,我想她永远都不会忘记,自结婚起,夫妻之间战争就永无停止,最终导致了王军(化名)将董迎花烧伤。自1998年以来,从出院到现在,她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就用来奔走在各个政法部门之间,“我常坐的公共汽车、小巴司机都认识我了。我原来太软弱了,现在我主要的精力都用在上访和打官司上,我要为自己和孩子要回我的。”

 

 

        已经丧失劳动能力的董迎花,靠民政的救济和残疾人津贴养活自己和女儿(这些也都是她多年努力争取的结果)。尽管女儿的学杂费已经全免了,但是每月300多块的伙食费还是一笔庞大的开支。可能这样困难的生活反倒加深了母女的感情。董迎花给我讲了一件小事。

 

 

        女儿在学校吃的是统一安排的营养配餐,每天都有水果,女儿不舍得吃,就偷偷带回宿舍,但是这是违反学校规定的,有一次被老师发现了。当老师知道是她特意要留给母亲吃的时候,也不禁热泪盈眶。

 

 

     “我们有时一天只买3个馒头加1毛钱的咸菜,就在市人大的门口等,一起上访的人,很多,大家都认识了。”妈妈还给别人买豆包!——在女儿的心目中,妈妈是很善良的人。“大家都相互帮助吧。”

 

 

        因为董的坚持和不断上访,王军由15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缓,但是由于司法上的原因,法院判决的经济赔偿至今毫无着落,母女俩的生活十分困难。

 

 

        她现在最大的愿望是能要回自己的房子,将属于她的财产要回来,如果能真的得到赔偿的话,就努力地培养孩子 -- 女儿是她最大的动力和支柱。而困难就是上诉,“我没有钱,也不知道能不能打赢官司。但是,我一定要努力。”当我问她是否知道什么是家庭暴力的时候,她说她原来不知道,是妇联的人告诉她的。我临走的时候, 她给我看了多年来买的厚厚一摞法律书,而我也告诉她可以找北京大学的妇女法律援助中心。

 

 

 

 

 

“我不想再结婚”

 

 

        从部队转业到地方,从集体生活到婚姻生活,年仅31岁的阎珍革的经历并不是那么简单和一帆风顺。

 

 

        作为一名独自在京的外地女孩,98年底,经过短暂的甜蜜爱情,她和一位“各方面条件都不错的”男人迅速结婚了。婚礼筹备之前战争就开始了。忍受了第一次暴力的她,就再也没有能够摆脱这个挥动拳头的丈夫。其实,“我也没想到,可能我一直在 军队里,比较听指挥,特别能忍受吧”。

 

 

        阎现在的身份是一名警察(这可能是比较让人感兴趣的一点),她在自己工作接触中,慢慢地了解到她所遭受的痛苦是不合理的,但是,“因为我毕竟也爱他,离开他,我一个外地人连个住的地方也没有,也没有什么亲人和朋友,更不好意思让单位知道。但我感觉他十分歧视我。”尽管阎曾经多次拨打110报警,当地的片警也十分同情她的遭遇,但是,阎却一次再一次地原谅了丈夫。

 

 

       “我是从一个亲戚那里知道我可以找妇联的,我就去了市妇联,她们告诉我这是家庭暴力。”——已经被丈夫打得多次耳穿孔,脑震荡并流产的阎珍革,开始去咨询。“我终于有勇气提出了离婚,尽管现在就住在单位的值班室里,但是心情很舒畅。”由于实施家庭暴力,阎的丈夫被判1年(监外执行,其实他并没有受到处罚)。而阎“也并不想再上告”,因为没有用,“他家很会活动,我只想有个地方住,安安静静地过日子。”

 

 

      从对这两个受暴妇女的访谈来看,尽管第一次受到暴力之后,都会有些反抗和不满,但是,因为顾及感情或孩子,或根本就是因为生活本身,她们不得不面对这种暴力的环境。并且,很多人根本意识不到什么是家庭暴力。我曾在出租车上谈到这个问题,一位司机对我说,“因为我从来不打老婆,顶多就是吵架,我不觉得有人会做这样的事情。”而有的人则说,“那打了就打了,没了我,她吃什么呢?”

 

 

        同时,公安和司法体制也存在着很多执法问题。“清官难断家务事”的袖手旁观,和“权大于法”、“人情交易”也十分严重,使判决或执行都会使弱势的一方无法得到有效公正的对待。

 

 

        作为最大的妇女非政府组织―妇联本身尽管设立了专门的妇女权益保护机构,但是,因为其不是权力机构的性质并不广为人知,使得她没办法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另外,作为重要支持体系的民间组织的干预和援助手段也并不健全。尽管一些妇女热线、法律援助、心理咨询机构业已存在,但由于范围、地域、规模的局限,也不能顾及到所有受暴妇女

 

 

        这些妇女不能摆脱暴力的空间,似乎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一个十分实际的问题——无处可住,无家可归。一些国内非政府组织如圣爱(见此文章)的尝试虽然失败了,但是,毕竟妇女庇护所确实曾经给这些妇女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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