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用电气公司（GE），Elfun的知名度很高。事实上，在GE遍布全球的公司里，Elfun ( Electric Fund) 拥有49,722名会员，136个分会和3个支会，每年还不断有新的分会成立。不过1928年成立之初，它可是典型的“富人俱乐部”，进入这个俱乐部被视为晋升公司高层主管的敲门砖。后来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主席杰克·韦尔奇的倡导下，它逐渐演变为一个志愿者组织，在这里，GE在职和退休的员工们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从事各种形式的志愿活动，发挥成员的领导才能，促进相互的合作。
Lorie Liu，GE动力系统公司的税务经理，她的另外一个身份是GE Elfun China的主席。和所有在外企工作的年轻人差不多，刘每天的时间安排地满满的，加班到晚上9、10点钟是家常便饭。于是我们的电话采访也从晚上10点钟开始。
Elfun 的宗旨是提倡员工参与，贡献他们的时间、精力和才智。“在美国，人力资本是很贵的，所以大家社区服务的意识很强。GE最初是一家美国公司，受这个传统影响挺大的。”但是在中国，这种观念与我们的文化冲突很明显。刘说他们和国内一家知名的慈善机构联系时，对方很直接地表示：“我们最缺钱，你们能给我们钱最好。”但是Elfun不是捐款的机构（GE设有GE Foundation作为捐款机构），对方听说后不免失望。刘讲了一个例子：一次他们偶然得知北京郊区的某弱智儿童幼儿园需要改造操场，于是Elfun一方面发动员工捐款，同时组织员工去义务劳动，节省人力开资。但是当Elfun的队伍到达准备动手干活时，幼儿园的领导说他们已经雇来了一个工程队。“你们这些城里的先生小姐怎么能干这个呢？你们给我们捐款我们就很感谢了。再说还是施工队干得快。”有过几次这样的教训后，以后每接触一个新组织，刘总是先声夺人，打消他们要钱的念头。“我们不给钱，我们volunteer我们的时间。”
Elfun的活动经费还是来自员工。GE是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的信用机构，所有的员工都使用GE发行的银行卡，每次刷卡消费都会自动扣除1分钱进入Elfun的帐户，另外，Elfun 的会员每年要交纳一定数额的会费，在中国，这个数字是150元人民币。各地分会找到一个项目后，做项目预算，写项目策划，然后报给总部，总部审核批准后将所需经费打入分会的帐号，不过每个分会的年经费总额被控制在几千美元以内。
一个令人苦恼的事实是，Elfun这样的志愿者组织往往和需要得到帮助的机构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他们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系。大众媒介对NGO的报道是很多企业公民获得信息的重要渠道，但是进入媒介视野的NGO毕竟有限。这时候，GE庞大的员工网络就发挥了作用。上文提到的幼儿园，就是Elfun其他分会的成员提供给中国分会的。Elfun还组织员工到顺义儿童村（见本刊2003年春《同在蓝天下》）种植枣树、修建蔬菜大棚，他们是中华慈善总会处得知儿童村的。
另一个例子更有启发意义。一位GE员工的同学写信讲述了他在山西大同地区的一个穷山村小学校志愿支教的所见所闻。刘得知后很想帮助孩子们，但是Elfun只能在北京市及周边地区组织志愿活动，她不知道该怎么帮他们。最后还是支教的同学根据他对山里孩子的了解，给了Elfun宝贵的启发，于是大家突然发觉可做的事情很多：
――教室昏暗，小学校没钱买灯泡，也用不起电。GE照明公司捐了自己生产的节能灯；
――穷孩子们压根没见过电脑。Elfun捐给小学校两台仍然可用的旧电脑；
――穷孩子们买不起书，业余生活很单调。Elfun发动员工捐出家里看过的课外读物和旧报纸，为小学校建了图书室；
――因为穷，当地很多成绩优异的孩子放弃了考高中的机会。Elfun发动员工资助他们完成高中乃至大学的学业，唯一的条件是校方需提供孩子的详细资料，“我们要对孩子负责”。刘说这比捐钱给希望工程感觉好多了，被资助的人和我们是面对面的；
刘说她们还有很多想法，比如带一些优秀的孩子来北京，参观GE现代化的工厂，走进北大、清华等著名学府，帮他们开阔眼界。由于前段时间北京的非典疫情，这一想法还未兑现。
Elfun还为NGO提供志愿服务：
――长期帮助金钥匙视障教育研究中心做资料翻译、陪同外国专家赴内蒙古考察、收集多余的笔、纸给金钥匙作办公用品、免费设计电子贺卡替他们节省年节寄卡片的费用和人力。
――和农家女学校合作，资助内蒙古的乡村女教师来北京农家女学校参加培训。刘说Elfun当时的想法是帮助弱势群体，而且她们认为教师的身份可以使她们学到的知识更广泛地传播出去。GE设计了以教学法为主的培训内容，课程结束后老师们反响很强烈，纷纷写信谈自己的感受。
目前，GE基金会（前身是GE基金）已经确定为JA设计的在初中教授的国际市场课程提供三年的资金支持，资助金额共计10万美元。JA（Junior Achievement，青年成就）是一家致力于培养全世界少年儿童商业知识和领袖精神的非政府组织，2003年在中国正式注册了代表办公处。此前，GE还赞助了JA在上海举办的一项比赛。此项目的教学工作大部分由GE的Elfun志愿者完成。据JA中国项目负责人Kent先生的粗略估计，仅在北京、上海两地，GE就有至少60、70位员工在担任JA的志愿教师。因为JA项目多在教学时间进行，同时也是一般公司的工作时间，这就要求志愿者所在的公司有非常明确的政策认可一定程度的志愿者参与。
“我们的宣传尽可能地煽情。每次活动之前，我们制作一些简单的宣传纸片，贴在办公室，让大家觉得活动有意思；多数员工对我们组织的活动都挺感兴趣，我们作为组织者就尽量考虑大家的时间，活动多安排在周末，让大家有时间参与；活动结束后，我们将拍的照片和写的感想再发给大家，以便没空参加的同事和我们分享，也便于新进的员工了解Elfun。这样，大多数的员工会在不影响工作的前提下，参与我们的活动。”刘热情地谈起组织活动的种种技巧和注意事项。
在GE Elfun,只有3个人是全职的，他/她们负责为Elfun制订纲领、审核项目申请,其他人全部是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作为Elfun中国的主席，刘需要付出比一般会员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一次为期1天的活动，往往要花好几天的时间联络、组织和协调。但是刘没有抱怨，“我喜欢做公益的事情，就是喜欢。即使不在这个位置上，我也会做的。”
“我做志愿者，不是单纯的付出，在付出的过程中，我帮助的人也给了我回报，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是双向的过程，是一种精神享受。”GE上海公司的高阳小姐如是说。■
福特汽车公司现任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比尔.福特关于“好企业”和“伟大的企业”的名言还犹在耳畔（注1），2003年6月，值福特汽车公司百年之际，公司首次发布了“福特中国企业公民报告”，向公众展示了从1992至2002年10年间福特汽车公司以企业公民身份所进行的运作、遵循的原则和取得的成果等内容。
公共事务专员祝丽华在电话采访时指出：“这份报告是对福特汽车在中国开展业务10年来在企业公民领域工作的一个汇总，一个里程碑。”迄今福特在美国本土已经出版了4期企业公民报告。目前，国际上对外提供企业公民报告的企业越来越多，也已经成为一种趋势。在澳大利亚，当地政府就要求企业出具类似企业公民报告的材料，把企业对社会所作的业务范围之外的贡献以报告的形式提交。
环保事业可以说是福特汽车做好中国企业公民的重中之重。在发布企业公民报告的同时，2003年"福特汽车环保奖"已经启动。针对今年的SARS疫情，福特中国专门划出50万元设立 "福特百年特别奖-野生动物保护"奖项，对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或团体进行嘉奖和资助，唤醒社会各界对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从2000年首次进入中国以来，福特汽车环保奖已经颁发了3届，共有49个环保团体和个人获奖，
另有19个团体和个人获得提名，每年颁发的奖金总额达100万元人民币。作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环保奖评比活动之一，“福特汽车环保奖”的授奖活动遍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前身是1983年在英国首次发起的“亨利?福特环保奖”，旨在鼓励各阶层人士积极参与有助于保护本地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2002年3月，长安福特汽车公司选址前，委托国际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委员会（WHC）调查工厂建设对周围的生态和生物环境的影响，在福特汽车的一位环保工程师的牵线搭桥下，WHC将部分项目委托给当地的一家NGO――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在目前状况下，草根NGO能够加盟跨国公司的企业公民活动的例子实在是屈指可数。
联合会会长吴登明回忆说：“厂区开发前，这里都是农村，有农田、森林、沼泽和草地，生态和生物多样性齐全，工厂建成后对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影响很大。”“工厂位于当地政府圈定的上万亩的工业园区内，我们无力反对，我们能做的只是尽最大可能地减少建厂对环境的破坏。”一番努力后，联合会提交了长达41页的工作报告，联合会的会护专家提出了很多环境绿化方面的建员、重庆自然博物馆的两位自然生态保议，主张对厂区进行了立体化绿化设计，绿化尽可能地“仿真”、“仿自然”，能保持原有状态的就尽量保持。福特汽车公司对这份报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吴会长认为：“福特汽车公司作为一家跨国公司，还是比较注重自己的社会形象的。”工厂建成之后，联合会还有很多想法，比如将长安福特建成“生态保护和生态恢复的样板工厂”，对员工进行环保意识培训；今年长安福特正式开始生产后，联合会还准备监督他们是否“言行一致”。但是这些计划都搁浅了。吴会长认为：“合资方长安汽车是国有企业，他们的环境意识很差，公共责任意识也很差，一味追求利润和政绩。不愿意和我们继续合作。”
公共事务专员祝丽华女士在电话采访中说企业作为公民和社会的互动有很多方面，福特公司属于汽车行业，所以比较侧重环境、教育和研发领域。公司组建了专门的企业公民委员会，定期举行会议，由福特汽车中国有限公司的公共事务副总裁担任委员会主席。公司规定所有的员工每年都有一天参加公益活动或者社区的公共服务。这些活动增加了员工对企业的了解，和高层领导的交流，是企业文化的渗透。她个人曾参加了公司组织的植树活动，“（我）感觉挺不错的，公益活动不再是触摸不到的，从内心也增加了对公司的信赖。”■
注：“一个好的企业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而一个伟大的企业不仅能为顾客提供优秀的产品和服务，还竭尽全力使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
就职于宝洁公司销售部的Jenny Xiao是中国发展简报的读者，也是中国NGO的关注者。“我觉得慈善事业应该算是自己的一个职业兴趣吧，如果有合适的机会，会考虑这方面的工作。”她的一个朋友在英国救助儿童会工作，她常常向朋友打听她们工作的具体情况，了解她们的工作原则和理念。在她看来，救助儿童会的工作很有价值，“她们把钱用在该用的地方，而且会关注效果。更关注和支持持续的发展、赋权发展的能力和工具，常常举办各种培训。”
“每年公司花在慈善事业上的钱不少。”这点也可以从宝洁公司的捐款额中得到印证：据统计，宝洁1996-1998年向希望工程累计捐款1200万元，在全国27个省、自治区兴建了76所希望小学。1997年还向春蕾计划捐款50万元，支持女童教育，帮助她们重返课堂。到2003年为止，宝洁公司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捐款建立了100所希望小学。2003年又向希望工程捐款400万元人民币。宝洁每年都有一定的预算用在慈善事业方面。但是Jenny个人的感觉是：宝洁的这些公益活动都做的蛮商业化的，商业目的很强，“反正不是雷锋啦”。配合每个项目都有很多的宣传。
P&G的合作对象多是和政府关系密切的机构，合作时间最长的是“希望工程”，从1996年开始直到现在。对合作伙伴的选择宝洁有自己的考虑：作为一家知名的跨国公司，宝洁的经销商遍布全国各地，所以公司层面希望和全国性、影响大的机构合作，然后继之以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希望工程是少数符合这个标准的机构，所以合作一直进行。但是具体到部门或者更小的团体层面，他们选择合作伙伴的自由就大多了。这种小规模的活动一直存在，但是比较低调，在公众和媒体中的能见度不高。■
编者按：我们选取了四家公司，将它们资助的活动列成简表，供大家参考。资料来自各公司的网站和一些媒体报道。除特别注明外，金额均为人民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