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专程去日本采访了56年前发生水俣病的地方。今天，水俣的大街上还有这样的广告：水俣和“窒素”是同一个命运共体。
水俣病发生在56年前的日本熊本县（省），被定为是世界十大公害之一的汞中毒事件。“窒素”是氮肥厂，也是当年汞污染的制造者。今天被正式认证的水俣病患者为2237位，而潜在的水俣病患者却高达6万人。之所以是潜在，是因为有一部分患者怕受到歧视，宁愿不要赔偿、自己忍受病症的痛苦，也不愿站出来。
少数人要服从大多数人的利益，在中国这是常理。可是在日本访问时，熊本县知事（省长）蒲岛郁夫却一再向我们强调水俣病患者老龄化的问题。
“如果你把关注点放在少数人身上会不会丢失选票？”我问这位知事。
他是这样回答的：“牺牲少数人的利益，也不一定就能给多数人带来幸福。况且少数人和多数人也是会有变化的。今天大多数的受益者，明天或许就成了受害的大多数，而今天的大多数，又成了明天的少数也不是没有可能。所以不能简单地判断大多数与少数。”
蒲岛郁夫知事的这句话，让我联想到今年入冬以来北京的几次阴霾天。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发展，受益的是大多数。可如今因空气污染带来的阴霾天，受害的就不再是少数人了。
日本经济学教授寺西俊一说，环境是人们生活的容器，我们把容器弄脏了，还要在里面生活，那会是一种什么生活？
在日本，我访问了几家为水俣病患者提供服务的中心。在那里，我见到的都是在娘胎里就得了水俣病的患者。在那里得知，医生们开始还以为母亲的胎盘能为胎儿挡住毒素，后来发现，胎盘可以保护来自自然的影响，却无法抵御重金属对胎儿的伤害。
在日本水俣发生的汞中毒事件，给当地人和当地家庭带来巨大痛苦的同时，也让人们看到了“容器”破坏带来的社会成本和经济成本。
有人算过账，窒素氮肥公司当年如果对排放的污水加以治理，花费会是200万日元。而污染事件发生后，他们付出的赔偿金额是2000亿日元。这笔钱窒素公司根本付不起，要靠国家与他们一起付。国家的钱哪来的？纳税人。这还没算水俣病给日本环境破坏带来的损失，也没算受害者这一群体的损失有多大。
日本前环境省副部长小林光告诉我，水俣在日本的经济发展中，曾走在前列。现在的水俣，在日本是落后地区。日本近年来的经验表明，为治理环境花钱，会提高GDP的正增长。越早治理，越能减少受害损失。不为治理污染花钱，会让更多的钱投入到消极影响的消除中。
我问小林光，在中国，人们还是在说要先吃饱了再环保，尽快有些破坏并不是为了吃饱。那么，在日本，有多少人赞同保护环境不应在发展之后，保护环境不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
小林光说：很少。他自己的观点在日本也是少数。大多数人认为还是要先发展，保护环境会影响经济发展。所以，今天水俣的大街上还有“水俣和窒素是同一个命运共体”这样的广告。但，这也并不影响今天的少数人，还在努力让公众和决策者看到经济学家算的这笔账。
小林光说，现在，日本政府已经把产业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分开，预防原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目前产业与环保没有分开的就是福岛，结果就因为大地震，出了今天这样可怕的灾难。
水俣病发生已经56年了，日本在处理“后事”上还有很多问题。不过，在访问中我发现，一大批知识分子在中毒事件发生时，冲在第一线的医生、律师、官员，现在都在做很小的事：开个诊所，办个患者服务中心、建个乡村生活博物馆。一位叫尾崎的律师，为了给患者打官司，去了400趟鹿儿岛，费用全部是自己垫付的。
做这些事情都很有意义，但对政策的影响及改变，是否太小了点儿？这是日本知识分子在各种尝试后的无奈选择，大家认为做事还是应该从小事做起。我想，这其实也是我们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的选择。
在日本的水俣病报道中一直走在前列的日本记者高峰武，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不懂装懂就制定政策并加以执行所带来的结果是最坏的。这话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