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辛生活的人群脸上依然有着美丽灿烂的笑容，这时你会感叹生命的力量。但生命毕竟太过脆弱，环境也太“艰辛生活的人群脸上依然有着美丽灿烂的笑容，这时你会感叹生命的力量。但生命毕竟太过脆弱，环境也太过脆弱。涸泽而渔最终会摧毁脆弱的环境和生命。让我们关注环境，关注这群被矿难反复呈现却又被忽视的人群。”
近年来，与矿难相伴的死亡事件总是以惊人的消息和画面触动人们的神经。而2006年3月10日在首都图书馆展出的“地层下的光亮：贵州习水农民矿工自拍图片展”，则通过矿工自己的眼睛，将这个群体常态性的生存现状展现出来。
嘴上刁着香烟神态自若的孩子；在煤堆的一角躺下歇息的女工；妇女在煤堆上集体打渣的场景；男人们在井下作业的日常状态；墙上写着“安全生产”几个大字却遭遇地层下裂的危房；满桌饭菜热气腾腾的大家庭聚会；镜头面前略有些紧张的拍摄者自己；夹带着煤尘漆黑一片的洗澡水；地层深处穿透黑暗的微笑；在周身煤尘映衬下矿工发亮的眼睛和洁白的牙齿……193张照片通过“作者、生活、环境、妇女和孩子、地层下的光亮”几个类别，将农民矿工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以及他们工作生活的环境，自然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可以看出，创作者并不期望诉诸观者的同情或者愤怒，他们试图 “反映生活中美好的，愿意让人看到的一面，”以及背后的忧虑和困惑。展出合作方，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主任梁晓燕说，“经常出现在传媒中的矿工形象，总是处于悲惨血腥和挣扎的状态，这次展出表现的却是矿工日常生活中的状态，表达了他们的困惑、期望和尊严，帮助公众走入矿工真正生活的精神世界，获得更为切实的体会。”
这些平淡朴实的生活记录与深埋地层的煤炭一样，透着低调而不张扬的个性，但仍然给予观众另外一种震撼，他们纷纷踊跃留言表达观感和意见。
2005年10月，从事乡村社区发展的民间组织 -- 贵州高地研究所（以下简称“高地所”）把4台数码相机交到普通农民工的手上，让他们自由表达。此次参展的作者(矿工、妇女老人和孩子)有13位，共拍摄1000多幅图片，经筛选展出近300幅图片。这是“高地所”继 2006年1月在贵州完成首次巡展之后，应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之邀北上，共同举办第二次巡展。
事实上，在这些照片反映的平常的生活下面，其实已经凸现了当地矿工危机四伏的境况。而此举的直接指向，是农民矿工的尘肺病问题。“高地所”希望以此吸引社会关注煤尘肺病的社会意义，寻求相关的解决之道。
“吸引社会关注只是我们目前所做的最为容易的工作，最难的其实还在后面。”“高地所”执行理事罗世鸿说。
缘起
从2005年3月开始，在香港乐施会的资助下，“高地所”在习水县隆兴镇柑甜村开展农民工职业病调查项目。调查发现，参加体检的335人（男性148人）中，有51名疑似尘肺病患者，复检后有16人确定为一期尘肺。这是一个让人大吃一惊的发现。“高地所”怕没有说服力，又在第二期查了400多人，确诊和疑似患者共六、七十人。据此估计，6年以上工龄的矿工，患煤尘肺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如果这个发现具有足够的代表性，则意味着贵州可能有近10万煤矿工人正在受到煤尘肺病的困扰（详见下页文框）。柑甜村村民王先仁，在煤矿工作30余年。去年在体检中发现患尘肺病2期，今年 1月6日因病去世，享年62周岁。
职业病调查使贵州当地矿工面临的职业病危害露出冰山一角。
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处于竞争劣势的西部省份更容易走以资源换发展的道路。在“能源大省”的定位下，水电、火电、煤炭等工业在矿产资源丰富的贵州省迅猛发展，本土农民到当地乡镇煤矿打工的情况比比皆是。在此过程中，农民除直接面临采矿这项高风险职业带来的各种问题，自己的家园也遭遇了环境、生态以及传统生计的重大变化。
拥有1100户人家的甘甜村人均2分地，土地资源贫瘠。“高地所”调查发现，村里平均一家人种的粮食只够吃半年，孩子多的家庭只够吃2、3个月。这使得村里的四家煤矿几乎成为全村人赖以生存的生计来源，每家都至少有一个人在从事与煤矿相关的工作。但是，尽管矿工收入高过当地的平均生活水平（每月计件工资1000 多元，当地平均收入670元左右），但矿工透支自己的生命以及生存的环境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是在自己的土地上勤勤恳恳地破坏自己的家园。”矿工们的诙谐带着无奈。
上世纪80年代初，香港成立了“肺尘埃沉著病（即尘肺病）补偿基金委员会” （以下简称基金委员会）。其运作方式是：由政府向建造和石矿等相关行业征款（征款额度根据行业景气情况逐年调整）。款项交由基金委员会进行管理。基金委员会由行业代表（4人）、港医学会（1人）和雇员代表（2人）、建造业训练局（1人）、政府公职人员（2人）等组成，10名成员由政府委任。2004年度，基金委员会获得的征款收入为162,279,353港元，实际支出165,216,147港元。
罹患尘肺病的工人到劳工处登记后，经“肺尘埃沉著病判伤委员会”鉴定丧失能力的程度，再由基金委员会对患者及其家属进行补偿。
1987年基金委员会的职能从资助赔偿扩大到推行研究、教育及宣传预防肺尘病的工作。具体活动包括与“职安局”面向建造业和石矿业从业人员合办全日制课程，通过建造业训练局/专业团体对准备投身有关行业的学员开展预防性活动等等。基金委员会的讲座和宣传活动非常广泛，涵盖从地铁广告到工地讲座等不同层面。1996年，基金委员会开始资助及推行肺尘病患者的复康工作，鼓励医护人员或从事职业安全和健康的人员参加海外或本地有关课程或学术会议。1998年起，开始资助医院和社区专为尘肺病患者开设康复活动。
（来源：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
对普查发现的染病者而言，除非年纪大的会停止工作，其他患者并不马上丧失劳动力。为维持生计，他们还要继续干下去，但对相当一部分人的身体状况而言，继续下矿是超过身体负荷的行为。
在香港社区伙伴与香港公民健康中心的支持下，“高地所”对患病矿工展开了康复辅导培训，但效果“并不那么令人满意”：很多查出来有病的人仍在下矿，他们担心公开病情会被老板辞退，因此不敢大张旗鼓地参加康复训练。
直接负责项目进展的“高地所”项目助理舒剑说，对这套适合香港城市环境的康复方法，需要有本土化的设计。经过摸索，“高地所”后来转而通过矿工的社区组织推动康复活动的开展。
“康复活动的副产品是农民工维权协会的建立，我们希望矿工自愿组织起来进行康复活动，这样也可以低调一些。”罗世鸿说。
觉醒——习水县农民工维权协会
2005年12月20日，习水县农民工维权协会的牌子挂了起来。这是矿工们到广东深圳等地考察学习当地劳工组织后萌生的想法。目前协会发展了几十位会员，将致力于法规政策宣传、职业病防治、职业健康服务以及生态环境恢复。
对这个新生的协会，政府和煤厂老板态度消极。由于无法注册，协会处于半地下状态。值得欣慰的是，协会获得了村民的支持。成立当日，老矿工们纷纷赶来祝贺，照片中的场面热热闹闹。在默默承受现实的同时，矿工们萌生了积极改变自身处境的意识，通过自拍和组织康复活动，他们开始在参与中沟通和反思问题。
农民工的职业安全
“农民工的职业卫生问题，就是我国目前的职业卫生问题，因为农民工从事着最脏最累的活。”中国疾控中心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首席专家李德鸿说。
《职业病防治法》对职业病进行了如下限定：职业病是工作环境中接触有害因素引起的疾病；患病者与用人单位存在雇佣关系；符合国家职业病诊断标准。李德鸿指出，农民工的流动性对农民工的职业病确认形成障碍。我国的职业病防治法其实未能完全涵盖农民工问题，所以卫生系统对此补充规定：提供旁证以确立事实劳动关系，也可以作为职业史证据。 但很多情况下即便存在事实合同关系，要确认雇佣关系难度仍然很大。有的农民工外出打工时没有发生问题，但回乡后才发现患病，或者过去有合同，但后来出现工作单位破产、更换老板等情况，也难以追溯，增加了认定的难度。
李德鸿表示，今年两会之前，国家给卫生部下达任务，要求考虑如何将农民工的职业安全纳入基本健康服务体系。李所在的职业卫生与中毒控制所负责起草一个草案，其核心包括将农民工职业病防治与农村的初级卫生保健相结合。但这项动议最终何时能够变为国家政策落到实处，他也没有把握。
对“高地所”而言，对贵州农民矿工尘肺病问题的关注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罗世鸿看来，由于涉及的问题非常复杂，需要高昂的成本才能解决，已“不能用一两个项目的目标来涵盖，而将成为机构的长远目标。”
“如果算账，需要的赔偿将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远远超出了贵州省的解决能力。我们并不想简单地去指责谁，而是希望将政府、企业、工人、NGO以及专家学者等各方利益相关者拉到一起，共同探询问题的对策。”
4月21日，“高地所”与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共同举办了一个小型研讨会（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协办），邀请中国疾病控制中心、贵州职业病防治研究所以及香港劳工组织的代表共同讨论矿工的尘肺病问题。
罗世鸿提出，香港应对尘肺病的经验可资借鉴：通过政府立法向相关行业征款，交由半官半民的基金会运作，对尘肺病患者进行补偿和扶助。政府的强制打破了行业和厂家界限，加上民间的有效运作，避开了尘肺病患者和所在企业旷日持久而又成本高昂的诉讼，为香港的尘肺病患者和社会各方带来了福祉。
结语：
“艰辛生活的人群脸上依然有着美丽灿烂的笑容，这时你会感叹生命的力量。但生命毕竟太过脆弱，环境也太过脆弱。涸泽而渔最终会摧毁脆弱的环境和生命。让我们关注环境，关注这群被矿难反复呈现却又被忽视的人群。”
笔者希望用观众留言中的这段话结束本文，这位观众显然深切地领悟到了展览背后想要表达的意味。
贵州高地发展研究所 （www.highland.org.cn）
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 （www.brooks.ngo.cn）
协作者文化传播中心 （www.facilitator.ngo.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