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追随经济全球化的步子，期望它推动经济增长，并带动经济和社会关系的调整时，我们不得不同时选择环境保护，另一个全球化的主题。因为在我们的部分城市人口刚刚开始有能力追逐轿车梦和较高的物质生活的时候，环境危机已经开始威胁全民族的生存。作为人均资源贫瘠的国家，我们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环保和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全球的共识。
在环保领域，有一个现象引人注目，那就是民间环保活动的兴起。象自然界所呈现并为环保人士所倡导的生物多样性一样，在社会领域，民间环保组织正以其富有个性的方式传递着环保的理念，推动着中国的环保进程，并表现出另一种让人耳目一新的多样性。同时，他们也是环保使者，将中国和国际的距离拉近。“自然之友”1999年获“亚洲环境奖”，6名会员获“2000年第四届地球奖”，其会长梁从诫获“1999年地球奖”，2000年获马格赛赛奖（菲律宾）；“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的主任廖晓义在2000年获“索菲奖”（挪威），今年获“班克西亚奖”（澳大利亚）。而既是记者，又是绿家园的发起人的汪永晨制作的环保节目《走向正在消逝的冰川》和《110岁的老人和他的渡口》，分别在1999年和2001年获得亚洲太平洋广播联盟大奖。民间机构和民间人士所获得的这些环保或与环保密切相关的奖项，在一方面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环境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的公众已在环境问题上开始觉醒并付诸努力。毕竟，“每个人既是环境的破坏者，又是环境的建设者。”（廖晓义）环保已成为每个人的责任。毕竟，人类只共有一个地球。
民间环保组织的兴起有其客观的社会背景。中国近年来粗放的、飞速的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危机，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关注。环保问题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它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已非光靠政府就能解决，公众的参与已成为解决问题的前提。而中国在经济领域实施多年的改革开放以及近年来推行的政府机构改革，既为民间组织的发展创造了一定的思想基础，又将大量的原先由政府承担的社会职能推还给民间。“政府对公益资源垄断性的逐步丧失，以及由此带来的政府从一部分社会公益领域的逐步退出，是中国NGO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体制基础。”（《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 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在环保领域，国外民间环保组织在环境问题上与政府形成的富有成效的合作伙伴关系，为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机制。在北京，由于民间环保力量的积极参与，全民瞩目的申奥活动――这一重大的政府行为有了更广泛的民众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添加了成功的筹码。这样一种新的合作关系代表了政府和民间的互动和交流，促进了民间环保组织的拓展。
民间环保组织的建立源于一些“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公民对环境问题的忧患意识” （《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自然之友副会长杨东平认为：“对中华民族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的深切忧患，使许多知识分子意识到，环境保护不仅仅是一种意识、一种理念、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必须起而行动。”民间环保组织成为他们参与环保的一种有效方式。
众多的民间环保组织，根据自身的资源状况和优势，以自己的方式影响社会，影响环保进程，并在运作中各有侧重：有的偏重于技术研究，试图通过政策建议，或通过项目示范，以经济和市场手段、利益机制来解决环保问题。这些组织主要集中在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都，它们具备与政府高层或海外国际组织较多的沟通渠道，以及学术优 势。如人民大学环境经济研究所，社科院生态与环境经济研究中心，以及从事环境信息开发、培训和研究，促进环 保技术市场化的北京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等。
而更多地进入人们视线的，是另一种草根的民间组织。它们走进社区，走进学校，传播环保理念，推行绿色生活方式，广泛利用媒体扩大影响，并试图通过实践探索政府与民间的合作机制。在北京，众所周知的自然之友，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绿家园志愿者，以其各具特色的呼吁倡导和教育活动得到了社会的响应。由自然之友开展的，始于九四年的国内报纸环境意识调查，以科学的分析和量化的方法为基础从关注度、参与度、深度和绿色度四项指标来衡量评价报纸的环境意识，并通过若干年的连续观察进行趋势分析，发现了许多值得关注的现象，具有独创性。而由此进行的新闻发布以及对报纸及记者的表彰，起到了推动传媒的作用。自然之友的羚羊车，象一个绿色的流动教室，将环保课堂扩展到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用情感方式培养中小学生的价值观和批判性思维。而近期西行的野马车，则呼应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肩负着西部环境教育的使命。也许，单独来看，这匹野马在西部广袤的 土地上显得有些势单利薄，但它至少丰富了环境教育多样性的实践，是民间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参与中小学环境教育的一个尝试。而始于2000年4月的“绿色希望行动”，通过与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合作，拓宽了自然之友的活动空间，是民间组织之间的一次资源互补。此外，自然之友还介入过保护藏羚羊、保护滇金丝猴、以及川西天 然林禁伐等具体的环保事件，并起到积极作用。
以推动公众参与为己任的地球村，一开始就很重视媒体的辐射作用。其创始人廖晓义女士就是以独立的环境影视制作《绿色文明与中国》开始她的环保之路。由于草根的环保机构掌握的资源有限，自然而然会较多地借助媒体来辐射和影响公众。目前，每周在中央7 台播出的《环保时刻》，不同于西方环保节目中偏重于介绍大自然，它侧重于公众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与环境挑战，强调人的行为改变对环境的作用。同时，地球村还多次举办公民环保论坛，就公民环保的权利与义务、建立公众参与机制、推动公民环保的途径和载体、以及开展国际交流进行研讨，以加强民间组织与政府和媒体之间的建设性对话与合作。在社区教育方面，借申奥之机，地球村在北京与政府合作，由各方参与，初步形成了分别以政府管理（建功南里）、公司管理（嘉铭苑）和居民自我管理（大乘巷）为主的三种绿色社区模式并向外推广。
同样，绿家园志愿者也具有自己的特色。除常规的观鸟、植树等活动外，与世界自然基金会定期合办的环境记者沙龙覆盖水资源管理、气候与农业、食品安全、城市水系治理方式、南水北调的经济和环境影响分析评估、可持续交通管理和绿色汽车工业发展等课题。为环境记者了解、思考环境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立、客观和科学的视角。
在其他省份，许多环保组织也应运而生。如云南的绿色高原，河北的绿色知音，四川的绿色江河，重庆的绿色志愿者联合会等等。它们中有许多是为具体的环境问题所催生，在对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发展。如绿色高原的出现与云南德钦对原始林的砍伐危及滇金丝猴的生存相关，重庆绿色志愿者联合会则直接介入川西某县违反国家禁伐令滥砍天然林事件，以及重庆金佛山自然保护区遭破坏事件。它们是草根，在它们植根的土地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引起社会越来越大的回应。
此外，学生环保社团以其日益增大的社会影响，成为值得关注的现象。目前，北京的高校中，活跃着许多环保社团，如林业大学的山诺会，及跨大学边界的绿色大学生论坛等。以科普作家唐锡阳老师为代表的，以学生为主体 的大学生绿色营，看上去更象一个青年学子的人生课堂，在宽容和自由的气氛中，营员们聆听自然的声音，探讨人生的哲理。环保志愿者胡佳认为，大学生对环境问题的热衷体现了他们参与社会实践的社会责任感，学生环保社团 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具有较强的环境意识的人才，“因为学生时代的环保参与活动将深深影响他们以后的工作、生活 及行为方式。”（《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
协作
对技术型和倡导型的环保NGO来说，两者的存在体现了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它首先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如自然之友梁从诫先生所说，“环保是一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地球村廖晓义女士认为“环保不需要那么多理性的知识，需要的是一种环保良知”，这是在道德和观念的意义上来调整人和自然的关系。同时，环境问题又是社会问题，它体现出人与人的关系，其解决离不开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调整。在某些情况下，它又是一个经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用利益机制，市场机制来解决。环境立法和相关政策、措施是否有效，既取决于它们是否具有广泛的民意和道德基础，又取决于它们是否能在从制定到实施过程中考虑并利用到某些环境问题中所隐含的经济规律，如污染控制中的产权关系，资源使用中的价格机制等等。倡导型NGO 广泛吸收民间资源，通过唤醒公众环保意识，推动社区活动，改变人们的价值观，使人们认识到个人在社会中的责任。它们在潜伏的理性之上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由于它们的努力，环保这一“旧时王府堂前燕”，这一过去政府和专家桌上的技术词汇，在一些地区，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咱老百姓的话题。相比之下，技术型的环保NGO 则更显冷静，它们更象工程师，相信技术和技术创新的力量。其实，用技术设计或市场手段取代传统的计划模式来解决环境问题，让经济规律起作用，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在有的问题上甚至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两类环保NGO 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当然，从长远来看，如果 只注重技术创新而忽略体制创新，甚至试图以技术创新取代体制创新，其结果只能是治标而不治本，最终阻碍技术创新的有效运用。环保NGO 的发展，倡导型NGO 及其所致力的公众参与就是一种体制创新，对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在社会领域，NGO 的发展体现了公民权利意识和民主意识的提高，也使政府意识到民间机构在满足日益增大的社会服务的需求方面的巨大潜力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如果能合理利用民间的力量，激活、充分调动并整合民间所蕴藏的社会资源，将极大地增强社会运行的效率。例如环境立法与相应政策的实施，直接进行着群体间的利益调整，与个人息息相关，如果没有广泛的思想基础，其实施的难度和成本将成倍增加。举个简单的例子：自然之友开展社区活动，用布袋换废旧电池，就遇到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在少部分居民看来，这只是一种单纯的利益或物质交换关系，一旦布袋发放完毕，一些未领到的人就不情愿配合。显然，发放布袋可以为居民未来购物提供方便，由此减少使用塑料袋的机会，用它来交换电池的做法也考虑了小小的利益机制，事实上，它确实起到了作用。但它的作用具有短期性。又如地球村在开展社区垃圾分类的初始阶段，在重复性地、大量地进行宣传培训后，其效果在一些社区仍不尽如意。（现在情况已大有改观。）这都说明，要将环保转变为个人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对于个别地方政府在环境问题上的不作为或为局部利益驱动参与直接的环境破坏，民间机构对当地环境的敏感、责任心及由此带来的监督作用，无疑提供了行政监督机制之外行之有效的另一种力量，也有助于降低中央政府在各地实施环境政策的成本，提高环境决策的民意基础。
总之，在环境保护这样一个相对不敏感的地带，在申奥和WTO的背景下，环保NGO的兴起、发展及其与政府行为 的互动，无疑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社会改革的一次实验。正如自然之友、地球村和绿家园等草根NGO所倡导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是解决中国环保问题的基本前提。从国家环保总局委托人民大学环境与经济研究所探讨中国环境管理机制及完善对策，到奥申委建立由国内外专家、非政府组织组成咨询机构，每月召开例会听取环保意见；从梁从诫和廖晓义成为奥申委的环保大使，到民间环保机构与政府有关部门和社区联合推动的示范性绿色社区建设，我们看到了民间和政府的良性互动，一种决策参与机制的雏形。
磨合
然而，在政府与民间的关系上，要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建立相互信任，甚至达成合作伙伴关系还需要假以时日，进行长期的磨合。不同于西方的民间环保组织依靠努力增加会员和支持者从而更有能力影响、参与政府的环保决策，中国的民间组织需要小心翼翼地维持和政府的关系。而政府也对民间组织心存顾虑，担心它们是否会从社会领域步入政治领域。对政府来说，从传统的全能政府到“小政府，大社会”，从社会控制者到管理者和服务者的角色转变，以及拓宽广泛吸纳民意的渠道作为施政基础，不仅需要技术上的革新，还需要体制创新和观念转变。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和政府职能转变已造就了高效而有活力的民营企业。他们在市场竞争中逐步赢得了公平参与资源分配的权利（尽管仍在许多领域遭受不平等待遇）。而对民间组织来说，由于特殊的国情，它们的生存发展还存在有很大的制约因素。对民间组织的双重管理体制体现了政府职能向社会领域的延伸、自上而下建立NGO 的思维形式；限制民间机构设立分支机构制约了包括青基会这样的机构在全国范围内开拓服务空间（当然它找到了自己的办法）限制了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排除在同一地区设立两家以上同样或类似民间机构的做法维持了垄断的局面，忽略了“市场”——社会的需要，等等。总之，草根的民间机构与自上而下的机构之间的竞争是不公平的，它们不能平等地分享社会资源。单纯的保护不利于自上而下NGO 从观念到管理的转变，不利于它们提高效率。为提高非营利部门的总体效率，增强民间机构对社会总体福利水平的促进作用，有必要适当地引入竞争机制，减少因垄断而带来的低效和资源浪费，加大“市场”的透明度，推动以公信度为基础进行社会资源配置。在税收政策方面，目前有限的税收优惠政策不利于引导企业的自主公益行为。更多的鼓励措施导致政府担心税源流失，对此应具体分析。如果这种税源通过“市场”的作用“流失”到了具有公信力，能够更好地提供社会服务的民间机构（无论它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又未尝不可。这或许是政府通过税收再下拨给民间机构的一种替代办法，如果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甄别什么样的机构更有效率的话。这个道理与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市场的开放类似。
具有政府背景的中国消费者协会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在近年进行了战略调整，介入环保领域。中消协在消费维权的基础上提出2001 年“绿色消费”主题活动，提出了几项目标，如在食品、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包装等方面影响、推动政府有关部门制定、完善绿色标准；呼吁调整税收政策，征收生态税、绿色产品推介；配合2008 年的奥运开展消费者绿色承诺，首次提出消费者在环保方面的义务问题。而以希望工程为品牌的青基会，在继续开展扶贫助学的同时，联合政府有关部门，推出了以保护黄河、长江等主要江河流域生态环境为主题的“保护母亲河行动”—绿色希望工程。无论这种战略调整是否正确有效，它们结合自身的定位和资源优势，根据“市场”和社会需求变化而独立、主动进行调整的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一些自上而下NGO独立性的增强和意识的转变，它们有动力进行自我调整，并试图在社会领域有所作为。当然，要在法制的轨道上给民间机构适当的空间，追随社会发展的需要逐步调整政府与民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提高政府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能力，并转变观念，避免一放就乱，一抓就死。民间组织的发展面临的是环环紧扣的问题链条，需要各方面的配套措施。民间组织的能力建设、运作的透明度、有效的社会监督机制，是保证其良性发展的必要条件。
目前，民间环保组织由于发起人和主要参与者的理念不同，所处的环境不同，有不同的定位和侧重，不同的理性选择。但它们都为解决环保问题提供了非常有意义的尝试。象亚洲的许多国家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集体主义的价值观。固然，它在强化个人对团体的责任感方面有着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也在削弱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因为它易于压制个人的能动性和自主精神，每个人都可以借此机会把责任推给集体、国家。因此，在环境问题上，鼓励公民的自主参与很有必要。从长远来看，这种参与将带来人的意识和价值观的改变，促进公民社会的形成和完善。民间环保组织在绿化自然环境的同时，也绿化着正在兴起的公民社会。
参考资料：
2.《中国NGO研究——以个案为中心》，清华大学NGO研究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