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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婷
2012年世界艾滋病日期间，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防治亲善大使、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彭丽媛参与相关活动，呼吁更多人关爱、不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在全球基金停止在华资助，众多社区防艾组织面临断粮的情势下，彭丽媛在十八大之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对渴盼获得本土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草根组织来说是一种希望。
此外，一些防艾组织今年也在本土化筹款与倡导方面努力拓展空间。2012年10月13日，上百位身穿白T恤的志愿者齐聚北京周边的金山岭长城，使持续半年的爱滋徒步活动达到高潮。这一活动由北京纪安德咨询中心主办，借鉴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的艾滋骑行，并在筹款模式、政府合作、媒体推广等方面做出许多本土化尝试。
参与式公益
2010~2012年，纪安德咨询中心的魏建刚、李国鑫、韦婷婷，相继入选爱白文化教育中心与洛杉矶同志中心合作的中国同志社群领导力培养项目，他们在洛杉矶实习期间，都参与了为期一周的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艾滋骑行活动，从这种既筹到资金，又能动员社区、宣传反歧视的参与式公益形式中得到启发。
2010年接任纪安德执行主任的魏建刚，自2003年开始接触艾滋病工作，相比专业人员全程负责项目执行的方式，他更喜欢以动员社区为主的参与式公益活动。在他看来，公益发展的趋势也是如此。近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公众愿意更多地介入公益，从监督资金使用到直接参与项目，公众越来越不满足于仅仅站在公益圈外捐钱。此外，相对照本宣科的倡导和宣传，人们更喜欢听与身边朋友相关的故事，参与式公益则给人们一个讲故事的由头和机会。对爱滋徒步来说，很多人会因为自己的朋友与艾滋感染者的零距离接触，而不再对艾滋抱有歧视。“如果你对一件事不了解，很容易做出负面评价，但你的朋友参与后，就容易因为相信朋友而不再歧视。”魏建刚如是说。
动员公众参与，是爱滋徒步的首要目标。自2012年4月启动，爱滋徒步项目团队在不同社区、大使馆及文化中心、高校等举办大小活动约20场，参与者超过一万人。但作为以公众倡导为目的的反歧视活动，简单做报告、宣讲，很难改变大众心中对艾滋根深蒂固的误解与歧视。爱滋徒步的所有参与者按照介入层面不同，可分为募款小分队、捐款人、徒步参与者、志愿者等群体。
募款小分队由1~3人的报名者自愿组成，她/他们的亲朋好友则是小分队的募捐对象，即爱滋徒步的捐款人；10月份长城徒步的参与者来自募款超过一定数额的小分队（学生为300元，已工作人士为500元）；如果觉得募款时机尚不成熟或者愿意更多、更深入的参与活动，还可以选择成为志愿者。曾有筹款小分队的成员对爱滋徒步的项目负责人韦婷婷说：“好惭愧，我只筹到了几百块。”——几百块不是很高的数目，但这些钱都是五块、十块地从身边的亲朋好友中“要”过来的，“当人们开始给你一点钱，他们就会开始关注你所做的事。因此，哪怕筹到一块钱，也是一次反歧视理念传播的过程。”韦婷婷说。
阳光倡导
近年来，一些国内同志组织也曾举办过骑行活动，与之相比，爱滋徒步最大的特点是并非特定社群中的活动，而是公开的公众倡导。
为了实现公开募款与倡导，纪安德选择找一家政府背景的公募基金会合作。他们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争取到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的支持。在合作中，项目人员也常常会觉得体制内的规矩很多，一件事情往往要经过多层级的审批手续。但活动结束后回首，这一官方平台是活动顺利进行不可或缺的要素。
有公募基金会的招牌，为爱滋徒步走进高校、社区直接宣传，提供极大便利；英国、美国、瑞士等国使馆的大使愿意出席、发言，多少也缘于基金会的参与。由于公募基金会的名头，活动更多的登上了国内主流媒体的版面——这次爱滋徒步没有邀请一家境外媒体，因为纪安德希望更多吸引国内主流媒体以及他们背后庞大的中国公众的关注。
此外，爱滋徒步还邀请到许多娱乐圈明星的参与。由于魏建刚上海戏剧学院读书和娱乐圈工作的经历，联系明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何况明星与公益结合，原本就是双赢。但对明星来说，如果公益活动不是特别名正言顺，他们也不一定支持。有了明星的参与，活动因此登上许多媒体的娱乐版，从而更多影响到追星的年轻人们。
至于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选择和纪安德合作的缘由，魏建刚认为，对方看中的是爱滋徒步的发展空间和可复制性。项目采用的公众参与模式是公益未来发展的方向之一，如果第一年做得成功，参与者口耳相传，第二年就会引来更多人参与，形成良性循环。
图：2012年10月长城徒步现场
拒绝公益零成本
据今年12.1艾滋病日当晚纪安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次爱滋徒步组成募款团队45个，来自英、美、法等六个国家共120人参与了10月份的长城徒步，募款团队先后向3400人次筹款，总额超过16万元。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作为合作方，将提取筹款额7%的管理费。据魏建刚介绍，基金会曾表示活动第一年可以不要管理费，但他觉得，基金会要做很多沟通、管理的工作，有行政成本、人力支出，提取管理费很正常。何况16万元的7%，并不是一个多高的数字。
筹得的款项中，还有一部分成为纪安德的行政费用。大半年来，机构的人力成本以及韦婷婷前前后后做的二十场宣传和志愿者招募活动，花了约七万多块。但这些活动，每一次都是公众意识倡导行动，作为一个承担筹款与倡导双重作用的项目，有些活动开支省不得。此外，纪安德也独立为机构行政费用做了筹款，他们向贝利马丁基金会、福特基金会、苏西黄及其他个人募来四万多块做行政开支，还获得了安全套生产厂家倍力乐价值两万元的物品资助。
展望2013年的爱滋徒步，魏建刚说一大经验就是要早点向企业筹款，今年因为年中才去找，一些大企业如杰士邦虽然很有兴趣，但早已定下全年的CSR预算。由于预算有限，今年爱滋徒步的捐款明细和成本花费在朋友友情支持建设的网站上显示不够及时，虽然韦婷婷时常手动补充数据，争取做到及时更新，但她始终觉得不够安心。如能顺利筹到更多行政预算，他们打算做一个更有技术含量的网站，让公众明明白白看公益，更放心地捐款。
艾滋领域期待正能量
今年的爱滋长城徒步中，很多美国人自费飞过来参与活动，而一些国内的艾滋伙伴机构却很少参与。魏建刚觉得，中国与西方的公益参与文化存在不同，本土公益组织的参与文化尚需培育，人们应当更积极的看待别人做的事，未来才能变成希望的模样。公益需要批评，也需要支持，不能只站在批评的消极的角度看问题，多参与、多合作，中国的防艾组织才能共同成长。
不仅公益组织文化，整个东方文化传统也和西方差别很大。韦婷婷印象深刻的是，她和国内一些朋友聊起爱滋徒步，请朋友帮忙募款时，朋友说：“哎呀，你们这个靠谱吗？”——她们想到的首先是消极的结果，这种情绪上的暗示很容易让人止步不前。而当她和国外的朋友说起时，对方的反应往往是：“哎呀，是吗？在哪里？我要去！”或者说：“你们做的太棒了！”西方的文化传统鼓励人们多尝试。爱滋徒步刚刚起步，未来有可能做得更好，也有可能遇到挫折。在当下艾滋领域面临的困境前，草根组织更需要的是鼓励和支持，用一个流行的词来说，就是需要更多人传递“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