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工欠薪等劳资冲突问题上，建筑业由于其高流动性和层层转包更为严重。一方面是社会高度关注农民工欠薪问题，相关法律和政策措施逐步到位，另一方面是触目惊心的70%的建筑业农民工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现实。2011年4月25日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对话建筑工”活动，将焦点再次聚集在弱势的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上。
在劳工服务组织“北京行在人间文化发展中心”（以下简称行在人间）副总干事李大君的主持下，台上的劳工问题专家和农民工维权者、劳工服务组织和全国总工会干部的几场对话，不时延展为台上台下的互动和回应。工友们与学者、公益法律援助机构、全国总工会以及媒体代表们，在对话中走入工地，走入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农民工群体。活动举办者，“行在人间”和安全帽大学生志愿者流动服务队（以下简称“安全帽”）希望通过这次对话以及后续的“五一劳动文化周”系列活动，探寻建筑行业的欠薪现象背后的制度原因，以及工人维权的有效方式，动员和整合各方力量，与“建筑者建造尊严”。
法律是个消音器，只有使劲撞才会发声”
参与对话的建筑工嘉宾，一位是建筑业追讨劳动合同第一案当事人何正文（来自四川阆中），一位是有过数次集体维权经历的包工头李新峰（来自河北），他们俩人现身说法，呈现了目前面对劳资纠纷，工友们所采用的两种不同的维权模式。
何正文走的是法律程序，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从劳动监察站、镇劳动科到区劳动监察大队，经过劳动仲裁再走上法庭，最终在2010年追讨到未签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李新峰和另外近30名工友工友在年关将至的时候集体讨要欠薪，结果出头的4人在派出所“呆了一天”，尽管讨薪成功，同样代价不菲。两种维权模式都经历了坎坷和磨难。
“我们倾向集体维权，（遇到欠薪）咱们就背上铺盖，找劳动局”，一位工友说。
“大部分不走维权（路），因为维权成本太高，我们耗不起。”另一位工友表达了不同意见。
对抗性的集体维权，看似短平快，却非常容易触碰法律底线，而走法律程序，工友们往往在冗长的程序中被有关部门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如果没有坚定的意志，足够的法律知识，以及外部力量支持，法律维权常常会沦陷在冗长无果的过程中难以成功。
“（通过法律途径）比较快的是1～3个月，最慢的有1～3年以上”，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律师王延斌说。而根据北京市农民工法律援助站主任、北京市人大代表佟丽华根据工伤维权案的经验做出的判断，将所有的程序走一遍大概需要3年9个月左右，最长时间可达6年7个月左右。同样是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北京义联劳动法律与研究中心代理维权案，耗时大概也相差无几。公益机构对农民工免费提供法律援助，自身往往还面临运行成本的高压。
李大君向在座工友现场调查欠薪经历，就有10多个工友呼啦啦举手。工友们现身说法，不同的故事都有同样的苦衷和悲愤。李大君多次问及，哪种维权途径更为有效，最终却并无定论。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大工地》一书作者卢临晖指出，当年马克思研究英国的工人，至少《资本论》里面都没有出现过欠薪的现象，现在却非常普遍，其背后是结构性的体制问题。
“好像现在（有关部门）是跟金钱、资本、老板靠近，而不是向着我们农民工。” 一位工友道出了自己的感受。正是这样的“亲疏”关系，导致农民工在法律文本日渐完善的情况下仍然面临维权困境。而积极的行动，成为改变困境的唯一出路。卢晖临高度评价何正文的付出：“作为个人，他付出了很多成本，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他去做了、去碰了、去尝试，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法律还不是钟，而像个消音器，只有使劲地去撞，才会有声音。我们都不去敲这个钟，那法律就真的变成摆设了。”
建筑工处境堪忧
中国建筑工人群体在2004年数量上已达4000万，社会上广受关注的欠薪问题绝大多数集中在建筑领域。行在人间从2008年开始关注建筑工人并为他们提供社工服务，历时3年走访北京几十个工地，为农民工提供服务，完成了一份建筑工人劳动与生活状况调研报告。调查发现，建筑业农民工面临6大问题：合同签约率较低；按月足额领到工资难；参加社会保险难度大；施工现场生活设施简陋；存在严重安全隐患、安全生产问题突出；职业培训缺失。在全社会收入水平普遍上涨的情况下，为数众多的建筑工却要为讨薪发愁，不能不引起社会警醒。
行在人间项目统筹刘丽君表示，72%的受访工人都表示没有签过劳动合同。签过合同的工人当中，却没有一个手上有合同，而且许多合同是霸王条款。劳动关系方面，层层分包体制造成层层垫资。包工头对工人采取彻底的灵活用工，看似中立的制度安排，其实完全有利于资方。刘丽君说“在工人的自组织能力和谈判能力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灵活用工会使老板很容易侵犯工人的权益，使欠薪也很容易发生。”。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情况有了变化，不签劳动合同可能会面临双倍工资的赔偿，“行在人间”发现，越来越多的工人开始签订劳动合同，但大部分都说这只是一个形式，是老板应付检查用的，如果工人不愿意签这样的合同的话则会被要求离开。合同上的工价普遍比约定的口头工价低，如果发生劳资纠纷，工人去劳动部门申诉，则会被要求要求按照合同工价来结算，甚至还可能被说成是“恶意讨薪”。
不过，今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刑法修正案，将“恶意欠薪”首次入罪，并在5月1日正式实施，为遭遇欠薪难的农民工带来了希望。据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关祥坤处长介绍，全国总工会从2003年温总理帮农妇熊德明讨薪，就开始推动“恶意欠薪”写入新的刑法。但这条新法在操作层面并不乐观，如何裁量，以及如何在之行中落到实处等方面，尚有诸多难处，需静观其效。
“外围力量”如何成为合力
NGO的对话会，在梳理和呈现问题的同时，必然要聚焦于行动，探讨解决当下建筑工地劳工问题的可能方式。对转型期社会工作如何介入底层劳工服务（理念与实践），李大君抛出一个问题：除了农民工依法维权，外围的力量如何入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教研室主任郭伟和回应，包括工会组织在内的外围力量并不“外围”，而是应当与工友群体协同参与，形成合力。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王延斌律师告诫农民工朋友，要争取签订劳动合同，如果不能签订，要尽量去收集证据。做好这些预防之后，才能有效地避免损失扩大，否则公益机构的法律援助将永远像救火队一样。
作为职业化的劳工服务机构，行在人间这些年逐步归纳和形成了自己的工作模式：工地探访和工人口述历史；通过工地文艺突破地域、班组障碍，到拓展工人社交网络；透过报纸和工地书屋，教育工人，普及劳工法律、政策；透过个案辅导进行意识觉醒和能力培养；透过下乡培训建立建筑工流动工会；联系大学生志愿者，形成联合力量；借助学者和大众媒体，进行倡导和宣传。
在这一过程中，高校大学生跨校志愿者网络安全帽，也成为探访工地、开展劳工服务的主力。大学生们突破界限、走出象牙塔进入工地，与生活在底层的建筑工人们密切关系，体会艰难群体的生活方式，使人看到公民社会的孕育，有了后续的社会基础。
在郭伟和看来，行在人间和安全帽服务队协同行动，正好实践了转型社会工作的内容。农民工的身份转变和权益维护，不是社工心理辅导、安抚可以解决，而是需要从体制内资源连接入手，包括争取公检法部门、组建基层工会、打工者艺术团体等，整合各种发声的手法，不断在体制内推动改变。
“如果劳动合同法不是我们争取来的，是判给你的，怎么能真正实施呢？我们要有真正能够代表我们工人自己的组织。” 北京工友之家、新工人艺术团创办人孙恒特别强调工人自身的主体性：“缺了主体性，外在的依靠是靠不住的。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权利意识？我们能否有组织和团结起来？”孙恒向工友们发问。
正如孙恒的提问，解决劳工权益问题，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离不开工人自主意识的觉醒和工人的自组织发育。对于长期受到诟病的中国工会，如何在现行体制下转型成为工人利益的真正代表，社会充满了期待。
劳工研究专家提及基层工会的构成和独立性问题。中国劳动关系学院讲师闻效仪指出，基层工会往往都是老板或老板娘担任工会主席，这些都是违法工会。尽管现在从上到下建工会有良好的意图，但到底下发生了很多变异，使基层工会无法真正发挥作用。而广州正在尝试建立建筑行业工会，全国总工会在尝试搞工会主席职业化，不让工会主席拿老板的钱，切断跟雇主的关系，这些新的举措使人看到可能发生的积极变化。
“在社会转型期，劳资冲突严重的社会转型期，对工会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是单纯追求覆盖率的问题，而是要切实提高工会运转效率。”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
事实上，行在人间已经尝试在河北邢台农村建筑工的流出地推动成立了一个村级基层工会，但由于成员分散到各地，难以发挥作用，工会会员为讨薪到县级工会寻求帮助，后者认为其不是当地的工会会员，不愿提供任何支持。
对此，关祥坤明确表示，全总非常希望工友们加入工会。“社区、街道工地都可以成立工会。只要找齐5个人，先成立工会筹备委员会，找街道、居委会提出申请，选举工会委员，就会有工会专职人员来帮助的。”此外，可以在县以下的矿山、建筑、餐饮等成立行业性、区域性组织，解决输出地工会人数分散的问题。关祥坤说：“各地有维权联动机制，天下工会是一家。如果地方工会不作为，1992年《工会法》有明确规定，可以向上级工会投诉。” 。
一些地区的实践令人欣慰。长期关注劳工议题的第一财经高级记者王羚带来了沈阳的消息：拥有庞大的产业工人群体的沈阳市今年准备推动全市80%的建筑工人都签订劳动合同。她去年采访的一个试点公司，由项目部、工会代表和包工头三方签订合同，人手一份，监督上比较到位，而且工人和资方在工资上可以博弈，初步有了一些集体谈判的内容。在这样的机制下，欠薪情况很少发生，一旦发生欠薪，由于书面证据在手，工会出面讨要也很容易。
全国总工会去年提出了“维权是维稳的前提和基础”，表明政府在富士康等系列事件后进行反思，从思路上由增长依赖和出口导向、低工资低保障的经济模式，转而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和职工的合法权益，这些改变有利于工会在职能上转型为工人的利益代表，探索基层工会的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