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5日是特蕾莎修女逝世10周年祭日。就在这些日子里，在中国，为穷人说话还是为富人说话、贫困大学生受助后要不要写感恩信或签道德协议、慈善企业家面对穷人索捐该怎么办等成为热门话题。假如特蕾莎修女在天堂里听见这些争吵，不知道会不会替我们感到难为情？也许她会想起生前反复说过的话，比物质贫穷更可怕的，是精神的荒漠；不仅穷人需要爱，富人也需要心灵的甘泉。
在这场讨论中，很多人把社会救济和个人慈善混为一谈，分不清国家的义务和个人的道德。特蕾莎修女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但也没有在这上面糊涂。她说，人类整体的贫穷面貌的改变，是政治家们要做的事情，她自己关心的是个体行善。诺贝尔和平奖给她的颁奖词说：“她的事业特征就是对个人的尊重……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从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施舍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重之上的同情。”
因此，我们在对她的纪念中来思考个人的慈善。
当人们希望慈善企业家不要向受助者索要感恩信时，希望在谴责索捐者时更多地为他们的处境考虑时，总是听见有人说，企业家又不是圣人和天使，怎么能够要求这么高呢？对圣人和天使定位这么低，真是让人害羞。就像从来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要求一点自由时，总是得到“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这样的回答一样。我们的确都不是圣人和天使，但是至少应该知道自己与圣人和天使的距离，不要拿这些词来为常人的缺点辩护。
特蕾莎修女被誉为“贫民窟圣徒”，又被称作“加尔各答的天使”。她于1910年出生在塞尔维亚一个富人家庭，12岁时感悟到自己的天职是帮助穷人，1937年正式成为修女，被派往印度加尔各答。几年后，她脱下道袍和鞋袜，穿上印度妇女的白色纱丽，打着赤脚，走出环境舒适的修道院，来到大街上，和穷人一起生活，靠乞讨和拣垃圾帮助穷人。
她的行为遭到一些传教士的反对，被认为损害了教会的形象和尊严。她没有退缩，还进一步提出了成立仁爱传教修女会的设想。经过反复争取，她的申请于1950年得到了罗马教廷的批准。她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名声也越来越大。这时她又遭到一些印度“爱国者”的抗议，说她让加尔各答这座城市和贫困划上了等号，在全世界起到了负面宣传的作用。更不用说，她一直面临教派矛盾和种族冲突，随时都可能有人冲过来高喊“滚出去”。也一直都有人怀疑她的慈善动机，宣称她贪污善款，挑剔她医疗护理的质量。但是她没有退缩，坚持以自己朴素的方式帮助穷人。她的修女会遍及全球125个国家，共有550座修女院，数百所贫民学校、医院、救济所和孤儿院。
特蕾莎修女一生享尽盛誉，先后获得印度尼赫鲁奖、美国肯尼迪基金会奖、罗马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平奖，1979年诺贝尔和平奖、199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教育奖。她的组织有4亿多资产，10万名义工，崇拜她的国王、总统、传媒大亨和工商巨子无数，但是她一直过着最初的简朴生活，80高龄仍然睡在地板上，自己洗衣洗碗。去世时，遗产只有两套修女服、一双鞋子、一只水桶、一个饭盆和一床铺盖。
10年前的此时，印度政府为特蕾莎修女举行了国葬，成千上万的人冒雨走上街头为她送行。
来看看这位圣人如何回答我们眼下的问题。
在电影《特蕾莎修女》的开始，就有彪悍的穷人上门“索捐”。特蕾莎修女敞开大门，任凭他们搬走大米和面粉，并对他们说“愿上帝赐福你”。一个人停下来问：“你为什么不诅咒我？”特蕾莎修女说，你的孩子没有饭吃，我为什么要诅咒你呢？
光是不诅咒是远远不够的，光是给予食物也远远不够，她走上街头，和穷人一样贫贱地生活。她说：“穷人饿了，不仅希望有一块面包而已，更希望有人爱他；穷人赤身露体，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更希望有人能给他应有的尊严；穷人无家可归，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可以栖身，而且也希望再也没有人遗弃他，忘记他，对他漠不关心。”
她对一个自我否定的麻风病人说：世界上没有麻风病人，只有麻风病。依此类推，世界上没有穷人，只有贫困；没有富人，只有财富。人就是人，都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尊严。
她说，去安慰别人，而不是等别人安慰；去了解别人，而不是等别人了解。她还说，给予就是接受，施恩就是受惠。
人们总是以为，特蕾莎修女能有如此作为，是因为得到上帝的特殊照顾，其实并非如此。《时代》周刊以“她的苦痛”为题做了对她逝世十周年的报道，揭示了她一生的巨大秘密：这位圣人的50年中，从来没有看见上帝在哪里，一直在黑暗中挣扎。她于1979年写给一名天主教神父的信中说：“主耶稣对你有一份特别的爱，但对于我，沉寂和空虚实在太巨大了。我看，却是看不见；我听，却是听不到。”
披露特蕾莎修女大量书信的新书《特蕾莎修女：来做我的光》即将出版，它将让我们看到，圣人也和常人一样，内心充满了痛苦、怀疑、孤单和彷徨。所不同的是，她认为软弱和卑微的人，更应该有坚定的信仰，更要用善对抗心中的黑暗。
据说特蕾莎修女逝世前说，她一生最大愿望是来中国大陆服务。在我看来，这是她晚年最伟大的想法，可惜没能实现。
（《南方人物周刊》，2007年9月11日，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