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机令中国的NGO界寒意渐起。许多国际和国内NGO，因为筹资受到影响，不得不出现裁员、削减项目等行为。中国NGO的一些受制于政策的深层次问题，也在此次危机中暴露无遗。
本文通过对国内各大NGO的采访调查，试图为读者呈现金融危机中NGO生存与发展的复杂图景，NGO格局的变化，以及它们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汇率，汇率
2008年年底，进入中国开展工作十余年的老牌英国慈善机构——英国救助儿童会（以下简称“英救会”）宣布将于2009年1月底关闭其合肥办公室及合肥办公室下属的阜阳分办公室和重庆分办公室，20名左右的员工将失去工作。消息一经公布，就在机构内和NGO圈里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英救会中国项目国家首席代表詹伟德（Wyndham James）先生在接受《中国发展简报》采访时表示，关闭合肥办公室的直接原因是英镑兑人民币汇率在短时间内的深度下挫。“贬值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贬值的速度和程度。”从2007年12月中旬以前的1:15甚至更高，到2008年10月底跌破1:10，英镑兑人民币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贬值了1/3。他强调，正是英镑急贬让他们措手不及。
2008年年底，合肥办公室几个多年期的项目陆续进入尾声，尽管英救会中国项目已经把安徽作为筹资重点，但受经融危机影响，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家国际捐资机构明确表示资助安徽的项目。这样，安徽办公室的管理经费就完全依赖英国总部的一般性拨款(General Fund)。而英国总部给中国代表处的拨款总额受金融危机影响也较往年略有下降，加上英镑贬值的因素，该机构无奈地做出了关闭合肥办公室的决定。但是詹伟德表示，2个由北京办公室管理的全国性项目仍将继续覆盖安徽省以帮助那里的贫困儿童。
另外两家发端于英国的国际NGO也受到了影响。儿童发展组织国际计划的首席代表Mark Leighton先生告诉《中国发展简报》，由于英镑贬值，一年前承诺给他们拨款的某双边机构现在已经决定不再拨款。国际反贫困机构行动援助收到的捐赠以英镑和欧元为主，英镑的剧跌也给他们的预算带来了变数。该机构即将离任的中国国家代表张兰英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2008年10月做2009年年度预算时，是按照英镑兑人民币汇率1：11来做的，而到2009年1月预算被批准之时汇率已经跌到9点多了。这意味着即使预算被不加改动的批准，他们实际可支配的人民币收入也至少损失了15%。
英镑的重度下挫是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其实在2008年上半年甚至更早的2007年年底，美元、欧元、港币等主要货币对人民币汇率受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就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跌，导致以这些货币来计价的拨款机构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并陆续传导给受资助的国际和本土NGO。汇率波动成为NGO关注的焦点之一，尤其在新旧财政年度交接和申请新项目之时。
不同的是，美元等货币的汇率变化经历了一个相对长的过程，各机构有一定的心理预期和时间来应对。例如，国际计划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将核心预算的计价货币从美元改为欧元，以减少未来的汇率风险对项目和机构的影响。以“眼科飞机医院”而闻名的眼科治疗服务及培训机构奥比斯（Orbis）就按照预期的而非实时汇率做预算。其中国办公室的预算更是直接以人民币计价，由总部来消化汇率风险。行动援助（中国）也介绍说，该机构建立了备用金制度，要求每个国家办公室的预算中提留可供1-3个月使用的预留金，以应对各种可能的风险包括汇率波动。
一些基金会也设有备用金或者内部的优于市场价的汇率，如果被资助方因汇率变化或其他因素导致预算超出，可以酌情给予补助以缓冲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亚洲基金会资深项目官员裴彬女士表示，她2008年筹资时已经按照美元兑人民币1：6.5来申请，提前考虑了汇率变化。但是她也指出，如果本土组织受资助的项目时间跨度比较长，损失则无可避免，只能通过内部措施加以消化。这也促使更多的本土NGO向境外机构申请资金时，开始考虑汇率风险。
未来，在人民币汇率调整到位之前，汇率波动始终会是悬在所有有外币收入的国内外NGO头上的一把剑。
“募大头”的潜忧
“募大头”是个形象的说法，通常用来指从少数筹款对象处获得大额的资助，占机构总筹款额比例很高的情况。“募大头”有它的合理性，比如节省筹资成本，但是其潜在的危险，正如清华大学NGO研究所邓国胜教授曾在某次会议上指出的那样，会增大慈善机构筹款的风险，危及筹款的持续性和长期性。
客观的说，此次金融危机波及广泛，中国NGO整体上都受到了影响，但是不同工作领域、不同资金结构的机构受影响的程度又有很大的差别。概括而言，依靠公司捐款（特别是金融、投资等受此次风暴影响最为剧烈的行业）或单一资金来源的机构受到的冲击和影响相对较大，很可能延续好几年。筹款渠道比较多元、各渠道之间比较平衡即资金结构比较“健康”的机构则相对受影响较小。即便某一渠道筹款额下降，可以通过其他渠道来弥补，容易度过困难时期。
奥比斯（Orbis）驻中国代表处首席代表谭乐山先生在电话采访中表示，奥比斯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个人捐赠以及企业捐赠，受经济形势的影响比较大。一些公司和个人本来承诺捐款的，如今自身难保，纷纷推迟或者减少捐赠。个别公司遇到了严重的经营困难甚至破产，原本承诺的捐款成为泡影。
该机构2008年年报显示，向该机构捐款跨年度金额在一百万美元以上的捐赠方有6位，除了其理事会主席A.L.Ueltschi先生（他承诺在未来3年里给奥比斯捐款一千万美元！）个人以及一家美国基金会外，其他皆是大的跨国公司，包括美国保险集团（AIG）、联邦快递(FedEx)和美国辉瑞（Pfizer）和爱尔康（Alcon）两家制药公司。捐款额在10万美元以上一百万美元以下（跨年度）的则为6家基金会和信托基金。年报同时还指出奥比斯也有数千个人小额捐款者，但是在其总收入中比例应该不大。这种收入来源模式和奥比斯从事的专业眼科服务门槛较高有关，也因此让奥比斯很容易在金融危机中被殃及。
谭说，美国保险集团本来有不少量的捐款意向，但是现在都泡汤了。他们2009财年的预算迟到1月初还没有批下来，而往年从1月份起就开始执行下一轮预算了。可以肯定的是，2009财年奥比斯（中国）的预算肯定会减少，并将逆转此前资金一直增长的势头。
有些机构则是“被动”进入“募大头”的状态。过去2年间，国际计划（中国）的收入差不多增加了一倍，其中企业捐款年均增长率保持在35%以上，成为主要的增长点。企业捐赠大幅攀升的原因是多重的：既有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也与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受追捧，企业纷纷建立自己的基金会并聘用发展专业人士来管理项目的微观环境有关，同时国际计划的工作领域——儿童相关的教育和卫生项目长期以来一直是企业捐助的热门领域。
国际计划（中国）首席代表Mark Leighton已经看到了在其他收入不变甚至萎缩的情况下，企业捐赠大幅增长的潜在风险，指出国际计划中国办公室比其他国家办公室更加依赖企业捐赠，也更加的脆弱。他透露，目前已经达成意向的150万美元的企业资助可能90%以上都不会兑现。
和经济景气指数相一致的，包括国际计划、行动援助和亚洲基金会在内的多家机构2007-08财年的收入均出现惊人增长，在总量上也创下了历史纪录。这种快速增长的趋势在遭遇了金融危机之后，即使不会掉头向下，在未来若干年也很难延续。营利部门感冒，非营利部门跟着吃药已经成为了现实。
诸多业内人士相信，金融危机导致的全面经济衰退对NGO界的影响远没有完全显现。已有多家国际NGO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受到了影响，而未来筹款的不确定性可能是更大的威胁。
小即是美?
以个人小额捐款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机构，情况则相对乐观。香港乐施会最近几年的年报显示，香港市民的个人捐款通常超过其年度总收入的90%，连续若干年稳定在1亿港币以上。个人捐款的主要来源是“乐施之友”。据其北京办公室媒体官员王彬彬表示，目前有超过十万名普通香港市民以“乐施之友”的身份每月捐款80元港币。
乐施会其它资金来源也多是面向公众的，包括义卖、网站和专项筹款活动。仅大型长途步行筹款活动“乐施毅行者”一项，每年参加的人数逾千，通常能从公众中筹到2千万港币以上。国际乐施会的其它成员和香港特区政府也提供少量资金，但是在香港乐施会总收入中的比例相当低。香港乐施会经过几十年的经营，资金来源已经相当本土化和大众化。
虽然每年都有一些市民退出各种筹款计划，但是也不断有新市民加入，加上香港政府捐款免税政策，普通公众的捐款比较稳定，使乐施会受金融危机的冲击比较小。据乐施会香港筹资部门的最新消息，2009/2010财年机构的筹款目标比上一财年下调10%，但是中国大陆的项目经费仍然保持不变，保持在6700万港币的水平。因为人员增加，香港乐施会在北京最近还增租了办公室，继续招聘新员工。
行动援助（国际）的状况和香港乐施会有些相似，该机构2006年年报显示，其在欧洲有32万个人支持者，主体是中产阶级甚至偏低收入者，承诺定期捐款。他们的捐款占到其年度总收入的一半强。中国国家代表张兰英表示，行动援助中国办公室在2008财年预算130万英镑的基础上，2009财年的预算还会增加，预计在150万到200万英镑之间。虽然预计2009年实际的筹款金额会略有减少，但是变化幅度在10%以内，资金的稳定性较好。现有的员工和项目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今年他们还将按照既定的发展速度再开拓一个新的发展示范区。
金融危机的爆发让本土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更加坚定了机构成立伊始就制定的公众小额募款的战略。壹基金大力倡导“每人每月最低捐款1元钱”的慈善互动模式，开通了手机短信、快钱、支付宝等多种便捷新颖的捐款方式，吸引了很多年轻人对公益的关注。据其网站显示，2008年度他们募集的货币捐赠收入高达1.1亿人民币，约70-80%都来自普通公众的小额捐赠。“让公益成为习惯”也成了时下的潮语。
通过“挂靠”在中国红十字会下面，壹基金巧妙地绕过了国内只有少数官办机构才具有公筹资格的政策障碍，实现了公众筹款，从而有可能克服其他本土组织“喝洋奶”或者筹款无门资金匮乏的两难困境，将“小即是美”的哲学在中国的国情下发扬光大。
应对之道
危机之下，各个机构使出了浑身解数，核心直指削减成本，特别是以往办公经费和员工福利相对较好的国际NGO。
削减行政开支首当其冲。例如奥比斯采取了多项措施节约资金，实现组织目标。措施包括取消会议和出差，暂时搁置员工出国培训计划和办公室搬迁计划，冻结新员工招聘。英国救助儿童会新疆办公室和云南办公室已经通过转租1/3的办公面积来减少租金。同时，减少差旅，必须出差时改乘火车而非飞机。减少国内各办公室之间以及各国家办公室之间的交流和培训等。其他列入考虑范围的措施还包括招聘短期合同员工，冻结涨薪，削减培训经费，暂停雇佣顾问等。
行动援助是个例外。他们在办公费用方面一贯比较“抠门”的作风使得该机构在行政开支方面无法再有大的举措。据张兰英介绍，无论在北京还是地区办公室层面，行动援助（中国）都没有购置汽车，为的是避免车辆的使用和养护成本；出差要求员工尽量使用火车，并且一次出差安排多个任务。这些以前不被一些员工理解的“小家子气”的做法在金融危机时显得合乎时宜。
多家被访机构的负责人也流露出了对人力资源可能受到巨大冲击的担忧。国际计划（中国）负责人Mark 认为裁员会让员工的士气低落，削减培训也会直接减少对员工的支持力度。救助儿童会负责人Wyndham则表示：“损失20%的员工，就会损失20%的（工作）质量。”资金状况略受影响的行动援助（中国）更是打算逆势加大培训力度，以降低员工的流动率，增加团队的凝聚力。
NGO的筹款周期相对于经济变化有明显的滞后期，财年起止时间的不同也会影响各个机构对形势的判断，进而影响他们应对危机的措施。从简报采访到的机构来看，奥比斯的新财年从1月份开始，2008年年底他们美国总部以及上海筹款办公室已经开始裁员。而国际计划的新财年将从7月份开始，因此暂时不受大的影响。但是据其中国负责人Mark的估计，下一财年国际计划全球和中国办公室的预算极有可能双双在本财年基础上下降，甚至显著下降。如果预算下降，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削减开支，不排除在现有160名员工的基础上裁员的可能。可以预见的是，未来会有更多的机构推出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应对危机。
也有一些机构逆势推出了一些扩张性的应对措施。比如国际计划和英国救助儿童会不约而同地在近期筹建了香港办公室，看重的是香港的筹款实力，也有计划将相当比例的募集资金直接支持他们在中国大陆的项目。不过，香港经济在全球经济衰退的大背景下也难逃影响，使得这项决策更多了些战略考量的意味，在短期内能否奏效还很难断言。
不少机构也不忘关注金融危机对服务群体的潜在影响。比如香港乐施会城市生计项目的项目干事已经开始调研经济危机后大量农民工返乡的具体情况，然后看项目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北京的“在行动”组织和广东的一些草根劳工组织也对农民工返乡表示关注，并紧急调整项目计划。（请参见后文详细报道。）英救会的相关人员也在考虑如何把关闭安徽办公室对当地服务群体、合作伙伴及员工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香港乐施会中国区总监廖洪涛博士以“乐施之友”克服2次危机（1997-1998年金融危机和2003年SARS危机）的成功经验为例，指出面对这次经济危机积极心态很重要，同时要有客观的评估和保障。甚至有人基于香港乐施会和其他国外慈善机构的经验相信，经济危机降低的只是公众捐款的能力，却能拉升公众捐款的意愿。
冰山之下
英救会合肥办公室被关闭也揭示出国际NGO在华工作的一些深层次的危机。由于本土化的法律障碍短时间内无法突破，这些国际组织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无法实现筹款本土化，只能长期依靠外部“输血”来维持在中国的运作。金融危机一来，西方人的捐款意愿和捐款能力双双下降，总部的募款下降，中国项目削减管理经费的压力就急剧增加。
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还构成了获得公司捐赠的现实困难。国际计划的负责人解释说，一些跨国集团中国公司有意支持他们在中国的工作，但是出于税收优惠的考虑，他们希望直接给中国办公室捐款，而不通过他们的海外总部。但是由于国际计划（中国）仅注册为代表处，在法律上不具备直接接收捐款的资格，只能由总部接受了跨国公司总部的拨款后再拨付给国际计划（中国）使用，因此丧失了不少自治性比较强的跨国企业在华公司的捐赠机会。而且，这种情况带有一定的普遍性，不是国际计划一家的烦恼。
中国是行动援助（国际）确定的未来五年的重点国家之一，因此中国办公室的预算连续几年增加，2008财年的预算达到130万英镑，2009财年的预算将超过150万英镑。但是受制于中国的（政策和环境）空间，中国项目的增长还是落后于一些小国。几乎与中国同时启动行动援助国家办公室的柬埔寨，目前每年使用的资金额度就比中国办公室大很多。
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由于西方国家对于中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了解有限，关注点也不同，他们的捐款带有很强的指向性。詹伟德先生在受访时就表示，合肥办公室的筹款始终是个难题。大多数的捐款机构对那些他们认为更贫穷和更边缘化的边疆地区例如云南、西藏和新疆更感兴趣，更愿意捐款。安徽地处内陆，从地理划分上不属于西部，也没有什么少数民族，对西方机构捐款者的吸引力不大，很多申请都被拒绝了。
尽管救助儿童会在四川（汶川大地震后设立）和西藏两地的项目经费十分充足，但是因为多是定向资金，无法转给其它项目办公室使用。也就是说，来自国外的资源未见得和国内的需求相匹配，不匹配时中国办公室通常没有权力在各地区办公室之间调配。一边干旱，一边洪涝的情况在国际NGO中普遍存在，从而影响他们进行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本土草根组织相对而言灵活性高些，但是也不时面临财务规范所带来的此类困境，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的基金会、大使馆和其他国际组织。
安徽的筹款窘况是整个中部地区的缩影。和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相比，这里的地方政府和当地企业能够提供的资源相对稀少；和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相比，这里又缺少民族/多样性/边境等对西方机构/个人捐款者有吸引力的要素，能够获得的捐款也很有限。于是乎，中部地区成了中国NGO活动的“洼地”。英国救助儿童会合肥办公室的设立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本来像它一样选择在中部地区开展项目的国际机构就比较少，它的关闭合肥办公室的决定很可能会进一步动摇其他国际NGO进入该地区的决心和当地合作伙伴的信心。应对金融危机的举措可能会产生持续性的效应。
许多NGO还面临另外一个挑战：除欧盟、英国国际发展署等规模较大、比较成熟的捐资机构外不少捐资机构只愿意支付项目活动经费，而不愿意资助（或只愿资助部分）机构管理和人员开支，所以有时会出现项目做得越多，机构经费越紧张的困境。
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在某种程度上挡住了发达国家对中国捐款的步伐。被访的多家国际NGO都提到了中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对国外个人捐款者的心理影响。国际计划一直以来以拥有全球1亿个儿童资助者为荣，此类捐款约占该机构全球总收入的60-70%，每位资助者平均资助时间长达7-10年。但是，随着中国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普通民众普遍认为中国已经摆脱了贫困，不再需要他们的捐款。他们更愿意捐款给非洲而不是中国的儿童。国际计划（中国）首席代表Mark Leighton说，奥运会的庞大场面和开销还让西方公众担心中国有效率地使用捐款的能力，成为国际计划（中国）无法获得足够多的“儿童资助”的一个原因。
金融危机之下，一些已经在中国快速扩张的国际NGO不得不进行收缩和调整。英救会（中国）和国际计划（中国）都在几年的时间里把员工规模扩大到了150人左右，年预算分别达到7百万美元和1千万美元左右。金融危机的风暴下，两者可能都会收缩。但是也有人认为，金融危机为快速发展的机构提供了良好的盘整机会，可以淘汰掉机构内多年沉淀下来的冗余人员，优化团队，提高效率，虽然调整的过程伴随着痛苦。
另外一些机构则有意放慢了扩张的步伐。国际美慈组织中国主任陈一梅女士就表示，汶川地震其实给机构带来了大量的资源，特别是灾后重建和紧急援助方面。但是，他们也只是谨慎的扩大了四川项目，北京总部则不敢扩张。
四川及周边省份的NGO在大地震后获得了大量的资金，冲淡了金融危机可能造成的影响。香港社区发展伙伴（PCD）的工作人员表示，2009年机构的常规项目预算有缩减，但是因为有灾后重建的不少项目，工作还是异常忙碌。陕西省妇女婚姻家庭研究会也因为赈灾项目获得很多资金支持，接下来2年的资金应该无虞，冲淡了不少项目在2008年年底到期的冲击。以至于有人感慨，幸亏地震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前，“囤积”了大量的社会资金。否则，情况肯定没有那么乐观。
至于此次金融危机中，各方面都比较脆弱的草根组织究竟遭遇了什么，是否有些已经“灭顶”，限于人力和时间的制约，我们的调查尚有空缺。
被改变着的生态
尽管每个机构的资金来源构成差别很大，但是不外乎三大块：商业捐赠、政府（本国或者其他国家的政府及双边/多边机构）拨款以及私人基金会和公众个人的捐款。中国过去30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着非盈利组织资金来源的图景。一方面，经济的发展让国内企业的经济能力大幅提升，捐赠的意愿和能力都随之增长，为NGO打开了资源大门；另一方面，中国国力的提升也使得国际援助资金持续减少，NGO传统的资金来源出现萎缩。一消一长正在逐渐改变中国NGO的生存环境。
传统上比较重要的一块资金来源——双边/多边机构对中国的拨款本来就处于逐渐萎缩的状态，金融危机也许会加快萎缩的步伐。继2008年3月日本官方对华援助划上休止符后，德国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后也宣布取消原定2009年对中国4700万欧元的援助，结束同中国之间传统的货币形式的经济援助。英国也在考虑调整对华发展援助政策，更多的发达国家可能会步英德日的后尘，削减或者停止对中国的经济援助。
政府资金一般占国际NGO总收入的20-30%，也有不少草根组织通过国际NGO间接获得这部分资金，大盘子的萎缩会直接对资金下游机构产生影响。可乐观的是，发达国家将同中国在司法、社会、气候保护等方面实现战略伙伴关系，也会为这些领域内的NGO带来更多的资源，间接调整国内NGO的工作领域的格局。
在筹款本土化的“咽喉”被扼住，又在“中国崛起”和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力量相对削弱的夹击下，国际NGO在中国的资金杠杆作用可能会被削弱。人民币升值可能会成为长期的大趋势，并在继续升值到一定程度后稳定下来。金融危机可能会在事实上助推中国和发达国家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的进程。对于国际NGO来说，今后，介绍开展工作的新方法以及分享在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可能更能引起中国政府和本土组织的兴趣。
在国际NGO感觉到金融危机带来的阵阵寒意的时候，一些本土机构却看到了危机带来的亮光。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政府及本土企业手中聚集了相当庞大的财富，新的散财通道也已搭建成形。非公募基金会、企业社会责任、政府购买服务以及地震后公众慈善文化的发展都在成长之中，成为NGO筹款的新方向。倡导多年的草根NGO两条腿甚至三条腿走路成为可能。
政府内的开明派在面对金融危机带来的社会需求和压力之下，有可能借鉴国外“扶持性”管理的思路，在推动国内组织发展的过程中实现更有效的管理。NPI公益组织发展中心是2006年新成立的一家国内机构，在短短2、3年的时间里实现了员工规模和资金量的大发展。目前有员工30人左右，年度预算超过八百万人民币。该机构的发展“秘诀”之一就是得到了地方政府的强力支持。他们在上海约400平米的办公场地就是由上海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无偿提供的，据NPI项目负责人吕朝估算，该地段同等面积的办公用房按照市场行情，每年租金至少有50-60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字是绝大多数草根NGO靠外国基金会或者企业募款无法筹集到的。
国内企业虽然也难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出于对国内市场的信心和其他多重考虑，他们对公益的投入基本保持稳定。如南都公益基金会的项目总监刘洲鸿表示，今年的预算仍然保持在2千多万元的水平，没有减少，最大的困难还是如何找到好的项目。联想公司承诺对最近启动的第二期“公益创投活动”投入300万元人民币，虽然由于公司业务受挫，无法增加，但是也与上届投入持平。甚至受金融危机重创的汇丰银行中国公司也宣布不会减少今年的社会公益投资，已经承诺的项目会按计划执行。不过，他们在选择合伙伙伴和确定合作项目时会更加审慎。
结语
任何危机既是挑战也是机遇，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NGO来说也不例外。在各种应激反应之后，我们期待，无论是具有国际背景的NGO还是纯本土的草根NGO，都能够建立起更加健康和可持续的筹资渠道，更加准确、敏感地把握社会需求并做出积极有力的回应。同时，我们也期待着中国国内有更多的社会资源能够流入这个领域，国际和本土机构之间迈向更为平等的竞争伙伴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