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四月,我有幸参加了美国圣地亚哥举办的克林顿基金会全球大学年会(CGIU 2011)，回国恰逢无锡召开的春晖青年公益论坛。不同环境、相同话题，就产生了一些体会。
我观察到一些中美青年公益的不同，这些差异或许能带给现在的实践者一些启示。
1） 称号大，放眼全球；做事多，关注国内
西方学生倾向于把组织叫得很大很国际。比如一个大学社团，可以叫做中华XX会；在2个国家有团队，就能号称国际组织。光环背后的实力有多少，实在不好说，但是一旦到了国内，又很受欢迎，营销效果显著。确实，美国的学生公益项目不少是针对海外的，比如美籍华人就喜欢创立服务中国的组织，非洲裔亦如此。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公民来自各个地域，他们乐意回馈家乡。这种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影响力输出也符合美国外交的战略。
我们的学生公益则更低调，名字比较书生气，文学化。其实，低调地做一件事情，也很不错。只是常常做着做着，摊子就铺开来了，越做越多，什么都做。春晖论坛某位同学就他们新开发的项目提问，嘉宾回答：“你们组织，我在很多个场合都见到过，但是你们究竟是做什么的？”。在关注的地域方面，很少大陆学生组织关注国外，我们是发展中国家，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也符合国家的方针。
2） 技术创新,组织运作；服务为主，项目运作
美国不乏 Teach For America（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创立）这类提供服务的组织，但是最近几年美国越多涌现的是借助专业知识和技术创新，创造产品让弱势群体受益。比如CGIU 2011演讲机构SoOcket（哈佛学生创立），设计了一个能产能的足球，提供海地灾区房屋用电； TED印度大会演讲嘉宾Embrace（斯坦福学生创立），提供低价的恒温婴儿暖袋，保护印度农村妇女新生儿的安全； One Earth Design(MIT学生创建),提供喜玛拉雅居民太阳能装备，World of Good（UC伯克利学生创建）借助互联网提供各地手工、公平贸易产品的销售平台。通常他们都是组织化运作，或成立公益机构/企业，有相对固定的团队、项目运作模式。也必须考虑财务成本、收入和一切商业世界需要考量的因素。
而我们这里更多的是服务型公益，教育、环保和健康；最流行的就是支教，似乎大学一旦暑期实践，各个志愿者服务队都要远赴中西部，短期执教。支教是一种比较容易的模式，可以大量复制，但是它是否真的有影响力？孩子的需求在哪里？他们的教育环境是否得到长期的改善？反思的声音却并不响亮。学生万一被一种浪潮推着走，就啥功课都不做了。经常只是一个团队，一个项目，难以形成一个完整的组织和规划，领导人也是一年一年地更替。可持续性就成了很大的挑战。
3） 资源挖掘、整合能力
很多人坦言青年公益组织难，社会不信任，筹不到钱，自己要去做家教补贴组织经费。这些问题我相信美国人也遭遇过，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办法。比如他们喜欢组建顾问团，学校的教授首当其冲，此外还有强大的校友网络，提供财力、社会网络的支持，比如UC伯克利知名华人校友就支持该校华人学生的社会创新项目，举办晚宴。
到了国内，学生组织却喜欢自我成团，一方面可能是外部环境没有那样良好，另一方面，学生并没有主动挖掘社会联系和过去积累。这里就需要一种战略思维，根据每个阶段的需求，寻找资源，达成阶段性目标，循环往复，最终完成项目的使命。比如SoOcket的创始人也不是工程专业的，但是她有这个产能足球的想法，为了检验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她就找到了工程系的同学，分享了这个主意，那同学感觉能行，再做了测试。如果在项目执行前的调研部分，就可以预见到每个目标所需要的资源，再评估自己现有的能力，其中出现的差距，就是想办法去调动的外部资源。一步步递进，不断解决新出现的问题。
4） 结果的测量评估
最后一点，让我回想到3月份哈佛模拟联合国会议上和高中生的一段话，我说： 我们小时候很喜欢去敬老院打扫卫生，就说擦窗户吧。大家都在擦，擦完就走人，然后不久又一批同学来，又擦了一遍同样的窗户。问题就来了：这个窗户擦干净了么？怎么知道它干净不干净？如果干净的话，何必再擦一遍，而不去擦别的？如果不干净的话，是什么造成的？这就是我们学生时代做公益的一个死穴，很少评估服务后的效果如何。英文创新innovation的解释是creativity that works。所以真的要公益创新，必须知道：它真的有效么？
许多西方推崇的社会创新方式，很有可能中国早有了，只是我们很少比较、评估创新前后的效果。知名设计公司IDEO曾有一个团队到印度给当地的一个眼睛保护的社会企业提供咨询，他们发现当地的孩子不太喜欢接受视力表的检查，IDEO发现视力检查的老师会带给学生压力，不如让孩子都来当一回老师，孩子替孩子检查视力？ 就这个小小的改变，孩子开始积极地扮演各自的角色，并乐在其中，视力检查率显著升高。我一想，我们中学老师也常图方便，让卫生员同学为同学们测视力，只是我们没有去测量，从而也不知道这可能就是一种模式上的创新。
随即我们面临了：怎么测呢？是不是今天讲座来了100个听众，影响力就是100人？去年，听到INSEAD教授提出他的一个金字塔影响力测量模型。最底端为Output，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影响力 中层是Outcome需要测量后发现的行动、思维的改变；最高层是那些价值观的，是否促进正义、和平等等。就一场讲座说，那100个听众就是直接的Output，因为他们参与了。但是他们因为讲座有新的收获而改变了自己么？这100种的自我改变的X个人才是Outcome。我们现在青年公益较多的是什么都不测，要测的话多数停留在第一层。我觉得有必要逐渐向第二层转移，因为只有当你了解到这个讲座真正改变了多少人，你才能去研究那些人，发现促使改变的因素。只有发现了动因后，才能相应地改善模式，从而扩大第二层的影响力。
以上就是我的一些观察，希望和大家更多的交流。
张嘉伟 jiawei@wecancompet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