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国家卫生部：
我们是一家支持艾滋感染者平等融入社会的公益机构。我们注意到，近期多省拟立法规定“艾滋病检测实名制”，国家疾病控制中心主任王宇表示赞同。我们对此感到担忧，我们对国家疾病控制中心如此不审慎的表达表示遗憾，我们建议国家卫生部尽快发出通知，立即暂停艾滋检测实名制在全国各地的推广。
我们能够理解疾控中心的话语背景：在全球艾滋蔓延的势头得到遏制并开始逆转之时，中国仅仅是“艾滋疫情持续上升，快速蔓延的趋势基本得到缓解”。中国的艾滋防治效果明显落后于世界水平。
但我们认为，中国艾滋防治成效不明显并非由匿名艾滋检测造成，艾滋检测实名制也并非改变这一现状的关键。与“检测”艾滋同等重要的是“检测”后的“告知”环节，这恰恰是我们防艾工作中最薄弱的环节。
近十年来，全球基金、盖茨基金会、克林顿基金会等国际组织协同中国卫生部门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精力用于艾滋检测，援华抗艾资金总额超过10亿美元，这一方针的确使中国艾滋蔓延的势头“基本得到缓解”。但遗憾的是，我们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了检测环节，忽略了“告知”这一关键措施。
为了检测，我们动用各种资源——甚至现金——去奖励高危人群前往检测。艾滋防治民间机构每介绍一个服务对象到疾控中心进行艾滋检测，该机构及检测人员即可得到数额不等的现金奖励。这种简单、粗暴、金钱至上的工作方式从来就没缺少过批评，而且一直在破坏高危人群与艾滋防治民间机构的关系，破坏艾滋防治民间机构与疾控中心的关系：高危人群认为艾滋防治民间机构已经转变成了抽血机构，一见面就是动用各种手段劝说自己去抽血检测，自己不过是纯粹的挣钱工具，久而久之就疏远了艾滋防治民间机构；而为了挽回社群，艾滋防治民间机构不得不私下抵制检测，从而降低了阳性检出率。在这个过程中，为了保护自己，高危检测者使用虚假信息自然成为一种常态；为了攫取更多的不正当利益，使用虚假信息多次检测自然也成为一种常态。
如此，“阳性告知”理所当然地难上加难。一些艾滋活动家将此畸态形容为“血头经济”，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反思。诚如王宇主任所说，国际研究表明，艾滋检测阳性告知后，感染者的传播活跃程度会下降70%。艾滋检测阳性告知因此是迅速降低我国的艾滋蔓延非常重要的工作方式。但遗憾的是，因为检测不规范而引起的告知不能，使我们的防治策略大打折扣。
如今，为了顺利“告知”，是沿着过去的经验继续深化“检测”和“告知”程序，还是创立一个新制度，打包解决“检测告知”，是一个难题。在防艾成效落后的情况下，艾滋检测实名制被提上了日程。但我们认为，做到“阳性告知”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检测实名制，强推艾滋检测实名制必然引起艾滋防治事业的巨大倒退。因为，匿名检测至少可以鼓励高危人群前往检测，实名检测则必然造成高危人群拒绝检测。
在现有社会环境下，现金鼓励、匿名检测都很难做到让高危人群积极检测，实名检测又如何提高提高高危人群的检出率呢？支持艾滋检测实名制的一个主要说法是，实名制并没有导致接受检测人数明显减少。但稍微熟悉中国艾滋防治的人都知道，没有高危人群参与的检测都是无效检测，对艾滋防治一点作用都没有。现有防艾政策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非高危人群参与检测，实名制检测政策下的高检测人数只能表明有更多的非高危人群占用了防艾资源。“检测告知”的对象就是艾滋感染者，如果艾滋检测的都是非艾滋感染者，“告知”根本就无从谈起，检测的目的又何在呢？
国家用于艾滋防治的资金都是纳税人的钱，高效率使用税款，一向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所在。浪费大量资金检测非感染者，肯定不是疾控中心及广西、湖南两地政策制订部门的初衷。我们完全可以在既有防艾成绩的基础上，淡化目前匿名检测中的功利因素，深化自愿检测，努力做好个人隐私保护，加强政府部门、防艾民间机构与阳性检测者的情感联络，强化“告知”程序。而不需轻易放弃防艾十来年的成就。
更严重的是，强推艾滋实名检测将进一步分裂防艾大本营。我们已经看到，在疾控中心赞同艾滋实名检测后，已经有民间组织公开表态一旦实名检测艾滋病，他们将退出此类检测项目。可以预见的是，强行推行艾滋实名检测，将进一步分裂民间组织与卫生部门、民间组织与高危人群的关系。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不得不就检测问题公开表态以稳固自己的社群关系，而我国多年来依靠政府和民间组织紧密合作防艾的宝贵经验也不得不遭受严重冲击。
综上，我们认为，在当前实名制检测也已成为热门话题时，在国家卫生部实际上并不希望全国推广实名制检测时，国家卫生部应立即发文暂停艾滋检测实名制推广，要求各地疾控仍坚持匿名自愿检测原则，以免造成社会恐慌。
此致
敬礼
于方强
南京天下公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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