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女性主义NGO在中国得到迅速发展。它们受到称赞，被认为是倡导重大性别议题的一种重要方式。这些草根妇女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得到来自发达国家和非政府机构的支持，而后者提倡的是一种规范化的NGO形式。
当国外NGO参与对中国NGO进行规范化塑造时，一些研究者提出批评：规范化塑造忽视了中国的本土理论和实践，反而助推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的发展理念。同时，其他学者也提出了相同的批评：对女性主义组织的“NGO化”会损害性别议题的改革潜力。
为了更好地观察这一过程，哥本哈根大学北欧亚洲研究所的研究员Cecilia Milwertz和北京社科院的研究员王凤仙对中国云南生育健康研究会（简称YRHRA）进行个案研究。
2004年，美国福特基金会向YRHRA提供一项组织能力建设干预，具体由美国温洛克国际的NGO组织能力建设项目主导执行。这次干预被设计为一项参与式培训活动，它的目标是提升YRHRA在过去数十年间形成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实践，尤其是要提升组织结构和实践的效能，解决员工、资金来源和经验受限而产生的问题。研究者借用YRHRA成员口中的“手术”来隐喻这次组织能力建设：在外科手术中，病人是被动的，而施行手术的医护专家拥有权力。
通常情况下，“能力建设”不被认为是具有性别属性的，但Milwertz和王凤仙在分析中采用性别视角，并运用Harding的一个重要概念——“现代性的性别编码”。Harding认为，西方主流的“现代性”概念对女性的、原始的东西存有焦虑，女性的、原始的东西又与“传统”相联系。对此，Harding持女性主义批判：支配性的西方现代性无疑成为一项男性的事业，它以绝大多数世界公众为代价来增进少数精英的利益。
在YRHRA这一个案中，现代性就是指温洛克引入的组织能力建设。研究者在2004年组织能力项目开始之间首次到访YRHRA，并分别在2005年和2006年对YRHRA的领导和成员进行了两次访谈。
研究发现，组织能力建设项目使YRHRA的组织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决策层、管理层和项目执行层的分化；月例会的规模缩小，由原来的全员参加降低为管理部门内部会议；招聘全职CEO和项目管理人员，并交予核心的管理责任。最为重要的、不可见的变化是，YRHRA的交流实践形式被改变：成员们充满感情地谈起以前的月例会。那时，他们对大量的生育健康问题进行辩论，来自不同学科的成员能够站在不同的、甚至相冲突的位置上进行开放式交流，“能力建设”之后，只有少数人能够参与讨论协会的核心问题。成员间原有的非正式、更加平等的交流被正式会议所取代。
尽管组织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得到了广泛的赞同，YRHRA的领导和成员对它的过程和后果感到沮丧和困惑，从外科手术的隐喻就可见一斑。一个成员解释说：“我觉得人们会说，是医生在操作手术，他们把协会拆开，然后又组装起来。”成员们对温洛克提供的组织结构也表示不满，他们将其描述为“一种商业风格”或“集中化风格”，并认为它不适合NGO。同时，领导和成员对新任CEO“办公室风格”的交流方式也感到不满。
访谈中，YRHRA成员强调张开宁（YRHRA创办者）在原来的决策过程中的“用心”。一个成员解释，张开宁在做出任何决策之前，会关心决策所涉及到的所有部门的意见。这种交流方式对协会的成功运作至关重要，这却被组织能力建设过程忽视了。另一种被忽视的交流方式是“协调和组织”。YRHRA的生存依靠来自不同学科、机构、文化的人之间的协作，原来的领导者在协调和组织上有很强的能力。简单说来，在组织能力建设中，张开宁的非正式、劝说式、关心和爱护式的交流方式被含蓄地认为是传统的、无效的、柔性的和女性的。由此，它们被认为是一些可以被忽略的东西，并且需要一种现代化的改革。
最后，Milwertz和王凤仙总结，组织能力建设过程建立在一个二元框架上：将一些知识界定为现代的、有用的，将其它知识界定为传统的、无用的。一方面是组织能力建设的培训者和手册，他们被认为是能够提供有关如何架构组织、引导组织活动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协会的领导和成员根据过去十年的经验而掌握的知识，它们被贬值。由此，这些知识也被认为是落后的、女性的。
参考文献:
Milwertz, C. & Wang F., X. (2013). Masculine Modernity Trumps Feminine Tradition: A Gendered Capacity-building Operation in China. Gende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17 (3): 259-2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