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到2010年，在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2012年11月17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21世纪农村教育高峰论坛公布了上述调查数据。
河北省教育厅原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韩清林更直言说：“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在全面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全面实现免费义务教育的新形势下，全国小学辍学率已经倒退到1999年以前的水平。”
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超五成
农村小学减少22.94万所，减少了52.1%；
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6成；
农村初中减少1.06万所，减幅超过1/4。
这是2000到2010年十年间中国农村发生的现象，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
与此同时，10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人，减少了37.8%，农村初中生减少了1644万人，减少了26.97%。农村初中就读的学生减少了约22%，农村小学就读的学生减少了11.5%，他们大多数进入县镇初中和县镇小学。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刚刚发布的《探索农村教育的科学发展之路——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的评价与反思》研究报告中指出，农村学生的减少，不仅由于学龄人口的大幅度减少，还由于城市化进程中的劳动力转移，大量贫困地区农民进城务工，带走了部分学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认为，大规模的“学校进城”后，农村学校日益荒芜凋敝，农村教育出现了“城挤、乡弱、村空”的危局。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结果，十年间，2001、2006、2011年成为小学撤并的高峰，其中，2011年撤并系数达到41.57。这表明，全国小学在校生人数减少基本停滞后，学校撤并仍然以巨大的力量和惯性在快速推进。
河北省教育厅原党组副书记副厅长、河北省教育厅巡视员韩清林透露，近四年来，全国小学辍学率大幅度回升，“从2008年辍学生63.3万人，辍学率5.99‰，到2011年辍学生已经达到88.3万人，辍学率8.8‰，这与1997年、1998年、1999年的辍学水平大体相当。”
十年间，更为严重和危险的是，辍学的主体已经由高年级迁移到小学一、二年级。2007年、2008年、2009年、2010年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辍学生分别为51.08万人、55.86万人、64.28万人、51.81万人，辍学率分别为29.18‰、31.71‰、37.35‰、31.16‰，占到年辍学生的60%～80%，为历史最高峰。
韩清林认为，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撤并教学点不仅使大量的小学低年级孩子辍学，更为可怕的是还会使大量的儿童不能入学，每年可能产生新文盲上百万。三十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辉煌成就大打折扣，甚至毁于一旦。
韩清林说：“我要做一个自我检查，因为国家在制定教育规划纲要的时候我参与了制定，而且担任了小学义务教育、学前教育、高中阶段的起草工作。当时对小学撤并教学点的问题，我在河北提出主张不撤并教学点，没有想到全国的情况这么严重。因此在规划纲要中只是提出了进行学校标准化建设，而没有提学校规模化和教学点的保留问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是有责任的。”
农村初中生上学路平均34.93里
过度的学校撤并导致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十省农村中小学的抽样调查，农村小学生学校离家的平均距离为10.83里，农村初中生离家的平均距离为34.93里。
农村地区实行集中办学后，发展寄宿制学校是解决学生上学远的主要措施。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十省的调查显示，农村小学生寄宿生比例为39.8%，初中生的寄宿比例达到61.6%。但已建成的寄宿制学校由于普遍缺乏配套的生活设施、教师等，而因这个政策而导致的家庭额外的费用，中部省区每学期增加657.3元，西部省区为每学期787.8元。
撤点并校的效应并非只对教育形成了影响，同时对农村家庭、社区及乡村文明的命运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对农村撤点并校政策效果的评价，不应当是单一经济主义维度的办学效益评价，而需要平衡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效益三者关系。在经济比较发达、交通比较便利的平原地区，撤点并校对学生的负面影响相对较小，正面效用比较明显。但有些地方因为盲目的撤并，使得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受到损害，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并未达成，乡村文明进一步凋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和学校差距仍然在拉大。”
“后撤点并校时代”困局
这一政策从自然状态发起，上世纪90年代末成为实施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的重要内容和目标之一，在2001年之后成为指导我国农村基础教育的国家政策，而这项政策已经在2012年被悄然“叫停”。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是过去10多年间我国基础教育领域发生的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
21世纪教育研究院调研报告指出，过去10年“撤点并校”的动力，包括国家政策、财政补贴、行政化、城镇化等因素的推动，以及学龄人口减少、人口流动、追求优质教育、地方财政困境的牵引。地方政府出于减少财政支出、方便教育管理的“自利”倾向，有强烈的撤并动机，政府以超前布局规划、一步到位、“一刀切”的方式，撤销那些本应保留的农村学校，行政命令、指标化、政绩化的做法，使得农村学校撤并蒙上了生硬甚至暴力的色彩。
2008年之后，撤点并校的动机逐渐复杂化。有些地方明确地将撤并农村学校带动农村人口向城镇集聚作为拉动城镇化的策略，通过“学校进城”迫使学生进城。
从2006年起，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带来的系列问题引起了中央和教育部的重视，并开始有意识的政策纠偏，陆续下发了文件。
2011年甘肃校车事件，对这一政策的反思达到新的高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在各地调研教育状况时，多次对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提出意见要求。
2012年9月，以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下发的《关于规范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调整的意见》，提出“坚决制止盲目撤并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在完成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布局专项规划备案之前，暂停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撤并”。
随着国家叫停和规划农村学校布局调整政策，农村教育正在进入“后撤点并校时代”。
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杨东平说：“对撤点并校的整体评价，第一，依法实施义务教育的目标受到损害；第二，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的目标并没有达成。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地方的城乡教育差距继续拉大，学校差距继续拉大；第三，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目标并未达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