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发生最频繁的国家之一。近年来，中国NGO，包括数量稳步增长的基金会，已成功从本土救援中获取第一手的经验，为参与境外救援打下基础。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7.8级大地震之后，许多中国NGO迅速做出反应，将灾害救援凸显为中国NGO“走出去”实践的一个重点领域。在尼泊尔地震救援期间，亚洲基金会作为协调救援工作的NGO平台（注：该平台由亚洲基金会联合其他国内和国际组织/基金会联合成立）的成员，派出Jock Baker与岳耀两位人道救援专家，在4月29日至5月9日为中国NGO在尼泊尔的行动提供切实的技术支持，之后他们在北京分享了自己对中国的基金会及国际NGO应对尼泊尔地震行动的观察和思考。中国发展简报借此机会对Jock Baker进行了独家专访。
Jock Baker是一名独立顾问，曾就职于多个联合国机构和国际非政府组织，拥有在亚太、非洲、中美洲、东欧等多个地区工作的经验。在2012年之前，他是CARE国际机构驻日内瓦的项目质量与问责工作协调员。在职业生涯中，Jock多次负责牵头开展研究、经验教训总结、独立评估等活动，涉及的项目领域包括抗灾力、人道主义资金援助、国别策略评估、人道主义行动的问责评估、人道主义救援效果评估、排雷行动、气候变化适应性、冲突后重建、冲突后小型信贷和发展援助效果等，同时还牵头或参与了多个国际机构的评估。此外，他还在人道主义行动问责和绩效学习网络（ALNAP）担任人道主义系统现状报告的顾问。他发表过很多文章，主题涉及降低灾难风险、机构间合作与能力建设、气候变化、环境评估和联合评估方法等。
能描述一下您在尼泊尔做了些什么吗？
说起来有点像双重身份。我和中国NGO的接触实际上早在尼泊尔地震之前，我的参与起源于一些中国基金会希望成为专业的国际人道主义救援机构的长期兴趣。这些基金会希望自己能从应对中国灾害的经验出发，进一步应对海外，特别是亚洲地区的灾害。他们在此之前已经为此开展过一些活动，但是受过培训的人员仍然为数不多。
当尼泊尔地震发生的时候，我的角色转变为评估中国基金会如何响应赈灾以及他们所面临的挑战。
中国NGO遇到过哪些挑战呢？
他们经受的挑战可以分为两大类。首先，他们要应对一些所有在尼泊尔参与救灾的NGO都要面临的挑战；其次，他们面临一些中国NGO独有的挑战。中国NGO不是唯一缺少域外行动经验的NGO，其他国家的组织，比方说有很多印度NGO，也有这样的问题。他们多年来应对过很多印度国内的灾难，但是对于一些印度组织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走出国门或者第一次在尼泊尔行动。
我的同事岳耀在与中国NGO的合作上拥有丰富的经验，他从很多方面帮助中国在尼泊尔的组织，比如安排后勤工作。紧急救助物资如何进入尼泊尔也是个问题，因为救援物资通过海关检查的时候总会遇到不通畅的情况。我们也提供国际救灾标准的培训，比如环球标准[1]。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提供手把手的培训，使之与实际救援行动相结合。我曾与联合国及国际NGO合作多年，所以我在尼泊尔的主要工作就是帮助中国组织联系和对接国际救援体系。
另一个挑战是，尽管中国NGO已经多次在中国进行过应灾救援活动，但中国政府往往在救援行动中占主导地位。然而在尼泊尔，政府并不具有这样的应灾能力或资源，所以其国内外的NGO成为了应灾救援的主力军。与这些伙伴合作成为中国NGO必须学习的事情。
我主要与两种NGO有过合作：一类是大型基金会，在应对中国之前的灾害时已经与国际组织和联盟建立了合作关系。壹基金和救助儿童会早有联系，中国扶贫基金会之前与国际美慈一同行动过，而爱德基金会则是国际救灾联盟（ACT）的成员。还有一类中国NGO没有这种关系，想在抵达尼泊尔后发展合作伙伴关系。比如佛教背景的灵山慈善基金会，他们和尼泊尔北部的僧人联合起来为社区提供援助。大多数这样的小型组织都是通过尼泊尔区一级的当地政府行动的。
尼泊尔也有很多搜救小组，当然，也包括中国政府派出的搜救小组，据我所知他们是最先到达尼泊尔的国际搜救小组。还有其他中国NGO的搜救小组也在那里。他们都面临着和其他国际搜救组相似的问题──他们必须听从正超负荷运转的尼泊尔政府的调配，并且只能够获得有限的需求信息。所以事实上很多这样的搜救小组，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最终都集中在加德满都峡谷地区工作。
在五月初，也有些NGO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才到达。这些NGO想参与灾后恢复与重建时期的工作。比如一个香港的NGO就开始做社会心理评估，以此考察更长期的需求。
中国的NGO先前曾参加过一些国际救援活动，比如筹款支持2011年日本地震应灾。不过在这类情况下，他们一般被当作初出茅庐的合作者，为一个公民社会更为发达的国家提供援助。这是中国NGO一步步学习的过程。在尼泊尔震后救援方面，中国NGO有没有起过什么主导作用？
较小的中国NGO一直与当地合作者一起自行行动，提供一些小规模的援助。在北京，有一个NGO协调平台每天都会提供情况汇总。它的规模不大，却非常有效──因为它十分直接并切中可见的需求。更大的NGO，比如爱德基金会和壹基金就会通过国际联盟与合作伙伴一同行动。这些国际合作伙伴已经在尼泊尔活动了较长的时间，已经同尼泊尔当地的NGO建立了比较大的合作网络。他们运用自己已有的能力对需求进行评估，并确保其援助满足最迫切的需求。
在尼泊尔，我们和中国NGO的国际合作伙伴做过沟通，比如救助儿童会和世界信义宗联会（LWF），而他们对中国基金会的表现评价都不错。举壹基金的例子来说，他们在尼泊尔人数不多，只有一个搜救小组和一个会说英文的成员进行联络和协调。但是他们却可以保障自己与救助儿童会和中国壹基金总部紧密有效的协调联络。壹基金一定拥有比较好的关系和渠道，因为他们是仅有的几个可以给尼泊尔送来赈灾物资的国际NGO之一。进一步来说，我从壹基金的国际合作伙伴那里得到的反馈是，壹基金空运抵达的物资正是人们所需要的，并且是根据精准的需求评估运抵的。这体现了壹基金与救助儿童会相当高效的团队工作。
而爱德基金会则充分融入由LWF领导的国际救援联盟（ACT）的救援活动中。我们同一个由爱德基金会与LWF建立的小组一起在加德满都外的一个村庄里做过需求评估，那里几乎被完全摧毁了。爱德基金会的工作人员积极参与了由LWF领导的评估、规划会议以及物资分配的活动，并且被ACT小组视为非常有价值的合作伙伴。他们正在与ACT联盟成员商讨恢复与重建阶段可能参与的事务。
我认为下一个阶段──灾后重建环节，中国NGO可以在一些方面承担相当重要的角色。尼泊尔政府已经请求一些捐助者来牵头承担不同区域的恢复和重建的工作，据我所知，中国政府会在尼泊尔中北部承担领头工作。因此，中国NGO和中国政府将有一个很好的潜在合作契机，与之前他们在中国本土灾后的合作相似。尽管他们可能并不熟悉国际人道救援体系──这个体系的运作机制、如何利用这个体系来发挥自己的优势等等，但中国NGO仍然有他们可加以利用的优势。尼泊尔有较大的华人人口，中国NGO与这个群体有着紧密联系，这是其他西方甚至尼泊尔NGO都不具备的。中国NGO从尼泊尔的华人社区那里获得许多支持。
一个年轻女孩在被解救之前被困在倒塌房屋下12小时 （JOCK BAKER摄）
在我看来，媒体对中国的援助反应非常积极，尽管这主要还是针对中国政府的反应，相对而言，媒体对中国NGO行动的关注还比较少。中国NGO通常不是很高调，同时在和当地群众交流方面存在一定障碍，这是由于语言方面的困难，以及缺乏国际援助体系如何运作的基本知识，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我认为尼泊尔在与中国政府和中国NGO在国际人道救援中的合作是一个里程碑。在和一些联合国高级官员交流后，我了解到他们对中国政府的反应十分赞赏，就像我之前所说的，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好的新闻。中国NGO相对低调很多，媒体和公众对他们关注比较少。而那些直接和中国NGO发生联系的机构和人员则对中国NGO的工作非常满意。同时，已有共识的是，中国NGO如果提高他们的专业度和沟通能力，未来将有很好的发展潜力。
您刚刚提到尼泊尔的华人社区挺有意思的，您是否知道由当地华人社区建立NGO并发起救援行动，或者与中国组织开展合作的事例吗？
就我所看到的，不是当地华人成立的NGO，而是一些商业协会和当地中国公司十分希望提供帮助，一个途径是为中国援助者提供免费的食品和住宿，同时也在物流上提供帮助，为从中国来的NGO提供运输服务。不一定是NGO，当地一些私人团体也参与到了中国NGO的活动中。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中国和尼泊尔在很多方面有很紧密的联系。许多尼泊尔人会说中文，许多中国人曾前往尼泊尔游玩或出差，他们都愿意支持援助和重建工作。
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几个月后，等我们正确地评估了中国NGO在尼泊尔的表现后会有一个更好的答案。就初步观察来看，我认为中国NGO的问题之一是他们对国际人道救援体系的运作机制了解得不够充分。对国际标准和体系，比如，环球标准的意识还比较低。中国NGO可能了解该标准的书面表达，但他们并不清楚如何实践，比如，尽管他们在尼泊尔所提供的帮助类型和环球标准是一致的，但他们不能够明确用环球标准的语言来表述他们在做什么。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更多地提高对国际体系的认识以及更好地了解如何使用它。
另外一点是，中国NGO，以及那些后来加入救援的其他组织，在尼泊尔遇到了如何形成明确的策略的挑战。这个问题上有一系列原因，比如那里的很多NGO，都需要一定的时间找寻出他们能够提供附加值的地方。
还有可能限制中国NGO在尼泊尔的参与程度的一点是缺乏多样的筹资渠道，包括联合国系统下的国际资助渠道。他们的资金现在仅仅来源于中国国内的支持者。而和他们共同工作的国际NGO可能也是联合国发起的呼吁行动的一部分，同时还拥有有多样的来自世界各国的资金渠道。
当然，许多在尼泊尔的国际NGO已经在那里工作数年了。所以针对你之前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预期参与救援工作的中国NGO最终将在尼泊尔建立长期的运作，这样在下一次灾难来临时，无论是洪水或是地震，他们就会处于一个更好的位置来反应。他们会有现成的网络，对国际援助系统运作也有更好的理解，并能对他们思考如何给当地带来更大价值有更好的体会。
加德满都，中国基金会的晚间联络会议（图片来自CFPA）
中国扶贫基金会作为在尼泊尔建立的协作平台的一部分，担当了协调的角色。他们举办非正式的晚间会议开放给所有愿意出席的中国组织。这些会议每天晚上9点在一家中国餐馆进行，任何中国组织都可以参加并且分享他们的工作进展。新近加入救援的中国组织可以了解现有情况，并学习其他组织的经验。
中国政府和中国NGO在合作方面的确是有很大潜力的，两者一直在国内共同致力于灾难救援。鉴于中国政府在未来也一定会在救援方面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我认为在尼泊尔也将会有这样的合作。中国NGO或许可以帮助中国政府更好地和尼泊尔当地的组织团体和社区进行沟通。
之前中国NGO参与灾难援助工作的一些联盟，因为未能将联合行动落到实处，以及在救援结束后这种联合就分崩离析而受到批评。您认为在尼泊尔，情况有所不同了吗？中国NGO在此之后会形成更强有力的联盟吗？
我认为答案可能既“是”也“不是”。有部分中国NGO的确会继续参与重建和恢复工作，而其他一些则会结束工作回到中国。不过这在国际人道主义救援中也都是很普遍的，西方NGO也会有同样的情况。从某种程度上，对那些奔赴尼泊尔救灾而先前没有国际援助经验的西方NGO来说障碍甚至更大，因为他们要面对更多同类型组织的竞争。
至于他们是不是会持续援助工作，资金是一个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他们能否识别和形成超越援助行动本身的切实可行的伙伴关系。中国NGO未来在人道主义行动方面是很有潜力的。国际NGO有相对久远的历史，中国NGO可以从他们的已经犯过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避免走弯路。我的另外一个发现是中国NGO和中国学界有很好的联系，这是许多西方学者和NGO之间所缺乏的。中国研究灾难救援问题的学者可以用非常“接地气”的方式来进行他们的研究，他们也很愿意和政府以及NGO等各种机构合作，参与到中国的灾难救援当中。我认为，这样一个积极的学习过程，连同学习国际同行的经验的机会，会为中国NGO未来的参与带来良好契机。
JOCK在一个离加德满东北部两小时路程、被大面积毁坏村庄参与爱德基金会与LWF组织的评估活动（JOCK BAKER摄）
您提到了一些中国NGO和合作伙伴的合作方式。那他们与尼泊尔政府的合作又怎么样呢？
中国NGO和尼泊尔政府的合作相当紧密。虽然他们直接和联合国的合作比较有限，但他们大部分非常真诚努力地和尼泊尔政府合作。这也是中国组织在国内很惯常做的，至少在区级，这是一个恰当的途径。联合国的协调机制在加德满都主要是在国家层面上，尽管他们现在也在受灾最严重地区建立起了一些分中心。实际层面的协调则通过尼泊尔政府部门，尽管它们的能力仍因地域差异而有所不同。
从您的回答中，我感觉您对于中国NGO在尼泊尔的工作有着比较积极的印象。您是否认为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让中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和承认NGO价值的契机？
有可能。我对于未来更加乐观，尤其是如果中国NGO可以从这次灾难中学习并在下一次反应中展现更高水准的话。中国政府对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必然会有进一步理解，对于中国要担负的，即便不是全球的，也是区域性的人道主义援助的角色的认知也将更进一步，而这一角色是包括中国NGO在内的。我目前的理解是，现在这种工作关系还不是西方政府援助机构和西方NGO那样的关系，但是发展的趋势是积极的。中国NGO和政府正在找寻有意义的合作领域，他们会从中学习，从而向更积极的方向发展。未来前景看起来很不错。
爱德基金会的一名员工正在进行需求评估（JOCK BAKER摄）
中国NGO从尼泊尔学到的主要经验教训有哪些？未来中国NGO如何增进他们参与全球性工作的能力？
他们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目前在尝试用英语沟通，了解国际NGO如何运作以及运作中还存在哪些问题。当地环境也与他们习惯的环境很不同，他们需要学习如何在一个很多国际和所在国NGO共同运行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当他们做出应急反应后，需要做持续的评估更新，在这样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同时，他们还应该把握机会向经验丰富的机构学习实战经验，这样他们就能在更有利的位置上做出下一次反应。本次救援中，他们获得的经验可能是得到了尼泊尔华人社区的强有力支持，或者与中国政府之间形成互补的关系。这些都可以为未来的灾害响应模式做出贡献。
（本文由白东飞访谈，简报志愿者隆安妮、黄逸清翻译，并经过缩编。英文原文参见http://chinadevelopmentbrief.cn/?s=jock&submit=search）
[1] 环球标准是一系列应用在人道主义工作中的国际原则和标准。尽管环境标准在全球得到了广泛使用，但其采纳和执行仍然是自愿的。更多信息参考：www.sphereprojec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