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作为垃圾回收处理的第一道关口，不仅能够减少焚烧、填埋垃圾的数量，保护环境，还能够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再利用，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是垃圾分类在我国提倡多年，很多地方实行得不太理想，垃圾越来越多，“垃圾围城”已成为一种尴尬的现实。
就此，笔者想谈谈前不久去台湾旅行的一些见闻和思考。
在台湾，笔者所到之处，街道干干净净，基本上看不到大街小巷垃圾遍地或者垃圾堆放的现象。在桃园市逛街时笔者遇到一件“怪事”，在大陆城市路边随处可见的垃圾桶难觅踪迹，只好将垃圾拿在手上，最后在乘坐公交车的地方才找到垃圾桶。
向台湾友人一打听，才知道台湾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实行“垃圾不落地”政策，小区内不设垃圾桶、垃圾箱、密闭式清洁站等生活垃圾暂存和中转设施，每个平民百姓都是垃圾处理的第一责任人，必须在家里将普通垃圾、可回收垃圾与厨余垃圾分开，不分开则会被拒收或被处罚。正是因为有了这项政策，现在台湾“垃圾分类”蔚然成风，城市面貌大为改观。
刚———立法保证垃圾分类
现在我们走在城市街道上，最厌恶的就是垃圾遍地、垃圾成堆，特别是夏季，大量垃圾堆放处理不及时，会臭气熏天。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小城镇存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同样存在。其实，“垃圾分类”蔚然成风，台湾也经历了“数十年磨一剑”。上世纪80年代，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百姓生活水平快速提高，同时，生活垃圾也爆发式增长，“垃圾大战”和“垃圾围城”同样困扰着台湾社会。
起初，台湾也是采取焚烧和填埋的方式处理垃圾，但是处理能力有限，而且会再次污染环境。一些专家还发现，垃圾当中很多都是可利用资源，如果加以有效回收，不仅可以实现生活垃圾源头减量，还能让废旧资源再生利用。
谁来回收是个问题。当时的社会共识是谁污染谁回收，可是扔在路上、漂在河里的一个饮料瓶如何认定是谁扔的?经过一番争论，形成了比较一致的意见——找不到扔饮料瓶的人，可以找到制造或者进口饮料瓶的人。
这需要依据，而且是刚性的依据———立法。
1988年，台湾修订了“废弃物清理法”，其第16条明确规定实行回收责任制，凡是物品或其包装、容器垃圾，由该物品或其包装、容器之制造、输入或原料之制造、输入业者负责回收、清除、处理，并由贩卖业者负责回收、清除工作。
但是这种政府制定回收率、各单项业者进行回收的政策存在明显问题：一是大量拾荒者被排除在外;二是回收率造假、注水等问题严重，很难查处。
1997年，根据新形势需要，台湾对“废弃物清理法”进行了修订，明确制造业者和进口商必须缴纳“回收清除处理费”，成立资源回收基金，以回馈的方式鼓励全民参与，建立开放的回收清除处理市场，以达到资源可持续利用之目标。同年，台湾“环保署”成立了一般废物及容器、废机动车辆、废轮胎、废润滑油、废铅蓄电池、农药废容器、废电子电器物品及废资讯物品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等8个基金管理委员会，辅导并执行应回收物品及容器之回收清除处理。1998年，在社会各界强烈呼吁下，“资源回收管理基金”被纳入政府预算。
2005年起，台湾环保部门推行强制垃圾分类，居民必须在家里对垃圾进行粗分类，不分类则会被拒收，屡教不改或被处罚1200-6000新台币。
在笔者看来，台湾垃圾分类回收能取得明显效果，政府主导是一个重要原因，而立法则是实现目标的保证。
柔———宣传教育动员全社会参与
有感于桃园市的见闻，笔者在宜兰县也特别注意了当地的垃圾处理情况。傍晚时，我发现很多台湾百姓从巷子口出来，拎着样子差不多的袋子，有秩序地站在路边在等着什么。一问才知道，他们是在等垃圾回收车到来，这让笔者着实惊讶。
在宜兰县的一个夜市里，游客众多，笔者还惊讶地发现垃圾桶附近有一个工作人员，专门引导一些不习惯、不适应“垃圾分类”的游客进行垃圾分类。在和台湾民众互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受到———垃圾分类回收利用已经成为台湾民众的价值共识。
垃圾分类的主体是谁？是广大百姓。发动百姓参与就需要采取更多柔性措施。据笔者了解，台湾最初推广垃圾分类政策时，百姓也不太习惯。政府采取了多种形式来宣传教育引导百姓参与进来，比如利用电视、网络等媒体，在学校举办绘画、演讲比赛活动，成立义工队向社区发放宣传单进行宣传、在居民倾倒垃圾时进行监督、指导等等。
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采取奖励办法吸引百姓参与垃圾分类。在台湾的一些便利店里，回收半公斤电池奖励一个茶叶蛋，回收一公斤电池奖励一瓶立顿奶茶。便利店不会做赔本生意，他们会将这些废旧电池交给中间回收商，会得到一笔收入;中间回收商将废旧电池交给处理厂商，也会得到一笔收益;处理厂商按照规定处理完毕之后，就能得到资源回收管理基金的“制度补血”。换言之，“垃圾分类”已经成为了环环相扣的利益链条，让利益相关者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最后就实现了全民参与。
大陆也较早地认识到了垃圾分类的重要性，比如早在2000年，北京、上海、南京等8个城市被确定为全国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但是17年来，这些城市垃圾分类成效有限。有人甚至批评现有的垃圾分类政策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稻草人”。在笔者看来，与其批评抱怨，不如借鉴台湾“刚柔并济”经验。
当然，“垃圾分类”并非一蹴而就的，我们既要有“问题意识”也要有“过程意识”;只有提升全社会对“垃圾分类”的价值认同并且建立完善的法律法规和配套支持，“垃圾分类”才能更快地成为日常生活的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