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近期力推的“Arktek”（被动式疫苗储存箱）在非洲大陆受到欢迎。Arktek英文发音接近北极（Arctic），名字分解开来，Ark意为“方舟”，tek则指“技术”。发明者将之喻为拯救生命的“诺亚方舟”。
这是一款无需电源就能长时间让疫苗低温保存的“冰桶”，能有效提高非洲等欠发达地区的儿童免疫水平，由比尔·盖茨投资的机构研发，中国企业实现量产，目前，这一高科技公益产品在中国大陆赢得了不少青年志愿者的追捧。
我们观察到，在2017年下半年，一种全新的慈善方式开始在国内建立群众基础——通过技术创新（研发高科技产品），撬动商业力量（联动中国制造业），使市场服务于穷人（非洲儿童受惠）。
盖茨基金会将之称为“催化式慈善”。当前，此种慈善方式在中国大陆的传播速度虽不算快，但对某些垂直领域（比如疫苗、艾滋病）的介入程度相当深，这样的做法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参与国际慈善大分工的机会。
以下，是关于Arktek的三个故事：
李东蔓与“00后”的新想法
李东蔓是一个举止文静的小眼睛女生，今年16岁，就读于北京市第十五中学。2001年出生的她，是其发起的公益团队“SOWER”（播种者）的队长，这是一个发起人几乎全由“00后”构成的志愿者团队，年纪最小的仅12岁，最年长的是一名非洲小伙Chris Zindi，他今年18岁，来自津巴布韦。
“SOWER”成立于2017年7月，其愿景颇为国际化：
“鼓励带动越来越多的国内外青少年加入到公益活动中来，为全世界儿童都不会因为无法安全有效接种疫苗失去生命而努力。”
李东蔓（中）与她的公益小伙伴（左）参访盖茨基金会
7月27日，他们正式在北京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网站注册成立“SOWER国际志愿服务联盟”并开始招募成员，截至11月1日，已招募到266名国内志愿者和5名国际留学生志愿者。
此团队缘起2017年6月的腾讯互联网公益峰会，会上，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李一诺发表演讲，谈及非洲地区，由于缺乏电力设施等欠发达因素，每年有成千上万的儿童因为无法安全有效接种疫苗而失去生命。李一诺分享了盖茨基金会的解决方案：研发可在无电状态下使疫苗低温安全存放的“Arktek”冰桶，并联合中国企业澳柯玛实现量产，从而挽救非洲儿童的生命。
峰会现场，一位全职妈妈录下了李一诺的演讲，并带回家与女儿分享，这位妈妈叫郑春玲，她的女儿就是李东蔓。郑春玲本是一名幼儿园教师，在女儿出生后辞去了工作。郑说，Arktek最打动她的是国际慈善里的“中国力量”，这让她感到骄傲。适逢其时李东蔓有意参加一个国际公益比赛，需要设计公益项目，郑春玲就与女儿商定，筹款购买一台Arktek，捐给非洲有需要的地方。
郑春玲说，她给孩子分享Arktek的故事，是想让女儿知道，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挣钱，不都是为了自己过上好的生活。
李东蔓认为盖茨基金会的做法让她开阔了眼界：“通过李一诺的演讲，我才知道中国这么了不起，有澳柯玛这样的公司，才知道‘冰桶’（Arktek）能救命，我虽然还没有去过非洲，但我妈妈去过了，我也一直想去，我喜欢那里的动物，我想有一天，我能去非洲，看到那些动物，看到那里的孩子。”
截至2017年11月，李东蔓与她的小伙伴们通过腾讯公益平台募款购买一台Arktek，如果一切顺利，这个由北京中学生筹款购买的“生命之桶”，将在2017年末，与澳柯玛其它产品一同发往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
截至本文定稿，“SOWER国际志愿服务联盟”仍在运作，他们继续筹款，并打算购买、捐赠更多的Arktek。
李东蔓的故事并非孤例。我们观察到，在中国大陆，不少“00后”在受过良好教育的全职妈妈的引导下参与公益活动，他们接触公益的年龄较之“80后”、“90后”要早，参与的方式颇为专业，他们在中学、乃至小学阶段就开始参与一些有着全球化背景的新型公益项目。
他们拥抱慈善全球化的潮流，并希望其中能有更多的中国元素。
澳柯玛与Arktek
澳柯玛集团是一家主营冰柜制造的国有企业，有“中国电冰柜大王”之称，于2000年末在A股上市，是青岛企业界“五朵金花”之一，与海尔、海信齐名。
澳柯玛集团现任董事长名叫李蔚，一个身材高大，沉稳慎言的青岛企业家。2006年，澳柯玛受挫于“多元化战略”，时任青岛市企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的李蔚临危受命，空降澳柯玛，是这家老牌企业“二次创业”的开启者。接手澳柯玛10余年来，李蔚十分低调，据说，他曾对员工说，除了涉企业重大变革的采访外，不接受采访。
李蔚（右）和比尔盖茨在Arktek前合影
我们了解到，盖茨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物色Arktek的生产商时，首先考虑的是一家名气更大的家电企业，但李蔚敏锐地抓住了机会，他亲赴美国面见比尔·盖茨，并最终敲定了这一国际合作的项目。
此项目的合作形式是，Arktek的研发公司，由盖茨投资的研发机构Global Good向澳柯玛集团转让Arktek相关技术（此技术据称耗资数百万美元研发），但条件是，澳柯玛方面须将Arktek定价压低，利润不得超过30%，以便各国际组织及发展中国家政府有能力购买。
目前，Arktek的市场定价为2000多美元，目前主要销往埃塞俄比亚、塞内加尔、尼日利亚等非洲国家。“埃塞俄比亚全国对Arktek的需求超过3000台，而整个非洲大陆的需求量将超过3万台。”李蔚透露，澳柯玛公司未来预计每年生产5000台，除了非洲，东南亚、印度等欠发达地区也是潜在的市场。
这个设备可以用骆驼或毛驴送到最偏远的山区，里面装着冻好的冰排，保证疫苗在0～10℃的温度下，储存长达35天或更久。
李蔚说，澳柯玛集团并未将Arktek定义为纯粹的商业项目：
“经济学有个词叫‘机会成本’，假如我拿这个团队去做商业项目，他们可以赚很多钱。但我为什么做这个项目？第一，长远来看，利国利己，国是指国际；二是市场有个空白，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进入这个领域。另外，你觉得它会赚不到钱吗？赚不到钱我不会让上市公司其他股东跟我一块做这个事情。从长远来看，它是有收益的，而且带来了机会。别人不做，他们有机会跟世界卫生组织合作吗？那个国家的部长会见他吗？他们就没有这个机会。”
在李蔚看来，Arktek的订单一方面能引入美国的先进技术，而另一方面，其在销售的过程中，为这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正走出国门，开拓国际市场的国有企业带来难以用货币衡量的机会。“企业不要光看到经济利益，也要看到另一面，表面上这个产品没啥经济收益，但是能带来无形资产，比如品牌美誉度提升等。”
事实上，这单合作在商业上的效果立竿见影。2013年7月，当澳柯玛方面公布“与比尔·盖茨投资的基金Global Good达成合作协议，公司作为唯一授权机构，将对其发明的疫苗储存技术进行生产和销售”时，公司股价迎来了连续数日的涨停。
但这个项目也使澳柯玛付出了相当多的人力资源成本。澳柯玛一名工程师刚接到任务时，曾向李蔚拍胸脯说：“一个月实现量产。”但事实上，他们为此花费了超过半年的时间。“最难做的是那个罐，他们有一系列很严格的指标，在实验室试做一个简单，但真要工业化的批量生产真的很难。”
这也正是盖茨方面在研发出Arktek之后，还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优秀的制造业合作伙伴的原因。一件产品，在实验室制作时，往往不惜工本，但要建立生产线实现量产，就没那么容易了。在这一全球化慈善项目的国际分工里，“中国制造”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澳柯玛的Arktek生产线
澳柯玛为Arktek建成的两条生产线，在2017年5月非洲国家刚果（金）又一次爆发的埃博拉疫情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李蔚回忆说，当时情况颇为紧急：“他们半夜给公司联系人打了个电话，想把设备在最短时间内做出来，我们生产团队只用了不到两个星期，就顺利完成生产，这得到了世卫组织的高度评价，那次疫情最终没有扩散。”
疫苗困境与新的解决方案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15年，全球每年仍有近600万新生儿死亡，其中有三分之二只要通过注射疫苗就可以得到拯救。但是，由于贫困等原因，目前全球仍有3000万的儿童无法获得基本的免疫接种，这些孩子往往死于一些在发达国家已几乎不会致命的疾病，比如，麻疹、疟疾、乙肝等。
1997年，时任微软公司CEO的比尔·盖茨在《纽约时报》读到一篇文章，称非洲每年有50万孩子因轮状病毒而死于腹泻，因这种病通过疫苗可轻易预防，盖茨不相信会有这么多非洲孩子死于轮状病毒，于是给报社打电话指出这一“笔误”。但记者告诉他，这是事实，而且轮状病毒是非洲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的主要原因。
1999年，盖茨投入7.5亿美元的种子基金发起了一个公私合作的全球卫生合作组织——Gav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这家机构的成员包括发展中国家和捐助国政府、疫苗产业界、NGO和科研机构。
但Gavi在推进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技术难题：在欠发达地区，尤其是非洲，当地缺电，冰箱不好使，须低温保存的疫苗有时会失效。
就《凤凰周刊》记者曾鼎在埃塞俄比亚所见，当地卫生条件恶劣，且长期缺水、干旱、炎热，疫病频发，每个月到了打疫苗的那天，有许多母亲抱着新生儿，坐着驴车到当地的卫生站打疫苗。但是，保存疫苗的冰箱却时常出状况。
“卫生员阿莱每个月都要带着疫苗上门为孕妇和孩子接种，最远的村子要走上一个半小时。阿莱不辞辛苦，但她无法保证，当储存多日的疫苗注射给孩子们时，是否还能起效，因为卫生站里疫苗箱的保温性能并不可靠，“每天都要记录两次冰箱的温度以防失效。”——节选《方舟——儿童、疫苗、埃塞俄比亚与中国》，作者：曾鼎
2013年， Arktek的投入使用缓解了这一局面。在曾鼎看来，Arktek的诞生，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由政府、企业、国际组织与公益机构共同在一个极度落后的地区拯救生命的故事”。
图为埃塞俄比一亚卫生站的医务工作者为当地儿童注射用Arktek储存的疫苗。澳柯玛公司供图
值得注意的是，Arktek的面世并非来自“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而是出于慈善家的全球战略——此一盈利前景不明朗，而耗资巨大的产品由盖茨投资的科研机构Global Good研发，青岛澳柯玛公司生产，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与Gavi集中采购，各受援国政府具体分发——这是一个融合了慈善理念与资本逻辑的新概念产品。
我们观察到，盖茨为解决非洲等欠发达国家的卫生问题，在全球范围内做了精巧的布局，在其慈善体系里，基金会像是财政部+宣传部，Global Good是科研机构，Gavi好比项目部。在每一个环节，盖茨方面都并非唯一的发起方，他们往往联合各国政府、企业、NGO、科研机构等社会力量共同行动，比尔·盖茨通过分享所有权，将自己的想法与资本嵌入到一个更大的社会系统里，设计出了一套可调动多方资源的解决方案。
此即盖茨基金会所称的“催化式慈善”。李一诺说：“我们投资那些政府和企业无法投资却又十分有前景的解决方案。一旦我们有了有效的解决方案，催化式慈善可以触发企业和政府的进一步行动，从而将那些创新带给最需要的人们。”
以Gavi为例，这家由多个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国际公益组织可整合多个国家的需求，寻找某种需求量相对大的疫苗，并以捐赠国家的长期承诺向生产企业提供担保，提前保障产品销路，从而降低研发疫苗的市场风险，进而推动企业投入资本。
据称，Gavi的存在，已把三项优先疫苗（五价联合苗、肺炎球菌和轮状病毒疫苗）的人均免疫成本从2010年的35美元降低到了2014年的22美元。
截至2016年底，全球有近5.8亿儿童接种了Gavi的疫苗，避免了约800万孩子的死亡。
但是，目前世界上每年仍有数以百万计的儿童因未能顺利打上疫苗而失去生命，要在全球范围内解决这一难题，需要更多利益相关方、新兴经济体的参与。
快速崛起的中国被寄予厚望。比尔•盖茨认为，中国只用了30年的时间就帮助7亿人摆脱贫困，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成绩之一”， 盖茨方面期待中国发挥资源、创新以及专业领域的优势，在解决世界上最贫困地区的健康和发展难题中扮演重要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