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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新精英迅速恢复其代际传递能力，相对于其他家庭背景的同辈人，干部家庭的子代占据政府机关或国有及乡镇企业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开展了全国居民教育与就业问卷调查。在城市的选择上，调查兼顾了经济、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地域分布，选择了包括北京、广州、成都、昆明等10个城市。
本文据此调研撰写而成，主要结论如下：
1.教育规模扩张使有钱人家的孩子从中受益，这种扩张不但没有减轻代际间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现存的状况；
2.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教育大众化造成文凭贬值，减少了农村人口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3.相对于其他家庭背景的同辈人，干部家庭的子代占据政府机关或国有及乡镇企业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近年来，“穷二代”、“富二代"等特殊称谓逐渐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就业公平面临着“代际传递效应”的挑战，对贫困生的就业造成不良影响。媒体经常报道，即便通过教育，“穷二代”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命运。一项来自香港科技大学的研究发现农村或乡镇的学生入读精英大学的比例（仅为19%）远小于入读一般大学的比例（30%）。
中国城乡之间的天然差异、制度性障碍以及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因素给农村社会流动带来了很多不利影响。如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教育大众化造成文凭贬值，减少了农村人口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曾有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花费接近家庭总收入的1/3，贫困家庭每年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花费连续两年增长率超过20%，在城乡贫困人群中有40%~50%的人提到“家里穷，是因为有孩子要读书”。有人甚至开始怀疑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已经不能促进个体向上的社会流动，或者说学历不再使个体获得理想职业。
从这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民众对教育是否依然还能促进向上社会流动的认识似乎很不清晰。那么，教育到底能不能促进个体的社会流动？如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不全面，将会对教育投资决策产生负面影响，并会引发“新读书无用论”，导致部分农村青年和部分城市低收入群体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进而使教育不公平和社会不公平更趋严重。
因此，这个问题迫使我们对全民进行一个教育与就业问题的全面调查，从而得到一个相对客观的数据，以便为完善教育体制、实现教育大众化以及推行教育公平提供新的思路。
教育成本的增加以及教育大众化造成文凭贬值，减少了农村人口通过教育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
为此，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于2016年底至2017年初开展了全国居民教育与就业问卷调查。在城市的选择上，调查兼顾了经济、文化、政治的重要性以及地域分布，选择了包括北京、广州、成都、昆明等10个城市。
教育显著影响个人社会地位
根据对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一个总的结论，即教育是家庭因素和个人社会地位的中介变量。也就是说，家庭因素对个人的教育程度和水平的影响十分显著，教育程度又显著地影响着个人社会地位。具体的结果如下：
一、学历对当前的工作有一定的影响
57.1%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有影响；超过60%以上有大学文凭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有影响；而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学历对当前工作无影响，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认为个人努力才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有大学以上文凭的人从事的工作多是与专业相关或是借助于学历获得的，因此他们认为学历是找份专业工作的必备条件。因为没有学历的优势，那些低学历的人找到的工作多数与学历关系不大。
二、中国家长依然很重视孩子的教育
调查发现，户口不影响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尽管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孩子上的学校有轻微的不同，但是80%以上的家长都愿意培养孩子上大学。对孩子的教育期望与母亲的最高学历呈现强相关关系，而与父亲的学历并没有关系，也与其他家庭情况无关。
三、教育程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
1. 受访人的学历一定程度上受父母亲学历和工作背景的影响。父母亲的学历对孩子的学历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孩子学历在大学及以上的，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学历在高中及以上的；孩子学历在高中及以下的，大部分的父亲都是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此外，结果还表明，母亲的文化程度对受访者的工作类型有很大的影响。父母亲有大学及以上文凭的，子女几乎很少从事农、牧、渔类和工人的工作，而多是从事一般职员或是专业技术工作。
2. 父母学历很大程度上影响对子女的教育。学历越高的家长就越倾向于让小孩读重点学校以及读大学。我们发现，那些没有上过学的父母根本不期望他们的孩子能上重点学校，只要上一般学校他们就很满足，而有50%以上拥有硕士及以上学历的父母更期望他们的孩子能上重点学校。有60%以上的中高学历父母（高中学历及以上）倾向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70%以上的高学历家长（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会更倾向于让孩子参加补习班；而学历在初中及以下的家长的孩子很少或者没有经常参加补习班。
学历越高的家长就越倾向于让小孩读重点学校以及读大学。
四、孩子实际就读的学校与家庭收入程度非常相关
家庭重视教育的程度几乎不受家庭收入的影响，但孩子实际就读的学校与家庭收入程度非常相关。调查发现，绝大多数中国家庭（与家庭收入无关）都会希望孩子能在一般学校或重点学校就读，且都希望能够培养孩子上大学。但是，几乎所有高收入家庭的孩子都就读于重点学校或民办学校，其中约有80%的家庭对就读的学校表示满意。而7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就读于一般学校，仅有不到一半的家长对就读学校感到满意。
政府应着力解决教育资源公平
这个结论表明教育依然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但教育受家庭因素的影响。比如说，那些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家长（通常拥有较高的学历和较高的经济收入）得益于教育带来的收益，他们更深信教育对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因而更希望让孩子接受高质量的教育。另一方面，这些家庭也有足够的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可以投资孩子的教育。
而对于社会经济地位低的家庭来说，他们缺乏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为其孩子的教育进行投资，即便孩子考上大学，也很难找到一份好的工作，因而他们的孩子也很难从根本上改变命运。从这个层面上来说，阶层地位有一定的继承性，这个继承性很大程度上还是通过教育这个中介变量来实现。伦敦大学经济学院的史蒂芬·梅钦 (Stephen Machin) 的研究发现，在英国，代际间的流动性随着时间正逐渐下降，教育规模扩张使有钱人家的孩子从中受益，这种扩张不但没有减轻代际间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现存的状况。
教育规模扩张使有钱人家的孩子从中受益，这种扩张不但没有减轻代际间的不平等，反而加剧了现存的状况。
我们这个调查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支持了西方的一些学者（代表人物：丹尼斯Dennis）提出的教育与社会流动的观点，即教育既有促进社会流动的作用，又有“再生产”原有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作用，教育对整个社会流动率的贡献要根据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教育本身的平等状况来确定。事实上，几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已表明，制度性安排与代际传承作为先赋因素交织地影响着人们的地位获得，教育资本与政治资本作为后致性因素支撑着人们的地位提升。
斯坦福大学社会学教授魏昂德（Walder）在研究精英传递过程时发现，“文革”期间即使是革命出身的新精英也无法把自己的优势地位传递给后代，而改革开放后，新精英迅速恢复其代际传递能力，相对于其他家庭背景的同辈人，干部家庭的子代占据政府机关或国有及乡镇企业领导地位的可能性显著增加。
这个调查结果显示了中国民众对教育依然是非常重视的。此外，个人努力、受教育程度与家庭因素共同对个人地位获得发挥着作用。在当前，中国大力推行“教育先行”、“科教兴国”等政策，我们应该肯定教育在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支持、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接受教育是提升个人竞争力的重要途径，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教育也扮演了关键的角色。但是，考虑到当前中国教育资源的地区不均衡性和家庭对教育的高度重视，政府应着力解决如何均衡教育资源，及早推行教育公平。
李海滨于2011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她曾任教于悉尼大学教育与社会工作系。其间，在英国谢菲尔德大学进行高级学术访问。2012年，在加拿大戴尔豪斯大学人文和艺术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从2016年起，李海滨博士开始在IPP从事教育领域的研究工作。
近年来，李海滨博士连续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SSCI核心期刊《教育心理学》发表两篇英文论文。
李海滨博士是论文《中国学生学习成功的秘诀：竞争激烈的学习环境成长起来学生的抗逆力研究》的唯一作者。该文刊发于《教育心理学》2017年第37卷第8期。
李海滨的另一篇论文《亚洲儿童和青少年的学术风险与抗逆力》。她是该文章的第一作者。文章刊发于《教育心理学》2017年第37卷第8期。
本文作者：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研究员李海滨博士。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5期第2版，原文为《教育是否可以促进个体向上流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