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近来，关于基金会与NGO尤其是草根NGO之间的话题讨论似乎又在暗地发酵。在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这几年举办的活动上，此类话题也一直难以回避，比如2017年武汉峰会举办前夕，郝南指摘基金会资助的“掐尖”偏好。2014年，时任阿拉善SEE基金会秘书长的刘小钢从资源分布的角度来反思基金会的资助困境。更早在2009年，公益时报还专门就此话题采访了几位政府背景的基金会，二者之间的张力跃然纸上。
可以看到，不管是来自NGO的“控诉”，还是基金会的苦衷，双方的表达在各自的逻辑里似乎都有道理。近日我们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从基金会和NGO的发展路径上试图去理解双方的差异，尤其是结构性和文化性上的不同，也许可以解释中国基金会为什么“不情愿”资助草根NGO这一现象。在此，首先为您推荐这篇文章。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O9NdhRlviD0HxU4A9RFOhA
作者：Shawn Shieh（谢世宏博士）
来源：社论前沿（微信ID：shelunqianyan）
另，我们也基于过往的活动，从草根NGO、基金会、媒体、学者这4个角度整合了相关的文章，供你阅读，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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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NGO的声音
“近年来，国际公益支持机构快速进入中国社会，本土支持民间公民社会发展的基金会又极其有限，特别是对乡村民间公益组织的支持就更是寥寥无几，而集中了大量公益资源的国内公募基金会基本上只在体制内运行，与民间公益组织基本无缘。本土的公益支持让我们感觉遥不可及，政府对我们的支持又不确定，很少有人问及和关心我们如何生存和发展。公民社会、公民社会组织需要自下而上的发展，草根NGO 组织的生存难以为继，还谈得上公民社会的发展吗？”
——高向军，时任四川省仪陇县乡村发展协会秘书长，节选自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原文《信息不对称，草根公益路艰辛》
原文阅读：http://gongyi.sina.com.cn/gyzx/2013-01-08/142740365.html?from=wap
“政府大力推行向社会力量购买服务之后，很多地方的环境就变味了。再后来，就是基金会的破坏性开采——只要韭菜尖，不做孵化培育。基金会这两年的逻辑，越发是“资助最好的”了。和草根组织间，经常是剥削关系。能落实的资助，往往就是为了更多的筹款，或者实现其他基金会的目标，比如KPI，或者证明某种模式什么的。被资助对象往往只是工具。当然，其实这个力度也不算大。”
——郝南，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创始人、负责人。节选自文章《郝南：有些话，我真的憋了五年了！》（2017年）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wOTE1MTA5Nw==&mid=2247486953&idx=1&sn=5d69bf4dad66a51aaa2bd4e3268a111b&source=41&scene=21#wechat_redirect
“公益机制为什么创新，做公益本身是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现有方式无法解决，我们要寻找新的方式突破。只有边做边完善才有可能找出合理解决问题的方式和途径。我们一直在做教育探索，之前申请过很多基金，但是每次申请都需要未来一年的成效，评估指标等内容。如果什么事都能提前预测结果这还算创新吗？很多项目基金创始人都很难看到项目的真正价值和意义。怎么可能评选出好的项目去支持？创新是没有固定的模式和标准的。”
——李磊，长沙梦创公益文化发展中心（天使支教）创始人、负责人。节选自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会闪电发言，标题《支持公益项目创新，基金会准备好了吗？》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8LybMu8ZcxWSd7tMi8Mdw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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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反思
“中国运作型基金会占绝对多数，这个现状，并不反映运作型基金会与资助型基金会相比孰优孰劣，但可以反映中国基金会业态尚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也是中国特色所致。分析原因，大体有三：首先，不少基金会是由草根NGO转身而来的；其二，中国企业基金会数量不少，其特点是，既“早熟”，也不成熟；其三，草根NGO能力不足，与其资助他们花钱，不如自己花钱来得踏实。”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节选自徐永光为新书《资助的价值初探》作的序，原文《资助型基金会能成为我国基金会的主流模式吗？》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ka7FWCfV70zaDHW6tqnbsg
“基金会倾斜到民间公益组织的资源太少，现在基金会存在几个问题：第一，整个资源结构失衡。基金会的资源非常多地依赖于企业，而在一些比较发达的国家则是来自于个人；第二，公益资源的严重垄断。2010年，只有1.3%的捐款是流向了慈善会以外的社团、一线的民间服务型组织，基金会与一线服务型组织如何实现资源对接是一个极大挑战。”
——刘小钢，时任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秘书长，节选自第四届中国非公募基金会发展论坛“专题论坛：基金会的资助之道” ，原文：《资助的力量—非公募基金会资助的历史、现状与展望》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TFuds7k5AFcT8Q1Nq3ZhVQ
“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在公益行业中，分别是什么角色和关系？我自己把基金会比喻成公益行业的发动机，就像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提供动能。那光有动能不行，光有钱也不行，最终服务到社会还要靠社会服务机构，社会服务机构把钱转化为服务。我觉得基金会应该在这四个方面发挥价值：一是择优资助，第二就是要想办法带动更多资助方、资源方，大家一起来解决问题，三是提升合作伙伴的能力，最后，基金会与合作伙伴共同探索，形成解决方案、知识、模式、甚至是变成政策倡导把价值放大。”
——刘洲鸿，林文镜慈善基金会秘书长。节选自2017年福建公益慈善年会的发言，原文《基金会与NGO互相“控诉”，谁更有理？》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Mfp-WLERP6zUHeIUFCoG7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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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的洞察
“原来的资助型基金会给别人撒钱去做，实现了一个基本的慈善作用。现在它可以选择关键点去资助，那个钱用得越关键，效果越好。所以有助于整个领域往上提拔，和整个领域的成熟。基金会不要以为你就是比别人强。给了钱人家就会用到最佳地方，让这些钱发挥最大作用；有的公益组织拿了钱不知道该怎么做。这个时候就不要单纯地给钱，它还需要能力支持；还有第三种，对方可能能力不行，但只想要钱。这个时候，基金会就要考虑是不是这个组织运作不规范，想拿钱随便乱花。所以三种情况要分别对待。”
——陶传进，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公益研究中心主任。节选自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武汉峰会专访，原文：《陶传进：基金会做资助，要滴灌不要漫灌》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wOTE1MTA5Nw==&mid=2247486950&idx=1&sn=7be9c866ffeb50096824eceab6eb3518&source=41&scene=21#wechat_redirect
“非资助型的基金会严格意义上不是基金会，可以看到它和一个提供服务的公益组织没有区别。真正的基金会就应该是去给钱的，这是它在分工上的特定职责。就像银行一样，它有特定的金融功能，而不是自己去做实物产品，这样才形成分工、生态链……中国最早出现的基金会是为了筹款而产生的机构，大多有一定的官方背景，是为了弥补政府公共财政资源不足而出现的、面向社会筹款的组织，用于满足政府的某种事业功能。所以中国的基金会不是为了给钱，而是为了筹款而产生的。”
——贾西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节选自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2017年秘书长说活动转访，原文：《贾西津：基金会就应该是给钱的，未来会更纯粹！》
原文：https://mp.weixin.qq.com/s/QvHQmf0ZWrWfGByd4wZ9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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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的讨论
“让大型基金会放不下顾虑，基金会资助草根NGO至今障碍重重，原因显然是复杂的，在大型基金会领导层的眼里，草根NGO自身的问题最需要认真考量。主要表现在：第一，草根NGO的资质问题，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障碍；第二，对草根NGO团队执行力的怀疑；第三，对草根NGO的自我生存能力的担忧；第四，草根NGO沟通能力的欠缺；第五，草根NGO组织行动不够规范。”
除此之外，也有同行评论：为什么美国的基金会愿意资助中国的草根NGO呢？可事实并不是这样：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安子杰在2011年时发表过一篇论文，指出：美国基金会对中国的资助，86.01%的资金都流向了学术机构、政府和政府管控的NGO。草根NGO组织接收的资金仅占总资金的5.61%。作者还从机构结构方面指出，美国基金会在美国国内和中国都面临诸多限制，这些限制让基金会们不得不将在中国的项目资金拨给政府管控的机构。其次是“自然”层面（natural dimension），意指基金会偏向将资金拨给精英机构。
文章从以下几个角度具体阐释了原因：
首先是美国基金会在美国境内遭遇的法律限制。具体就是，美国基金会需要受资助方提供诸多材料，证明资金发放合理未被滥用，以符合美国国内对基金会的管理要求。如果是使用纳税人钱的公立基金会，那么要求就更加严了。
其次是中国境内对境外基金会和本土NGO的限制。境外基金会在中国落地的话需要一个主管单位。注册草根NGO也需要主管单位。
接下来是美国基金会对精英组织的偏好。他们更喜欢“像他们一样的人”。这个并不难理解。从历史角度来看，美国的基金会一直都是偏好由精英领导的受资助方的。
（评论来源：豆瓣作者Master Faust，曾就职于某国际NGO）
最后，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以建设行业生态系统为使命，希望以此话题为例，引起更多思考和讨论，希望无论是基金会还是NGO，都能够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出发点，通过分工与合作，创造更多社会价值，促进社会良好运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