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教师离职已成为一个公共网络话题。公立教育的校长、教师离职现象并不鲜见，并呈现稳步上升的趋势。
调查：杭州某区3年间辞职教师翻了一倍
2015年4月14日
一名河南省实验中学教师在辞职信中写下“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个史上最具情怀的辞职理由被入选2015年度十大网络用语。
2016年8月16日
绍兴稽山中学语文老师蔡朝阳（网名“阿啃”），在个人微信公号上写了一篇《我只是不想再浪费生命了》作别20年的中学教育；随后开始经营自己喜欢的教育出版和教育营地建设。
2016年11月1日
苏州星海实验中学高中语文教师的史金霞在微博上高调公布了辞职的决定，“我辞职啦！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天大地大，东西上下，任我行”。随后开办了个人网校，独立承担一个几百人的教育社群的校长、老师的责任。
2017年8月5日
《都市快报》微信公众号发布题为“重磅消息！叶翠微将不再担任杭州二中校长！已任职17年，谁将接替他？”的消息。
杭州二中前校长叶翠微
为了应对离职可能对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工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杭州某区教育局连续几年专门向辖区各学校下发一张辞职调查表，对区内教师辞职情况进行摸底。该区2014年辞职的教师有38人，2015 年有36人，2016年有60人。短短三年时间，辞职教师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而在10年之前，主动辞职的教师在该区每年只有个位数。
百度搜索关键字“公办教师离职”加上“时间年限”的搜索结果数量来观察离职热度变化，在2013年到2016年四年里，搜索结果数量从126万条到了2170万条，数据翻了17.2倍。
那么，这些校长、教师，他们为什么辞职，采取了何种姿态辞职？辞职以后选择了什么样的道路？他们的离职对于学校教育教学管理的影响度到底如何？
离职原因万千重，向往更好的生活是主因
为了孩子到一个更好的环境上学而辞职；
为了解决两地分居而辞职；
为了给自己一些挑战而辞职；
因为和领导同事相处不愉快而辞职
因为从事教育行业的企业家盛情邀请而辞职……
每个人的离职都不是可以简单归因的，有的人的离职甚至经历很多年的思想斗争。
从公开的资料显示，收入太低是大多数一线教师选择离开体制的原因。张雪（化名）老师曾在公立中学和小学工作了15年，2014年9月终于下定决心放弃公立体制做了一个自由咨询师，她说：“首先，收入太低，不够养活自己和孩子。”
而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来说，他们公开的离职原因大多指向从事教育教学的不自由。离职的王东（化名）校长曾在成都4所主城区学校待过，在公立体制的最后一个身份是成都“五朵金花”[1]之一的副校长，2016年3月加入了某个教育集团担当校长一职，他认为公立体制“窒息的空间，无限的责任，永无休止的迎检，收入低”是自己离职的主要原因。
当然，也有很多校长离职是要追求心中的理想教育。刘旭静（化名）校长曾是全国知名校长，她离开体制的原因则是遇到了一个教育理念非常契合的朋友，“我们有一个梦想是把孩子的世界还给孩子，把大人的生活还给大人，而不是相互绑架，可以真正培养扎根中国根基的世界公民。”
这些离职教师的去向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或许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流向上寻到一些真实的原因。总的来讲，离职的情况有三种：
从公立教育到更好的公立教育
严格地讲，这样的离职不太多，准确地讲是调动，公立体制的身份是得到了保留的。
从公立体制到私立体制
这一类人群最多，他们不再保留公立体制的编制，投身到私立学校。然而私立学校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度，甚至可能比公立教育在某些方面更严苛。可是，薪水相对较高。
从公立体制出走成为自由职业者
这一类型的教师也在少数，且主要是一些有个性，有鲜明的教育主张，有过硬的生存技能的教师。
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广大优秀教师对于更好的生活的向往，尤其是对更匹配的物质生活的向往是离职的主要原因。
2017年9月8日，安徽大学新入职教师在进行宣誓
勇敢一跳的要件
“薪酬普遍比我们公办学校要高，一旦成为业界名师，获得的薪资待遇将至少是原来公办教师的10倍。”
——晓晓（曾在虹口一初中担任数学老师兼班主任五六年，后离职去民办辅导）
“中国之大，已经让老师们摆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老师从早到晚被驱赶着完成各项‘任务’，已经无心无力沉浸于专业的天地。”
——张雪老师
“这一百多年来，技术已经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各种教育创新的实践和教育产品层出不穷，但是教育从整体而言似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顾远（教育创新者，这几年参与创办了“群岛教育加速器”，支持了几十家教育创业团队）
教师离职的原因固然如此，然而我们发现很多年来，这些原因都一直存在，为什么到现在才做出实际行动呢？在采访和调查中，我们认为构成公立教师离职的要件主要有：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金饭碗”不再吃香
对于大多数离职教师而言，失去的是锁链，得到的是全世界。尤其是对于在消费水平很高的一二线城市里的教师，更是如此。在我们国家的大一统公办教育薪酬体制下，一线城市普遍薪酬相对于三四线城市乃至城镇都没有明显的差距。然而他们要承担在城市里高房价高物价的生活压力，又同时面对民办辅导机构、民办学校的直接高薪诱惑。此刻他们只有走出去方能追求更大的自我实现。
随着养老体系的并轨，教师们离开体制，不但可以获得更多的薪酬，而且“五险一金”依然可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得到很好保证。
虽然大量名优教师的离职，并不意味着公立教育就失去了吸引力。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健全，尤其是社保体系的改革，公办教师的“事业编制”不再具有之前稀缺时代的“金饭碗”的光环。
教育创新的冲击，带来做纯粹教育的可能
无须讳言，教育是社会变革最慢最顽固的堡垒，以知识为中心的教育模式，以教师为中心的课堂教学模式，以固定教室为中心的授课模式，以分数为中心的教育评价方式都将长期占据中国教育的主流教育领域。
此外，非教育的因素依然大量干预着正常的教育教学。公立教师每天不得不陷入大量烦琐低效的事务中。重复性的工作使得教师的视野很难越过学校的围墙和外界进行沟通，实现跨行业的转换。一个公立男教师向我们抱怨：“男人干久了整个人都变得婆婆妈妈，没有前景”。而基础教育领域的男老师，一直比较稀缺。
与此同时，教育界一大批闯入者以教育创新的名义大肆搅局，对心怀理想的教育人构成强大的吸引力。
教育若不创新则无法满足教师的基本职业需求，使其在工作过程中很难获取愉悦感，职业倦怠在无法达到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中滋长。蔡朝阳老师就在那篇宣告离职的文章《我只是不想再浪费生命了》里形容在体制内的职业生活：“现在，这里有一块点心，我想吃，我只要直接拿来吃就行了，而在体制内，你需要起身，然后去绕着圆桌逛一圈，你才有可能吃到。更何况，有时候，你绕了好几圈，但你始终必须绕圈，你的工作就是绕圈这件事本身。”
社会资本的大量进入、民办教育的蓬勃发展、小微学校在各地的兴起、互联网教育的热潮，都给一些有教育理想的教师们提供了更纯粹做教育的空间。
“蝴蝶效应”
成都名校长辞职陆续上演：2016年，四川师大附中原校长曾成彬辞职去了三原外国语学校；同辉（国际）学校原校长李勇辞职去了民办教育机构；七中万达原校长陈刚辞职去了天府七中； 金苹果中学也从“体制内”吸纳了包括石室中学原党委书记杨斌、七中育才原副校长何刚、七中初中原副校长张新民等教育精英。
更早些时候，棕北中学原校长、武侯区教育局副局长陈泽芳辞职，前往广东担任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校长，该校被网友们称为广州最贵的民办学校。泡桐树小学原校长杨昭涛调任青羊区教育局副局长，后前往天立教育集团任职……
面对日益汹涌的名优教师离职现象，为了稳定公立教师队伍，2017年暑假，成都市某区教育局出台了一个新政策——《XX区教育局关于落实优秀教育人才岗位奖励的通知》，据说用于奖励优秀教育人才的资金额度高达1.2亿元。
此文件一出即遭遇到了该区众多一线教师线上的吐槽和线下的抗议。笔者采访了个别普通教师，也收集网络对于这一事件的讨论观点，总结起来争议有两点：
1. 新的政策涉嫌严重向领导管理层倾斜，进一步扩大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和一线普通教师的收入差距
2. 奖励的主要依据受到质疑，该文件规定的领导、教师收入评定的主要标准就是曾经评上的专业级别和曾经获得的荣誉称号，而这些奖励的评选标准和评选过程遭到了严重质疑。
不得不说，该区文件的出台充分显示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已经意识到离职潮对于公立教育的冲击，并且愿意对此现象做出实质性的积极回应，相对于以往大量的开空头支票的现象，这是教育主管部门的真诚之举，应该得到肯定！然而，文件尚未正式执行就遭遇到了来自普通一线教师的巨大的阻力，结果适得其反，让人不得深思其中的缘由。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面对各层次不同教师人群的不同需求，该教育局采取的方式可能略显简单。单纯用钱财来解决问题的思路不可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如果用马斯洛的需求理论层级图来比较该文件里的获得可奖励类别岗位时，会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
马斯洛需求理论层级理念与教师岗位发展的对比图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该教育局的文件相当于把适合满足众多普通教师、优秀教师更迫切的物质奖励的方式，用来去解决卓越校长、普通校长、中层骨干的价值认同和自我实现，引发了更大的冲突矛盾。
需要更智慧的应对
我们从众多的不同文化的教育体制样本中提取两个来对照检视，一个是台湾地区，一个是北欧的芬兰。我们注意到台湾地区和我们同属于东亚文化、同文同种，但是没有出现公立教师离职潮的现象。芬兰这样一个北欧文化背景的国家也从来都没有出现类似的大规模离职现象。
我们采访了一位台湾地区公立学校的教师赖志远，了解台湾教师的薪酬体系以作为横向的对比，他给我们的回复说：
“以2010年来说，一个新进职场的教师大约一个月的薪水是五万元新台币（含兼课费用），年薪大约十二个月加上一个月考绩奖金、一个半月的年终奖金。每年随着年资增长，薪水也会涨”。
当问及教师职业在整个社会的地位时，他回答道：
“在台湾大学其他毕业生的平均起薪更只有二万三千元（新台币）左右。相较之下，教师起薪就有五万元（新台币）。而且在台湾地区，教师是没有任何的灰色收入和非法收入的。”（注：50000元新台币约等于1.1万元人民币）
而在教师幸福度最好的北欧国家芬兰，自1979年开始，芬兰国家就规定中小学老师属“研究型”职业，必须具备硕士学历，师资教育为五年，这几乎是全球最严苛的规定。但相对应的是，教师是芬兰最受欢迎的职业，年收入可达五万美元左右（约等于33万人民币）。
“芬兰教师因自主、专业和改变年轻人的生活而受到尊重。”而且芬兰教师平均每周工作32个小时，十分注重教师的生活质量，认为快乐的老师才能成为好老师，劳累的老师一定不能持续干好工作。
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要真实地解决公办教师的离职潮问题，恐怕还得回到我国公办教师体制本身，这就要求教育主管部门要有更高的智慧，更开放的心态，更务实的措施，更民主的手段，更勇敢地担当，不断地深化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改革应当如何落到实处呢？我们认为至少可以从以下几点开始：
拓展教师自主教学空间
给予教师相对充分的课堂自主权，不让过多“杂”事占用教师的业余时间。
给予校长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努力实现教育家办学，给校长更多地资金、人员、学校的硬件环境支持。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
不仅加强教育圈内的学习交流，也要定期邀请社会名流进入学校举办相关教育讲座和分享活动，或不同行业身份的职业人来互相分享相关体验经历等活动，透过和社会的互动，使教师形成对于工作的积极认同。
制定多元激励措施
在普遍提高一线教职工的收入、福利的基础上，设置多元激励计划，包括但不限于提供个别化的专业津贴荣誉奖项。
无须紧张
在调查中，我们还发现一个可能被有意无意忽视的现象。那就是所谓的“公立教师离职潮”现象可能并没有想象的那样严重。相对于每年大量的公招入职人数，教师离职的比例依然非常少。
2018年上海的中小学、大学教师资格证报考人数仍在上涨。/新闻晨报
之所以离职的现象在今年成为一个个热点，一方面可能是名校的校长离职带来的震动确实更大一些；也不排除有媒体要借着炒作这样的现象来吸引眼球。再者，也不排除一些期待从体制内挖人的机构借此和一些媒体共同炒作，以扩大机构自身的知晓度。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公办教师从体制内流向培训机构、流向私立学校、流向互联网教育，或者自主创业的其他行业，对公办教师体制只是暂时的阵痛；但是对于整个社会而言，则是利大于弊，没有教育人才的流动就不能促进教育的全面发展。这些已经在体制外的，则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空间和资源，去做大量有价值有意义的教育探索，去实践出我们所认为的美好教育，去行动出教育的另外一种可能。
本文整理自《教育蓝皮书：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8）》P2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4月，编辑略有删减。
作者：施济（成都问对教育智库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