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的《理想国》提供了两个范式，一个是讨论理想化的组织，另外一个是以对话形式展示作者的多维度思考模式。这一点，被尼采吸收，他在20几岁写出《论我们教育机构的未来》。虽然尼采没有在标题中明确写《理想的教育机构》，但是其核心内容还是在讨论什么才是理想的教育机构。
作为一个哲学家，尼采非常聪明。他的书把连续五次演讲稿组合在一起，提出了当时德国教育遇到的大问题，但是没有结尾，也没有提出改进方式。这就是尼采聪明之所在，提出问题容易，如何解决教育的问题？这个实在难。我相信尼采一定思考过解决方案，一定没有完美的答案，欠缺这部分显然是最佳的选择，免得后世评价他，原来也这么肤浅。
目前对理想完美大学最基本的要求为：大学的独立与自治、学术的民主与自由。
大学起源时，具有独立运行的基因，并被保留下来。但是早期大学显然不是理想的完美大学，“早大”处于原始状态，规模和内容以积极社会影响力都低，且缺乏学术的追求。等到柏林大学之后的研究型大学时完美大学吗？这些“中期”研究型大学扩大了规模，增加了科学追求，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但是其独立与自治功能开始下降，受社会和政府的影响越来越深，以至于在尼采的时代就开始抨击教育的这些所谓新进展，认为丢失了教育的传统。到了现代社会，大家对大学的诟病越来越多，离心中的理想大学相去甚远。
这就出现了一个悖论，教育在发展，也变得越来越不理想。
既然从来没有出现过理想的完美大学，是大家的胃口太高？还是从一开始的设定条件就有问题？
我觉得是初始设定条件出了问题。为什么大学非要完全独立与自治呢？
人是社会的人，大学是社会的大学。只要大学一发展，其社会性立即凸显。大学一方面享受着社会化带来的资源注入，一方面又谴责社会需求带来的压力，这显然解决不了问题。在这一条上，我觉得应该修改为“大学与社会协调”。这样，看似有理想大学影子的候选大学就增多了起来，也给大家增加了很多信心。
关于第二条，学术的民主与自由。学术可以概括为科研人员进行科研所需的必备行为与条件，包括上课、做科研、写文章等等。早期的科学处于大树的根部，百废待兴，在任何方向上都可以做出像样的成果。所以，自由学术很重要，这样可以在更多方向上取得成果。到了近代，科学已经爬上了树干，甚至到了枝叶。完全的自由科研，会产生很多低效率的后果，重复性科研，没有前途的科研等等，造成巨大的科研浪费。具有一定指导性的科研，可以在有限的资源情况下，集中精力突破。这种模式，科研自由性会部分让渡，但是，却增加了科研模式的多样性，而后者在人类科技文明高度发展的今天，可能更为重要。
以上两条，可以做为当代大学的代表性理念。过于执着，会丧失了对社会发展的尊敬。
旧为新用，而不是念念不忘过去，提出一些所谓“捍卫大学”的不切实际的口号。就像辜鸿铭维护自己的辫子一样，有道理，但可能过时。
适应新时代文明发展，并为新文明做出贡献的大学就是“理想”大学。否则就会被社会抛弃。
讨论理想大学其实本身就是悖论。退而求其次，可以更加实际地讨论“成功的”大学。
从这个角度，历史上成功的大学非常多，而且可以从不同角度认定其成功。第一所大学是成功的，确立了模式；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是成功，扩展了大学功能；现代很多大学是成功的，为社会培养了很多人才。
我们修改上一句，适应新时代文明发展，并为新文明做出贡献的大学就是“成功”大学。
大学建设永远都在路上，思维在变化，社会环境在变化，而人的最本质人性则基本没有变化。大学中的权力分配和资源分配始终是最本质的问题，会深刻地影响其发展理念、学生教育、科研体系、学校文化等等。
以后，各种成功但不理想的大学会越来越多，而且会是常态。目前的大学之所以被民众接受，主要是大学还承担着系统的知识教育、文凭信用体系、与科研及思想产出等。前两者会被社会教育资源崛起而逐渐改变；科研与思想产出，也极可能被大型公司部分取代。将来，大学的存在基础会不牢靠。
我在想，与其烦恼大学是不是理想的大学，还不如担忧大学的将来命运。只有做出特色的教育体系，稳固其存在的社会价值，大学才能在未来的风浪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