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9日，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到伦敦南部克罗伊登区，安慰当地居民。在大街上，他举着一条笤帚，似乎寓意人人可以起来保卫自己的家。这样的秀，如果你看过他在2008年，在北京市长郭金龙手里接过奥运会会旗的时候，你一定不难想象他拿着那把笤帚时候，还是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情。
鲍里斯的笤帚代表了一种立场，是保守党的传统观点，也是执政党最热衷展示的政策：严厉打击犯罪。就在今年6月底，保守党主导的联合政府通过了一条法律：屋主有权对入室抢劫者，动用刀子进行自卫。之前，屋主对于入室抢劫者，只能采取报警或者不使用武器威吓方式，使用武器反而会遭到起诉，这点一直在英国社会饱受争议。保守党大权在握，试图逐渐引入强硬的措施来对付治安，而其最根本政治动机，则是试图修正一些愚蠢宽容“政治正确”主导的政策，树立不同于新工党的形象。
客观地说，假如回顾历史的话，这场骚乱是英国社会的一场阵痛，而不是一场茉莉花革命。每当英国社会经济陷入低谷，这样的大规模骚乱都会出现，1981年，1985年，1995年就有过类似的骚乱，发生地点也相似。然而，这次事件有些不同。在事情逐步恶化的过程中，骚乱的快速蔓延，至少有两点启示。
第一条是让英国警方重新认识有组织犯罪。英国警方和公众有一个普遍的看法，在英国，有组织的犯罪，并没有像美国和欧洲国家那么严重。确实，在英国社会里，没有黑手党、山口组这样大规模的犯罪集团。在老伦敦人的记忆中，只有来自东伦敦的克雷兄弟（KrayTwins），在50-70年代，曾经有过一段称得上叱咤风云的“伦敦黑帮”时代。与在托滕汉姆的黑帮不同，兄弟是伦敦东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为主。
克雷兄弟是典型的东伦敦工人阶级家庭背景，当年二战后的东伦敦逐渐失去了工业和港口依托，两兄弟热衷拳击，以好勇斗横逐渐扩展了自己名气，控制娱乐业，并且收买议员，将势力拓展到西伦敦。
现在克雷兄弟，成为英国流行文化中的一对标志性人物。相比之下，位于北伦敦托滕汉姆的黑帮，简直是当地少数民族社区与主流社会恶劣关系的产物。该地区的帮派成员已黑人为主，2007年英国工党政府废除了近两百年的“嫌疑人搜身法”（“Sus”Law），赢得了当地社区赞扬。这条法律允许警察在巡逻时候，可以随机要求搜查路人，而被搜查的大多数是黑人。这造成了经常当地警察和黑人社区长达二十年的紧张。“嫌疑人搜身法”虽然废除，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双方不信任的状态。
在伦敦北部的托滕汉姆的骚乱，很快蔓延到大伦敦几个区，进而蔓延到英国主要大城市，而出现骚乱的区有一些共同点。在本次事件中，被枪杀的马克·杜根（MarkDuggan)家属能够一下子召集300多人出来示威，这不是一般的家庭能够做到的。虽然杜根女友一再宣称，他是无辜的，但是熟悉托滕汉姆黑帮生态的托尼·汤普森（TonyThompson），在8月9日的伦敦《标准晚报》（相当于《北京晚报》），描述了当地黑帮在过去40年的演变，而杜根属于旧帮派的元老，新兴帮派的创始人。
这次骚乱给英国警方和社会一个启示。在英国可能存在一个松散的跨城市的犯罪联盟，他们植根于“多元文化”掩盖的下的社会边缘，与前辈不同，他们能够使用推特、Facebook和黑莓手机联络。
第二点，也许是本次骚乱更加深层的原因，也是英国社会一个痼疾。如果你在伦敦生活过，会知道这座城市与老北京一样，老北京有“东城贵西城富，穷崇文破宣武”之说，而伦敦的西区是富人区，南、北伦敦是少数民族和移民聚居的地区，东伦敦是工人阶级根据地，现在印巴人渐成主流。
当一个伦敦人听到Hackey，Newham，Brixton，Ealing，Croydon这些地名，会很快在脑子里，快速地与“多元文化”相连，人口构成中白人比例平均不超过50%左右，而英国全国白人人口超过90%。与二十年前的骚乱相比，本次伦敦受灾的地区，几乎没有变化，相反有所扩大。
笔者对照了英国多重社会剥夺指数（IndicesofMultipleDeprivation）。这是英国在2001年人口普查的时候，设计的一套指数，用于衡量一个地区社会剥夺（SocialDeprivation）严重程度，它对英国三万多个小型地区进行评估，这套指标可以转换成地方政府（localauthority，大约有352个）层级的指数，在伦敦这样的地区政府有32个，目前发生骚乱地区基本是属于严重社会剥夺地区，当闹事者势力足够强大，胆子再野一点，就会进入富人区破坏。
继伦敦骚乱之后，英国几个大城市陆续发生骚乱。情况变得复杂，闹事者成分更加多样，但是他们一个共同特征就是属于在当今英国被“社会剥夺”的一批人。伯明翰是英国第二大城市，是少数民族聚集之地。
最值得对比的是利物浦和布里斯托，这两座在大英帝国衰退之后，经历了不同命运的城市。利物浦是一个极度社会剥夺的典型。利物浦曾经是英国最大港口，工业革命时代的重镇，而现在当地经济发展乏力，80年代失业率居英国前列，2001年曾被称为欧洲最抑郁城市，甚至有些区域被视为一座令人绝望的死城，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得到积极改善。在2010年，英国大选期间，一家保守党的智库经过研究，得出这样的结论，应改把利物浦这样失去复兴希望的城市，彻底放弃，把人口迁移到富裕的南方来。
作为利物浦曾经的对手，布里斯托在北美殖民时代，曾经是英国最大的港口，在工业革命时期输给了利物浦。但是与利物浦全面的衰弱不同，布里斯托失去了港口地位，但是在航空业、机械制造等领域得到了发展，这里有空中客车、劳斯莱斯的工厂和研发中心。即使如此，这座城市历史遗留的黑人社群，并没有从这座城市的复兴中受益。这座城市发生的骚乱，发生在靠近圣保罗区，一个加勒比海黑人为主的社区，也是英国的贩毒区。距离这个区步行不到二十分钟，就可以很快到达这座城市2008年开业的高档购物商城，在本次骚乱中，被闹事者视为主要目标。就在三个月前，这里就爆发过一场类似的骚乱。
从长期效应来看，这场蔓延的骚乱，应该比经济危机对英国政治更加有影响力。卡梅伦施政至今，主要是一种短线运作。这种短线操作，往往需要一些噱头去配合。比如，去年以来，卡梅伦力主推出一条项幸福指数。作为习惯了与不同的心理指标打交道的人，我理解这种所谓的幸福指数，假如使用方法不同，就是一套悲惨指数，这完全取决你从哪一端开始看。
卡梅伦在上台之初，鼓吹大社会政策，在五个极度贫困的社区试点，笔者对其效果并不乐观。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大力削减对社区和慈善基金的投入。两者相互作用的目的，简而言之，就是想少拿钱做福利和慈善。这种没有资金支持的理念，缺乏对于社会剥夺社区提供长期的造血能力，除了引发精英人士义正词严的谴责之外，来自被剥夺社区的声音和这些社区对未来的期待，只会被政客所利用，而不会被人们真正听到。如果这场骚乱只是招致道义谴责和对严厉镇压政策的鼓吹，对于保守党和英国政坛设计未来议题毫无作用，那么在去除“政治正确”，动摇“多元文化”的同时，英国迎来的将是一个“社会虚伪”的文化。
